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中的波匈事件【2】

三、《参考资料》中的匈牙利事件

波兰十月事件引起了邻近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的关注。当时的匈牙利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人们把矛头指向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拉科西，而匈牙利党内长期积累的矛盾也爆发出来。党内外的问题相互叠加以及苏联的干预，在波兰事件后迅速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一）波兰事件的波及效应

可以说，匈牙利事件（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在波兰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从《参考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事件与波兰十月事件之间的关联。不过，仔细考察匈牙利事件发生前半年的社会状况，可以发现，匈牙利事件尽管受到了波兰事件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匈牙利自身问题的一次总爆发。当时的匈牙利社会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但矛盾最深的是人们对拉科西统治下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状况的不满。这种不满还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不和。波兰十月事件的发生使匈牙利民众从中看到了解决本国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希望。（具体可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15—223页。）。与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不同，匈牙利媒体对波兰事件进行了全面、公开报道，“匈牙利官方报纸和电台热情地欢迎波兰的变化”（《匈牙利电台和报纸评波兰局势认为匈牙利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和波兰类似的》，《参考资料》第827期，第5页。），“在卫星国家中间，对波兰立场的反应似乎在匈牙利最为热烈”（《美联社报道欧洲各国对波兰局势的反应》，《参考资料》第829期，第17页。）。不仅如此，“国家控制的布达佩斯电台广播了一篇声明说，‘波兰也能够作为对我们的一个教训，因为要考虑的问题是类似的’”（《匈牙利电台和报纸评波兰局势认为匈牙利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和波兰类似的》，《参考资料》第827期，第5页。）。随着波兰事件逐渐尘埃落定，匈牙利民众似乎从波兰事件中看到了希望，认为波兰事件是“可以效仿的榜样”（《匈牙利作家协会党委会要求召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改选领导机构》，《参考资料》第825期，第6页。）。受其鼓舞，匈牙利“多年来不敢作声的工人和基层党员们得到了自由和摆脱了束缚。他们埋怨他们工资菲薄，并且特别攻击党的官僚主义和一切薪俸拿得过高的官员”（《卡拉伊接见法新社记者说匈牙利将采用新的选举方法》，《参考资料》第820期，第18页。）。波兰方面也认为：“波兰目前所进行的民主化进展对匈牙利的情况不是没有影响的。尽管存在着语言文字上的困难，这里对波兰报纸感到极大的兴趣。目前在匈牙利和波兰所发生的事情看来是互有关系的。对我们说来，布达佩斯电台的广播评论对波兰爱国和进步势力所进行的斗争给予的匈牙利舆论支持乃是极端重要的。毫无疑问，我们国家这种斗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匈牙利同志们和朋友们的正当愿望是有帮助的。”（《波兰报纸评匈牙利政局》，《参考资料》第827期，第8页。）

（二）匈牙利事件的进展与反苏激烈化

从《参考资料》的报道来看，匈牙利事件的情绪发酵要远远快于波兰方面的局势，这一发酵过程在学生、知识分子介入后升级得尤其迅速和明显。与波兰十月事件更多地关注经济要求不同，匈牙利事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色彩。事件参与者不仅提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口号，还将矛头指向本国社会主义政权，从新闻自由、独立的法院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改革要求：“新闻自由同国家自由有密切的关系。说人民政府也好、人民民主也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如果它没有新闻自由，那只是吹牛而已。”“谁也无权影响法院的决定，不管他的官职多高。”（《路透社报道布达佩斯大学生集会要求恢复纳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政府的民主化》，《参考资料》第825期，第2页。）这些要求逐渐发展为向本国政府提出明确改革的“十四点”要求，其中包括根据普选权并且在几个政党参加下举行自由选举；重新采用有千年历史的匈牙利徽章；匈牙利领土上的铀矿完全供匈牙利本国使用；言论和出版的完全自由；彻底重新组织匈牙利的经济生活等。（《外电报道布达佩斯昨有二十万人示威要求自由》，《参考资料》第827期，第10页。）

此外，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初，匈牙利社会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也是十分强烈的匈牙利社会的反苏情绪很早就受到苏联方面的关注。当时的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在事件发生前发往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匈牙利社会的反苏情绪是由于匈牙利内部存在大量的敌对势力，群众受到敌对分子的影响，裴多菲俱乐部已成为积极行动的组织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但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拉科西的领导下长期存在党内不和的情况，无法对政治和社会局势形成有力控制，这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担心。随后苏斯洛夫、米高扬等人前往匈牙利进行调查并直接插手匈牙利党内事务，但苏共干预下的匈牙利党的领导层变动显然不能使匈牙利人民满意，进一步加剧了匈牙利社会的反苏情绪。（具体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196—242页。）。与波兰党和政府坚决保持与苏联的友谊不同，匈牙利民众的反苏情绪更加激烈且逐渐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10月19日法新社的报道指出，匈牙利“工人们要求经济自主，少依赖苏联经济，他们对莫斯科给予匈牙利援助的真实性和效果普遍感到怀疑”。工人们呼吁：“我们不需要从苏联获得援助。而是需要从西方获得援助。有了美元我们就可购买我们缺少的东西，而苏联只给我们果酱。”（《卡拉伊接见法新社记者说匈牙利将采用新的选举方法》，《参考资料》第820期，第18页。）这种强烈的反苏情绪，可能与拉科西长期的高压政治有关，人们需要一个发泄渠道来表达对长期经济社会困境的不满。匈牙利方面最强调的是摆脱苏联对匈牙利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控制。美联社10月23日的报道中说，匈牙利官方报纸《自由人民报》表示：“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或中国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能使我们用不着规划一条匈牙利的道路。任何外国的经验都不能代替我们必须自己做的思想工作。”（《美联社报道匈“自由人民报”支持学生集会上提出的要求》，《参考资料》第827期，第6页。）“苏联和匈牙利之间的友谊应该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路透社报道布达佩斯大学生集会要求恢复纳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发展政府的民主化》，《参考资料》第825期，第3页。）

与事件参与者的活跃表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在十月事件中的表现相比，匈牙利党和政府在事件中显得莫衷一是，模棱两可。在事件开始之初，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报对事件的发生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根据当时驻匈牙利的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匈牙利党报的自由化倾向在9月份就已经十分明显：“最近一段时间，报刊杂志上出现一系列言论。这些言论违背马克思主义，有时是公开敌视、辱骂匈牙利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他举出的例子就来自匈牙利党的机关报《战斗》《自由人民报》等。（具体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第263—265页。）。“我们的党和它的报纸站在青年的一边，赞成他们的大会，预祝他们成功。”（《美联社报道匈“自由人民报”支持学生集会上提出的要求》，《参考资料》第827期，第7页。）“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今天对学生要求进一步自由主义化的呼吁表示欢迎……”（《匈牙利电台和报纸评波兰局势认为匈牙利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和波兰类似的》，《参考资料》第827期，第5页。）学生在进行示威游行时，军队和警察也并未对游行活动进行干预。“学生们拦住了一辆满载匈牙利士兵的卡车，把传单拿给他们看。这些士兵读了传单，据说他们表示同意苏联军队应该离开匈牙利。”“警察没有干涉示威游行，也没有听说有什么冲突或发生什么事件。”（《外电报道布达佩斯昨有二十万人示威要求自由》，《参考资料》第827期，第10页。）不过，从10月23日同一天的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限度——“告诫学生提防那些要使资产阶级抬头的‘民族主义挑衅分子’。这些学生必须不让他们的示威变成反革命性质的示威。”（《外电报道匈牙利示威游行情况党报要求群众警惕民族主义挑衅分子乘机作祟》，《参考资料》第828期，第1页。）“广场附近看不到警察，但是有五卡车的士兵急忙赶到广播电台附近地区，他们对示威群众表示友好。”（《美联社传匈游行队伍与警察冲突据说已有一人死亡》，《参考资料》第828期，第3页。）

仔细查看《参考资料》可以发现，自10月25日开始零星报道匈牙利相关事态以来，匈牙利事件如同一列高速度的“过山车”，在短短一周内经历了酝酿、迅速发酵、爆发冲突、军事镇压的快速发展，其激烈程度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可见一斑。在匈牙利事件后期，10月31日报道了匈牙利方面工会改组、更换军官、释放政治犯、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等民主党派重新恢复等新动向，纳吉更一度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通讯社和电台报道匈牙利情况》，《参考资料》第850期（1956年11月2日上午版），第15—16页。）

（三）匈牙利事件的国际反应

匈牙利事件发生在波兰方面的局势逐渐稳定，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松了一口气的缓冲时期，其影响力使其他东欧国家不得不重新走向更加谨慎的立场。10月27日，合众社报道说：“在匈牙利引起叛乱的学生骚动波及到东德”，民主德国学生集会，“要求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匈牙利的自由战士们”（《合众社报道民主德国洪堡大学学生举行集会要求乌布利希辞职并实行民主改革》，《参考资料》第838期（1956年10月28日），第1页。）。在民主德国发生的情况促使该国领导人进行了细致地防范，乌布利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到工厂第一线，向工人解释：“人们应该早在反革命分子企图进攻的萌芽阶段就去粉碎它”；“匈牙利的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国家权力机构必须保持警惕以击破敌人的分裂阴谋；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民主化和人民的自由”；“我们必须先对波兰事件的发展有了仔细的认识以后才能发表这些材料。我们报纸的任务不是在发表一些最大的惊人事件上去同西方报纸竞赛，而西方报纸的任务却是在于挑拨、歪曲和否认发展的事实。”（《乌布利希等向柏林各工厂工人解释波匈局势格罗提渥说民主德国决不随意改组政府》，《参考资料》第838期，第32页。）捷克斯洛伐克则专门召开捷共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加强了与匈牙利边境的安全措施。和波兰事件发生期间采取的沉默态度一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报纸直到现在只字不提匈牙利的事态发展……这样，欧洲六个人民民主国家只有波兰和匈牙利的舆论相互之间得悉对方国家目前的形势”（《法新社报道捷、罗、保、阿等国报纸没有发表关于波、匈政局的消息》，《参考资料》第831期（1956年10月25日下午版），第19页。）。

而在西方国家眼中，匈牙利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以西方为蓝本的政治改革呼声应该得到呼应。《参考资料》相关文章即提到，南欧的意大利和南美的阿根廷的大学生举行游行表示支持匈牙利人民的抗争。“罗马一千多名大、中学生星期六拿着‘打倒独裁者’的标语通过罗马的街道举行示威。某些标语说，‘匈牙利万岁’，其他的标语说，‘匈牙利人，我们支持你’，‘波兰万岁’”。在阿根廷，“三百名学生今晚用石块攻击波萨达斯街的苏联大使馆……这次示威是为了抗议苏军向匈牙利人民射击的。”（《南尼在“前进报”发表文章谈匈牙利局势意总工会对匈牙利要求苏军平定暴乱表示遗憾》，《参考资料》第838期，第29页。）与匈牙利接壤的奥地利，在匈牙利动乱期间除了加强边境巡逻外，还表示要给匈牙利逃亡者以避难权，“如果这些人被追捕，他们的追捕者侵犯了奥地利的国界，奥地利将使用它所有的一切手段进行抵抗。”“我们的邻国匈牙利正受到严重的国内动乱的威胁。逃亡者正在到达我们的国境要求避难。不论他们逃亡的动机是什么，忠于民主精神的奥地利共和国将给予他们避难的权利。”（《奥国防部长视察奥匈边境奥司法和内政部长表示要给匈叛乱分子以避难权》，《参考资料》第838期，第17页。）进入11月份，随着苏联军队进入布达佩斯，不仅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行动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抗议，各国民众的示威游行也不断高涨，《参考资料》选录的报道中就有瑞士、瑞典、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美国、葡萄牙等国家的反苏游行与示威，不少市民还攻击了苏联大使馆。随后，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泰国、巴西、乌拉圭、阿根廷等也相继被报道爆发反苏活动。

四、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影响

由于发生的时间接近并且背后都有苏共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术界通常把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概称为“波匈事件”。但是我们从《参考资料》的大量报道中，可以发现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首先，二者起因不同。波兰事件的发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少数的政治改革呼声也是在经济改革被政府拒绝之后提出的，并且仅仅局限于“俄国佬滚回去”“释放囚犯”和“打倒秘密警察”等要求。匈牙利事件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改革倾向，直到最后甚至提出国家中立，改革现行政治制度等要求，矛头直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其次，二者影响不同。在波兰十月事件中，西方媒体的反应是有所克制的，尽管他们也关注波兰方面的事态并表示声援，但也出现了一些理性的声音——“如果认为波兰的新统治者们希望同俄国决裂，那将是愚蠢的看法”（《英报说如果认为波兰会和苏联决裂那将是天真和愚笨的想法》，《参考资料》第825期，第16页。）。但匈牙利事件伊始，西方媒体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了解匈牙利形势，并将之与民主、自由等西方理念相联系，态度一边倒地支持匈牙利，谴责苏联，尤其是苏联的军事行动。其中，欧洲自由之声广播电台的报道内容是被转载较多的消息来源。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媒体在匈牙利事件上显得更加谨慎小心，甚至采取了强制措施和安抚措施，可见当时局势的严峻性。再次，二者性质不同。尽管波兰事件的爆发引起了苏联方面的紧张并迅速派遣代表团直接干预，但苏联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波兰党领导层的更迭上，当波兰方面表示要维持波苏之间的关系后，苏联方面作出了让步。但是，苏联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就以先入为主的冷战思维作出了判断，即匈牙利已经受到敌对势力的影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因此，如果说前者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争端，后者显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波兰事件发生时，苏联方面即通报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国家，并要求他们派遣代表团到莫斯科进行协商。因此，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以协调者的身份成为两次事件的见证者。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使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件，中共中央会议文件和毛泽东的相关讲话中很少使用“波匈事件”的说法，而是分开来讲两个事件。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资料，毛泽东在约一年时间（1956年10月至1957年11月）的各种讲话和文稿中，有30次提到“匈牙利事件”，提及“波兰事件”只有8次，“波匈事件”3次。他在提到匈牙利事件时，基本上都是将之视为一次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暴乱，借以警醒党内干部和群众；提到波兰事件时多是在外交场合并采取两分法进行分析，肯定主要成绩，也说明存在的错误；如果同时提及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则主要是描述性的。

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对波兰事件的看法是温和的，“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6页。）。但是，对匈牙利事件，事件还未平息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就认为，匈牙利事件与波兰事件不同。“匈牙利确实存在反革命势力策划叛乱。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性质。”“匈牙利的情况同波兰完全不同……在匈牙利的苏军既是根据华沙条约又是应匈牙利政府邀请帮忙维持秩序的。显然，现在匈牙利党和政府无法控制局势，这时如果苏联不帮一把，撒手不管，匈牙利这个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丧失。”（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29页。）毛泽东更将二者进行一个形象的比喻——“波兰一股风，匈牙利一股七级风，把一些人吹动摇了，思想混乱。”（《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5页。）很显然，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看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为此，他们还征询当事者的意见来加以验证。1956年12月初，毛泽东致电正在波兰访问的周恩来，明确指示：“关于匈牙利十月事件和波兰十月事件有根本不同的性质这个问题，也请你同波兰同志谈一下，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63页。）在中共领导层看来，波兰事件主要是由国内矛盾引发的，波兰党和政府提出的要求与苏共平等对话的立场正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相一致。但是匈牙利事件不同，它具有明显的敌我矛盾性质。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此后的历次讲话和相关文章中，毛泽东多次强调匈牙利事件而较少提及波兰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中国共产党深以匈牙利事件为鉴，提醒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警惕在中国国内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85页。）。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内在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年初“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第154页。）的不安定因素，促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刻反思。一方面，党内部分领导人认识到，东欧国家和我国出现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在领导方式上的官僚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匈牙利事件证明，我们每个国家把工作做好是多么重要。中国的群众很好，就是很穷，经济落后，文化落后，还要几十年才能改变这种情况。政治情况较好，这就是说人民是团结的。在团结方面也还有些问题，人民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还存在，有些地方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缺点要整，我们准备在全党整顿作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02—103页。）正是国内外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最终促成了1957年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协调苏波关系时也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由此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参考资料》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事件发生时的基本态度进行了连续的关注。尽管这些国家仍然听从苏联的指示，但是我们也从波兰和苏联官方媒体的论战中看到了苏联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动摇。在波兰方面一再强调与苏联的友谊的同时，他们也要求两国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波匈事件期间的居中调停时就已经明确提出：“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当时在苏联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在转达中共建议时还提出：“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8页。）苏共在反对和辩解之后，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并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对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中国政府随即在11月1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人民日报》1956年11月2日。）波匈事件之后，周恩来于1957年1月应邀赴苏联协助处理苏波问题，听取了苏、波两国对事件的回顾和双方的诉求，在发回国内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了苏联方面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的失误，并将之上升为思想问题：“（一）苏共领导同志的错误基本上是思想问题。他们常把苏共的利益同兄弟党的利益、个人领导的利益同党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二）中苏关系问题。现在正是大敌当前，所以苏联同志对中苏团结态度甚殷。但是我看苏联领导者并非心悦诚服。（三）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们考虑或者应付具体的现实问题多，缺乏对于整个局势的全面分析和预见，考虑和讨论世界战略和远景问题很差。在策略问题上由于原则性不够明确，故有时灵活无边，常常不能通过具体策略的正确运用去圆满地实现总的战略方针。更主要的是他们缺乏对于局势的好坏两种估计，缺乏辩证观点，所以在国际事务中也常有发生使人担心的事件的可能。我觉得对他们不做工作已经势在不许，但是又绝不能求成太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72页。）

在和平共处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跟苏联同志说，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拥护你们的，是跟你们一致的，只有一个指头我们有矛盾，我们不同意你们一些事情。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页。）中国共产党在协调苏波、苏匈关系中，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事件的态度时，也提高了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比如，波兰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居中协调时肯定了“中国经验”，“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也采用了这种经验。中国在解放前，在许多问题上和共产国际也不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是由于中国的帮助，才使我们免除了发生像匈牙利那样事件的危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41—42页。）。

从《参考资料》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过程中牢牢占据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帝国主义”因素在事件中的作用不可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注意。11月30日，毛泽东在修改给访问印度的周恩来的电报稿中指示：“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8页。）在中国共产党看来，这是“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562页。）的敌我矛盾。同时，从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中，中国共产党更加关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修正主义思想。毛泽东将这种思想的苗头指向苏共二十大，“说到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3—34页。）。由于对西方颠覆活动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内领导干部的担心，以及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的疑虑，在当时国内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大民主”的建议时，毛泽东深表戒心，导致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发生。在越来越紧张的国内外形势下，阶级斗争重新被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自此走上了长达2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从这两起事件中认识到，必须拓宽党员领导干部的国际视野，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和免疫力。“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扩大发行《参考消息》，准备从过去两千份扩大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要使我们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我就赞成出蒋介石全集。就是说，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毛泽东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比喻为“种牛痘”，“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88、70页。）

（本文作者黄晓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代尧，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