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共上海区委的城市支部研究【2】

四、支部存在的问题及针对性改造

党支部只有搞好以组织力为中心的自身建设，才能影响群众。但从上海区委的往来文件看，城市支部尚存在不少问题。

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参与度是组织力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相关资料，沪区党员加入支部后，整体上对组织的忠诚度和参与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工人和学生的阶级意识不强。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同乡会、帮会等组织在工人中有重要影响，不少工人既是党员又是帮会中人（〔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01—102页。）。区委发现，许多党员不是因阶级信仰而入党，而是因为同乡、帮会兄弟姐妹中的党员介绍才加入组织。这样建立的组织并不稳定，如果介绍人与组织脱离关系，他所介绍的同志常常会步其后尘。许多工人支部党员之间的关系靠帮派和姊妹关系维持。不少同志“帮口”“姊妹”“兄弟”观念很深，对帮会的忠诚度高于对党的忠诚，他们“只知有帮派或姊妹们的情谊，而不知有党”（《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8页。）。在此情况下，党员必然与组织疏远，甚至“尚有不知自己的加入者为何种团体之党员”（《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1页。）。

同时，以感情发展党员的同志介绍完熟人后发展组织的能力迅速下降，支部很难进一步扩大。这点在外埠表现得更为明显，外埠党支部多集中于某个区域，支部内的人际关系较为简单。如南京地委认为浦口第三支部建设得不错，书记赵文秀对党的信仰坚固，但该支部党员“皆系工程处工友”，发展同志成绩较差，在1926年4月至6月革命形势高涨的情况下，竟没有发展一名党员（《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72页。）。南京团组织建立时多是安徽人，于是安徽人便介绍安徽人，到1926年春“安徽人还是独多”。地委认定南京党团组织“还不能打出宗法关系及地域关系，而在实际斗争上与一切民众接近”，并要求支部调查党员的“扩大组织力”。（《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61、163页。）

阶级意识不入脑，党规定的同志关系便难形成。在学校内，有固定的师生、学长和学弟的关系构成系统，使得组织关系难以贯彻。如南京学生支部高年级学生有“元老习气”，轻视低年级学生，导致普遍对党务“毫无兴趣”（《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70页。）。宁波地委的知识分子支部因有“小资产阶级”脾气，认为在支部内就是书记的“属下人”，对支部命令并不看重（《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78页。）。上述情况使很多支部内部形成各式派别，甚至“互相倾轧”（《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83页。）。

党员参加支部会也不积极。区委几乎每次给部委和支部的通知都强调开会，但情况总不让人满意。区委在1926年5月发现，“数月不曾开会之支部，数月不曾到会之党员”，“累累皆然”（《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1—182页。）。这种情况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都没有明显好转。不开会的理由多为天气不佳、支书忙、未及组织等。区委批评这些支部只是跟随革命形势，是“尾巴主义者”（《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72页。）。甚至有些支部一直不开会，只能解散。

支部会难开的原因主要有会多、会场难找和党员不愿参会等。机构健全的支部一周内如果大小会全开，可能支书每天都有会，甚至一天要开几个会。这对整天为生计奔波的下层群体而言无疑是一种负担。会场难找也一直是各支部不能按要求开会的理由之一。上海党处于秘密状态，支部会须在较能保密的地方开，而党员没有固定住所和群居者较多，找会场自然成为难题。无锡独支一次开会选在工友家里，但和他同住的人很多，“只好任他们旁听”。第二次恰逢中秋节，“开会的地点难极了！”最终选在庙里，“可是烧香的来了！来玩的都来了！无法只好回到工房里去！”（《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69、371页。）党员不愿参会的原因又分好多种，其中很多党员认为参会占用自己的时间。随着北伐日益推进，北洋政府加大了镇压群众运动的力度，一些党员因害怕而拒绝参会。开会对党员来说缺乏吸引力也是重要原因。支部会十有八九是政治报告，支书往往机械地向党员做报告，难引起听众的兴趣。普通工人对宏大主题和对他们来说绕来绕去的“阶级斗争”、各种“主义”、“剩余价值”等抽象概念，以及众多拗口的外国人名字，并不感兴趣。上海纱厂支部的党员有些不耐烦，问道：“开会有啥个道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415页。）每次支部会开得时间也长，一般达四五个小时。团广东区委发现，支部会用时过长，导致“同志心里真是耐烦的了不得，结果不特一无所得，而且下次会议，或托故不出席了”（广东省档案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5页。）。这种情况在沪区也广泛存在。各支部普遍反映党员对开会“无兴趣”。区委多次动员各部委（地委）想方设法使支部会有趣味，团浦东部委甚至索性安排各支部开会讨论“怎样使开会有兴趣”（《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330页。）。

会开得不好直接导致支部难以正常运转。首先，机构健全的支部比较少见。虽然上级规定由干事会负责分配支部成员工作，但整个大革命时期，各支部成立干事会的并不多。团小沙渡部委有18个支部，仅三个支部有干事会，且只有一个干事会开过会（《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283页。）。成立党小组的支部更少。其次，众多党员很少参与组织工作。党分配给支部的工作多直接布置给支书，而大多数支书不能将任务有效地指派给党员，因而经常造成只有支书或支干在工作的情况，影响了整个支部的效能。再次，支部纪律难以贯彻。如南京地委要求各支部强制让党员推销党报若干份，而不识字的党员自身不买，身边也少有识字的亲友，推销报纸对于他们成了难以完成的任务。上级不便展开处罚，只能不了了之。沪区调查发现，宁波地委曾把《向导》堆积在室内，而不设法推销，只得予以书面批评（《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75页。）。

支干是支部的核心，但能胜任者不多。虽经常接受政治教育，支书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做危害整体利益的事。1926年夏，杭州、南京等地的干部在动员工人参加运动时，常许诺“你们如因此次风潮而失业，我们可介绍你们到上海区委，给予工作，或派到广东及莫斯科去”（《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17页。），间接造成两地冒险主义抬头，以致失业工人聚集到上海区委所在地，使区委非常被动。有时为邀功，工厂支部上交的报告常夸大其词，出现问题时又推脱责任（参见《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8页。）。区委评价各支部“每次对于上级机关之报告，则临时敷衍，随意欺骗的地方很多很多”（《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82页。），使上级不能掌握真实情况，这也是区委要求支部多交统计表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些支书为获得发展党员的奖励，竟不择手段。南京地委下关区的两个支书为了争夺党员到自己支部，发生了多人参加的械斗（《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93页。），严重影响党组织在当地的形象。因上级把支部当成“核心”，支书手中均存有一些区委重要文件，如果外泄将产生严重后果。团上大支书郭肇唐在1925年秋赴莫斯科留学时，竟将团的刊物、通告等文件裹在一起随意抛弃，幸被一名团员捡到，团地委决定给予其留团查看处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第164页。）。此外，区委认为党费关系党的纪律，但各支部的征收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各地大多数未曾征收过”。

面对上述问题，1926年7月，上海区委批评所属各级党部工作“涣散松懈”，决定对支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72、273页。）。区委认为，加强支部组织力建设的关键是提高党员的参与度，主要方法是实行民主选举。区委把支干的任命权下放给支部，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提高党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感。部委（地委）则由辖区各支部选举产生，使党员对整个组织系统“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念”。区委还决定进一步扩大选举，召开全区代表大会改选区执委。（《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41—142页。）此外，为使支部关心整个党工作，消除其对上级的畏惧感，区委要求各支部经常批评上级部门的工作，以强化党员对组织的认同。沪区同时规定严格执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无论什么问题都要经过支部讨论，党的任何决策，都要在支部中报告，由支部直接在群众中起作用，不再由上级越俎代庖。

对巩固和发展党员，上海区委要求党员摒弃亲情、同乡、帮会等对组织的牵绊，心存阶级观念，忠诚于党和组织，并在工作学习中发展工友、同学等本阶级的人，使党员“不是加入他所要好的朋友或帮口姊妹们以感情相联络的党，才能使党有真正的基础”，最终让加入组织者是因信赖组织而入党（《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9页。）。但此项工作到大革命结束时仍未见到明显效果。

在支部训练方面，重点调整开会的内容。区委要求各支部应“多讨论各种切身利害的问题”。工厂支部“应讨论如何对付工贼与走狗的破坏，如何对付资本家的压迫，如何准备罢工与罢工后错误的批评，如何组织发展工会”；学校支部则“讨论如何驱逐或对付腐败的教职员，如何促醒右倾的学生分子，如何改善学校教科，如何组织或影响学生会等”。（《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17页。）大的政治问题仍要讲，但不再占大部分的时间，以提高党员的参会兴趣。

五、支部与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革命实践能检验支部工作成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沪区进行支部改造后最重要的革命活动，其对支部的意义不言而喻。1926年夏，上海区委为迎接北伐，在小沙渡地区发动了一场罢工，这是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发动的重要群众运动，区委对支部组织动员工人的工作寄予厚望。赵世炎、项英等人在罢工前专门与小沙渡部委“许多支部书记谈话”，商讨罢工策略（《罗亦农文集》，第399页。）。沪区还专门成立了罢工总指挥处。罢工从8月20日开始，共持续28天，2.6万余人参加。但区委认为这场运动是失败的，主要是“党的系统”没起作用。运动由罢总发号施令，无形中取消了部委。没了上级，“支部等于灭亡了”，致使整个运动“几乎看不见还有党的存在”，“党的群众的组织完全消灭”，“同志可以不要支部，支部可以不要部委”。（《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62页。）陈独秀也认为此次运动暴露了党动员工人能力的不足，指示沪区要整顿支部（参见《罗亦农文集》，第403页。）。区委规定，以后群众运动不再设类似的总指挥处，强调发动群众运动时，区委指导部委，部委指挥支部，完全依照“党的系统”去指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64页。）。

中共认为起义成功的希望“一由上总（即上海总工会——引者注）管领，一应在以党为中心”（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2页。）。党制定工运路线，由支部在基层组织动员工人参加革命。但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看，支部一直没有达到党的期望。虽然在1926年秋，杭州的60名党员发动了1000名群众参与罢工，工人支部“总算起了相当的作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03页。），但这种闪光时刻毕竟太少。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区委发现各地党组织仍“形同虚设”，“没有一个真正的布尔雪维克的支部”（《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416页。）。依靠支部组织罢工、发动起义显然不可能。该次起义在1926年10月23日举行，以单纯的武装暴动为形式，主要由工人纠察队执行。支部在此次运动中没有起到配合作用，“各支部同志对党不信任，觉无实力”，运动开始后，不少支部迅速流传警察要抓党员的谣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页。）。第二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2月中旬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支部主要负责对工人鼓动宣传，任务完成得也不算好。起义被镇压后，法租界“好几个支部找不到”，引翔港部委开支书联席会，“只到两人”，浦东部委的支部会已“无法召集”，只能采用个别谈话（《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8、139、161页。）。第一次、第二次武装起义后，上海区委都提出要整顿支部，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但效果均不理想。支部在三次武装起义中反而呈更加涣散之势。1927年3月初，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沪区发现党的支部仍只有少数能够照常维持、发挥作用，“有些支部简直行［形］同解散，支部同志找不着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召集不拢所属的同志”（《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48页。）。此次起义后，区委甚至发现“很多部委及支部不知道自己所属的同志数量”，党员数目“只是凭部委、凭支部的空口报告，这是很夸大很欺骗的现象”（《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41页。）。沪区公告和区委领导人常流露出对支部工作的失望之意。

同时，党员在上海工人、学生总人数中占比太低，难以对群众产生影响。市区支部在重要工厂、学校等机关的普及率稍高，但党员占总人数的比例仍然很低。如浦东在1927年初有2万名工人，中共在祥生铁厂、公益纱厂、码头和英烟第一、第二、第三厂设有6个支部，共204名党员，党员占工人总数的1%（《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98页。）。外埠大单位内党员占比同样不高，如1926年8月，宁波东门支部所在地有店员1000人，党员却只有5人；小单位如锡箔工厂虽有党员有12人，占工人总数的12%（《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225页。），但由于总数很小，党员的高比例有一定偶然因素。加上党处于不公开状态，党支部成为群众核心的目标难以实现。根据上海区委在1927年3月中旬的统计，上海市能起作用的党员超过300人，但“真能在群众中活动的，不过三分之一”，这些人多数是工会中人。多数支部“终是躲避群众，保守秘密时代的行动，不肯到群众里面去活动，纯全是小团体的习气”。（《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37页。）

中共组织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不得不依仗工会。上海总工会受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领导，能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但上总也存在基层与上层脱节的现象。上总把上海分为数个工业区，负责人是组织员，由其组织联络各行业工会和工厂工会，成为各工会的实际领导者。组织员党性不高，多与帮会存在联系，在工运中常以捞取物质利益为目标，有很强的投机性。沪区发现小沙渡罢工中工人领袖“可以说毫无表现”，“揩油”“要钱”的很多，有的甚至要钱不遂便威胁罢总领导人要向巡捕房告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57—358页。）。区委认为“组织员制是少数人包办工会”，应予消灭，规定工人区域之职工运动由党部委负责，部委书记就是上总代表，工厂支部应真正领导厂工会《（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379、387页。）。但此项目标未能实现。中共“大规模地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07页。）。上总和帮会、资本家有联系，甚至一些党的工运领袖为方便工作也加入帮会。由于工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卓有成效，改组工会的工作一直没能进行，组织员制度也没能取消。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都设立了罢工总同盟，工会的组织员在动员群众时依旧起重要作用。工会与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还夹杂着帮会认同及同乡观念，工人实际上“只相信上总”，对“部委与支部的信仰不能好”（《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4页。）。第二次武装起义被镇压后，工人都找上总解决失业、抚恤等问题。杨树浦的一些工人纷纷找组织员，组织员们都不敢开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38页。）。这也间接证明上总在工人中的影响力。

区委领导人也明白资本家和帮会“左”“右”摇摆不定。有学者认为中共当时弹性利用“阶级分析”，把能参加革命的资本家视为“资产阶级左派”（参见冯筱才：《“左”“右”之间：北伐前后虞洽卿与中共的合作与分裂》，《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实际上，上海区委此举更多出于迫不得已。如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沪区和国民党中央驻上海特派员钮永建约定双方分别带350人和1000多人。但沪区实际只来了200人，钮永建也仅派100余人。不到400人的队伍在徐家汇等处“一闻枪声，马上就跑”。许多由组织员推荐上来参加暴动的纠察队员在暴动前却找不到了。罗亦农评价该次暴动“结果是大笑话”。（《罗亦农文集》，第146—147页。）但上海区委更明白革命潮流来之不易，所以才在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不断地灵活利用帮会势力和大资本家的力量。当时常在广州的瞿秋白对上海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他于第二次武装起义后指责沪区在工人罢工后不进一步领导鼓动群众，对“大资产阶级之各派钮铁［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则费尽心力谈判，而且仅仅谈判，仅仅利用各派之间之暂时冲突，或仅仅接洽商总联会首领”。他指责上海区委执行的是“卖阶级的策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55页。）瞿秋白对工人的“阶级性”估计得过于乐观，不理解沪区的困境。

六、结论

大革命时期，中共试图把城市革命引入上海。沪区党提高支部组织力的诸多努力背后，均有俄共（布）经验发挥影响，区委领导人罗亦农、赵世炎、庄文恭、尹宽等更是直接来自旅莫支部。沪区党组织建设以阶级划线，强调党员对“主义”有信仰，对组织要忠诚。但在20年代，上海地区工人的阶级意识并不清晰，工人党员对党也多是一知半解，多数党员对帮会、同乡会、姊妹等“封建关系”的忠诚度仍高于对党组织的忠诚度。众多党支部在组织运行和革命实践上均存在不少问题，上海区委甚至难以找到内部机构健全、能够按时开会和上交工作报告的支部，未能达到组织建设的目标，支部最终也没能胜任党所赋予的成为“党在群众中的核心”的任务。中共对城市支部的重视与城市革命路线紧密相连。沪区要求支部做群众引领者和城市革命的推动者，但从实际效果和区委对支部的评价看，多数支部只是跟随革命，成为“尾巴主义者”。赵世炎感叹：“群众的革命潮流高涨，而我们在后面追赶”（《赵世炎文集》，第565页。）。此情况与中共以支部带动革命的目标相差甚远，也折射出中共城市革命的历史境遇。

尽管如此，在建党之初的困难情况下，中共仍不懈地把支部工作和基层组织的政治工作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在当时各政党中绝无仅有，也使中共把握住了领导革命前进的钥匙。中共是一个“主义”笃定、目标远大的政党，并不因一时挫折而改变工作方向。高桥伸夫和王奇生对二三十年代华中、广东等地区，以及李里峰对抗战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均揭示出中共基层党组织在运行实态上呈现与本文所述相似的困境（参见〔日〕高桥伸夫：《中国共产党の组织と社会——河南省，1927—1929年》，《法学研究》（东京）第70卷第6号，1997年5月；〔日〕高桥伸夫：《根据地における党と农民：鄂豫皖根据地，1931—1934》，《东瀛求索》（东京）第11号，2000年4月；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李里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支部研究——以山东抗日根据地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但这也恰恰反映出，无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极困难时期，还是在抗战期间发展壮大的关键时期，中共均一如既往地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争取做到以基层组织动员群众。而大革命时期支部建设的经验也一直影响着此后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此前确立的支部组织架构，以及会议、汇报、巡查、总结、检查、调查统计等支部工作制度在大革命后一直沿用，只是在具体实践上呈现差别面相，体现了支部工作制度的科学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中共也不拘泥于形式，在大革命后不断调整基层党组织建设思路。如抗战时期党不再硬性规定以阶级成分作为吸收和发展党员的标准，而是在坚持以农民、工人为主体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吸收地主和商人入党，以更充分地调动抗战力量，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述历程表明，中共具有既坚持原则又能因时应变、顺势而为的可贵品质。这也是中共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制度研究”（15XNH066）的阶段性成果。原载于《中共党史研究》，有删节。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