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2】

作者:曲青山    发布时间:2016-05-30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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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历史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和教训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搞家长制,个人专断,曾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尽管有共产国际指导失误的原因,但是从党内找原因,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有很大关系。当时面对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进攻,陈独秀听不进别的同志提出的正确意见,一味地退让,错失了反击的良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失败。(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21—222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除和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12—313页。)。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恃仗着自己的部队兵强马壮,违反组织纪律,对抗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91—393、397—398页。)。这些事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是很典型的。

毛泽东在党的历史上曾几次遭受错误路线的批判和打击,他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后果有切肤之痛。在党的历史上,他是对我们党实行和建立民主集中制有创新发展的人,有建树的人,也是对这一制度和原则坚持得比较好的党的领导人。例如,早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这是当时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就讲到过“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问题。他说:“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2页。)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针对极端民主化问题,提出的纠正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是十分重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的。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多次在讲话中对民主集中制作深刻的阐述。这些阐述都是我们党宝贵的思想财富。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开始滋长骄傲自满情绪,逐渐听不进不同意见。后来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有很大关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曾讲道:1957年以后毛主席逐渐滋长起来“一言堂”作风。1958年“批评反冒进,历时半年多之久,其影响所及,在党内政治生活史上是一件很不小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60页。)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发起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后,党内提不同意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我们党在历史上也有运用民主集中制解决面临突出问题、实现重大历史转折的成功范例,这也是值得大讲特讲、大书特书的事情。比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党的历史上成功运用民主集中制解决面临突出问题、实现重大历史转折的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原定议题是博古作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会议的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为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行动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第38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是从11月10日至12月15日。这两个会议前后召开,但它们的内容是分不开的,实际上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而从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了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超出原定的议题,成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评,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包括中央主要负责人在某些工作方面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在会议快结束时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1060页。)遵义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这两个会议的成功召开,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试想如果我们党没有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在起作用,这两个会议是开不成功的,搞不好甚至会使党、红军和国家发生分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牢牢汲取。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坚持和运用得好,党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坚持得不好,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遭到破坏。从历史上看,我们党有极强的纠错能力;但无数事实表明,党的这个纠错能力的实现,是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起作用、作保障的。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民主集中制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的,一方面是民主,一方面是集中。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如果对其关系的处理,把握不好度,无论向哪个方面有偏移和倾斜,都会损害这个制度,都会对党的事业造成危害。

我们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主集中制有一系列的论述,就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它的深刻内涵,如何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进行过精辟阐述,这些论述为我们贯彻执行好民主集中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时就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9页。)1957年2月,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经过整理、补充与修改,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同年6月19日公开发表),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9页。)1962年1月,他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页。)

邓小平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1962年2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是统一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7、312页。)1980年1月,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纪律废弛、许多党员自行其是的问题,邓小平又强调:“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1页。)

江泽民1989年12月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内生活,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扩大民主。如果忽视民主,搞一言堂,势必造成党内生活的不正常。但是不能忘记,共产党不但要发扬民主,尤其要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也是民主本身的要求。如果离开集中谈民主,就会违背民主原则,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那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7页。)2002年9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文件起草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很有必要,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又要强调保持党的集中统一的必要性,这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必须全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既要实现党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又要保持党的严格纪律,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总之,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是一个整体,要全面论述。”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6页。)

胡锦涛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页。)2011年7月,他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发展党内民主,积极稳妥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和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保障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坚决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习近平2012年6月在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年第15期。)2014年5月,他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又强调:“要坚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组织和组织、组织和个人、同志和同志、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等重要关系,发扬党内民主、增进党内和谐,实行正确集中、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我们党的领导人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十分深刻、十分丰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努力贯彻落实。

五、把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作为强化党内监督的重点和突破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1957年邓小平曾说过: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我们党如何接受外来的监督,如何搞好党内的监督,这个问题既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既是一个面临的难点问题,也是一个国内外敌对势力经常拿来说事、攻击我们党的问题;既是在一些群众中存有疑虑疑问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必须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有一段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周期率支配的“窑洞对”。当时毛泽东对黄炎培提出的问题给出人们所认可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防止“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治本之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1、610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有外部监督,但更需要有自身的内部监督,而且这个监督更直接、更重要、更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的重要论述,既提出了这个重大问题,又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教给了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正确方法,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实现路径。那么,怎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党内监督呢?答案是必须有科学有效的监督制度和运行体制机制。这个制度和体制机制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党一直坚持的、长期以来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及其原则,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

如前所述,从党的历史看,民主集中制是个好东西,它是我们党的生命所在、活力所系,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法宝,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有力制度武器。它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我们党的有效的、科学的、根本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丢掉了它,离开了它,背弃了它,党就会变质,就会失去生机活力,就会导致失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经验和教训,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经验和教训。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这一制度,决不能重犯历史性的错误,更不能犯无法挽回的颠覆性的政治错误。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在坚持这一制度的前提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它,丰富其内涵,这是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当前,针对全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认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所提供的新鲜经验。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运行体制和机制。一是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二是要以法律纪律制度作保障。健全和完善决策、执行、检查程序,坚持在法律纪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原则不动摇,遵守纪律无例外,遵照制度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是要强化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推进党的建设的制度改革,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切实解决“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多管齐下,实行上级监督、组织部门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同级监督、下级监督的网格体系。尤其是要发挥好派驻纪检组的作用,凸显其派的权威、驻的优势。四是要使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提倡在党内经常性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开好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五是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执行好执纪问责的四种形态。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通过纪法分开,纪严于法,设置防止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隔离桩”“防火墙”。六是发挥好巡视的利剑作用。巡视是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党之利器,国之利器。巡视是政治巡视,而不是业务巡视。巡视是全面的政治体检,是党性党风党纪的检视。要对巡视对象执行党章党纪党规、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进行监督,紧扣党的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纪律”,着力发现存在的突出问题。

此外,我们仍然要发挥我们党思想建党的特色和优势,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党就会形成一个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体制和机制,在坚持和运用好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终完成执政使命,实现党确定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北京100080,本文是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 (2015MZD05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