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创建中商务印书馆扮演了什么角色【2】

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重镇

创建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可以倚仗和能够倚仗的只有宣传。虽然近代政党无不视宣传为利器，但中共显然更擅长此道，也更寄望于宣传的威力，所谓“一纸文字，胜于十万毛瑟枪”。这与中共创党领袖和早期党员的职业、身份有关。

1920年8月，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新青年社成立后，先后参加党组织的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袁振英、林伯渠、沈泽民、李启汉、李中、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几乎全都具有报刊编辑经历和编辑记者身份。不是主编，就是编辑、记者或特邀撰稿人。换句话说，他们是清一色的“媒体人”。

早期中共党员这种职业和身份的共同性，构成中共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正因为如此，中共发起组成立伊始，即自觉致力于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1920年8月《劳动界》周刊创刊，同时成立新青年社，具体负责党刊及相关书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事务； 同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期起）改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11月，秘密创办《共产党》月刊，并出资设立新印刷厂。中共一大后，又立即创办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所有这些努力，无不体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

然而，构建独立的宣传载体和传播网络，不仅需要资本和人才，而且需要环境和时间。创建之初的中共势单力薄，单靠自己的力量宣传“主义”和进行广泛而有效的革命动员，显然力有未逮。因此，必须借助那些已在思想舆论界广有市场和声势的书局、报刊及其传播网络。李达就曾指出：“宣传主义最好莫如利用资本阶级的报纸。资本阶级的报纸销路很广，许多都市和僻地的工人和农民，大概都看这类报纸……共产党若能利用这类报纸作宣传，效力必大。”

实际上，中共正式成立之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媒体人就已经在利用上海的报刊、书局宣传马克思主义。例如，《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时事新报》、《改造》等，都是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商务印书馆、泰东图书局、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中华书局等书局，都曾出版过不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