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历史经验【3】

三、要虚心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这一优良作风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和“三三制”政权建设中最终形成的。说到批评，毛泽东指出：“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特别是批评的作风，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体现得很充分。例如，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开了11天，揭发与批评缺点就用了7天时间。涉及干部方面的缺点，如有些干部“耍私情”、官僚主义倾向、执行上级指示“走样子”等；民主方面的缺点，如有些地方参议会不常开会，不经常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文化教育问题、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司法工作问题、生产问题、合作社问题、边境安全问题以及军政民关系中的某些缺点等。期间，毛泽东出席座谈会并讲了话，他“着重指出这种座谈会的方式很好，很需要，要大家多批评缺点，多提意见，以便把缺点纠正，使工作改进”。在座谈会闭幕会上，分区专员曹力如对专署工作的缺点作了自我批评，对会上提出的问题逐条加以回答。（参见《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闭幕，发扬民主改进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8月29日。）

在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及党组织不愿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视其为无足轻重；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自居；对愿与共产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对于政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等。为了彻底纠正这些不良现象，中共中央规定了一系列具体办法，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5页。）。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上积极发表意见，凡有意见莫不全部提出，付诸商讨。例如，在山东滨海区士绅座谈会上，到会士绅提意见多达158项，而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举凡国际国内形势问题、粮食筹支问题、人民负担问题、拥军优抗问题、减租减息交租交息问题、开展民主问题，以至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敌占区状况等，均在座谈之列。其中尤以对粮食问题与人民负担问题的意见最多，共达50余件。座谈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士绅们不仅批评政府工作，而且积极地提出改进意见。如日照参议员丁仲坤在论及经济问题时，即积极建议政府切实执行以货易货政策，防止粮食外流，严禁土产出口，并号召人民多种白菜以度过春荒。座谈会期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两次到会发言，赞扬座谈会“大家不分彼此，毫无拘束，畅所欲言，实难能而可贵”，并对各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予以解答。（参见《滨海区召开士绅座谈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9日。）

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上除了提出批评意见之外，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改进意见。如前所述，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自8月22日至25日，转入积极的建议（在此前七日中已有部分的积极建议），经热烈讨论后，除一致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十一”运动号召外，另通过提案11条：植树护林；改良农作法，提倡修埝地；种蓝自给（蓝，提取染料靛蓝的植物。当时陕甘宁边区染料缺乏，为保障染料供给，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提倡种植土蓝代替外购洋蓝，作为发展边区生产任务之一。）；多种各种各样的菜蔬；种苜蓿；推广民办小学，展开冬学运动；推广卫生，破除迷信；拥军优抗；争取移难民，从事开荒；除灭狼豹和野猪；抗议国民党军队骚扰边境。这是这次座谈会取得的具体成绩的一部分。同时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示，会议上提出的问题，只要是正确的，立即予以适当解决，不使拖延时间，这也是这次座谈会的特点之一。（参见《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参加了一些座谈会后对林伯渠说：讨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逐条解答。当他得知边区参议员霍祝三提出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训练一次。西北局遂于1944年冬至1945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如何为人民服务的训练班，此后，训练区乡干部成了边区的一项制度。延川县根据党外人士的建议，召开专门会议，组织路工委员会，动员民众利用冬闲修路建桥，并召开区乡干部会，检讨工作，撤换不称职的乡长，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参见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延安时期大事记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