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思考、现实思考、理论思考【2】

三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最高层面的要求是进行理论思考。理论思考是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以抽象性为主要特点，在具体的、实在的、经验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概念、范畴等基本元素，透过历史现象剖析历史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以理论形态将认识成果固定下来。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理论思考，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对历史认识进行理论抽象的工作；是把党的经验所透射的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过程；是把历史本质和规律加以理论表述，使其能够转化为党的工作的理论指导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抽象力是理论思考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工具。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这里的“抽象力”就是指理论思考所运用的理论抽象思维方式。只有借助这种抽象的逻辑思维，才能更好地展现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规律过程和真正价值，实现内在的“具体”。这是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具体来讲，科学抽象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认识从“完整的表象”开始，借助于抽象力，由感性具体上升为理性抽象，但这时候还没有揭示出对象整体运动的规律；“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即从理性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实现多种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揭示对象整体运动的规律，达到认识的整体性升华。就中共党史研究而言，在“第二条道路上”，我们可以找到理解历史的“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页。），“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进而让“死去”的历史“复活”，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抽象力的典范。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马克思从纷繁芜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社会历史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矛盾，构建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以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为例。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7页。）因此，马克思在研究大量经济的、历史的和理论的资料基础上，抓住了“资本”这个“普照的光”，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在论述资本的时候，马克思又在纷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中，首先抓住了“商品”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这一最普遍、最基本、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要素，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起始范畴，科学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进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并以此为理论逻辑的起点，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这里，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是适合一切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感性的、具体的历史知识，只直接反映历史的现象，还不能认识历史内在的本质属性，只有运用概念、范畴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抽象的方法，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统一起来，透过历史现象深入历史内部，抓住核心问题和基本要素，将历史的各种条件、因素、个体、局部等联系起来，将内部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才能从历史发展中说明原因与结果、从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从个性中发现共性，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预示历史发展将开辟的前进道路。这种对历史本质和规律认识的系统化、完整化，并以理论形态加以表述，才达到了对历史更深刻、更正确、更完整的认识。这些，都不是一般地说明历史是什么，而是深刻地说明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一般地说明历史从哪里来、是怎么走过来的，而是深刻地说明历史为什么这样走，还将向哪里去。

就中共党史研究来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很好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就理论思考的角度来看，对历史作表面化、一般化叙述的作品多，有分析、有观点、有理论深度的著作还少了些；堆砌史料、罗列文件的多，抓住历史的核心要素、科学地具体再现历史真实、揭示历史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还少了些；进行个案研究、微观研究的日益丰富，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过分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和琐碎考证，缺失宏观背景、缺少理论关怀、缺乏问题意识，历史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这些都是应该下力气解决的。

第二，坚持理论思考，实现理论创新，推动事业发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理论思考对历史认识不断反思和批判，不断否定和提升，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逻辑上的层次飞跃，综合、概括、总结出新的具有理论形态的思想内涵，作为指导工作、推动事业的思想武器，是理论思考的更高要求。

研究历史，我们会常常发现，在重大关头或者是重要转折点，历史的前进不仅需要实践的勇气，更需要理论的指导、思想的引领。实践证明，发自社会历史内在要求的思想理论的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指明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规律，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的解放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20世纪初，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现实，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中，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页。）的结论，照亮了俄国革命的道路。正是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革命一举成功。这不仅证明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断的正确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革命理论当然是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但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我们党的历史同样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是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基本特点，得出了只有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中国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结论，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通过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速度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从而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和这个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重要思想，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总之，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客观叙述历史过程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运用理论抽象，深入历史内部，更好地说明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当然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善于把经验上升到深刻的理论，是党史研究的更高追求。这就需要进行理论抽象和概括，进行理论思考，把党史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成就升华出来，形成新的理论、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观点，并转化为党的指导思想，保证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

四

坚持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进行历史思考、现实思考和理论思考，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必须坚持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指导，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列宁认为，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观点，就不会有社会科学。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历史科学。中共党史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分析和解决党史问题，保证党史研究的正确方向，科学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推进党史研究各领域不断发展。

二是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政治属性，也是其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各民族人民利益忠实代表和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统一。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科学精神是对科学真理的真诚追求。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要坚持用是否真正做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切实做到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历史的评价标准，正确处理党的历史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只有这样，党史才能成为信史，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党史的结论才能贴近真理，富有科学的说服力；党史才能起到春风化雨、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三是贵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这是党倡导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倡导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他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外国的经验要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某一种模式。他在1988年5月18日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只有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才能放开视野、开拓创新，富有创造性地进行历史思考、现实思考和理论思考，取得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北京10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