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笔下的“红小鬼”啥样？【2】

他们英勇的故事流传很多。他们并没有得到或者要求作为小孩照顾，许多人实际参加了作战。据说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以后，许许多多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成年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拚刺刀。

少先队员喜欢红军，大概是因为在红军中，他们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吃住都象人；他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们当中有谁挨过打或受欺侮。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学会了体育运动，他们受到初步的教育，而且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地主和师傅。显然，这比在师傅的工作台旁边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倒夜壶要好。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的这样一个逃跑的学徒，他的绰号叫山西娃娃。他被卖给山西洪洞县附近一个镇上的一家店铺，红军到来时，他同另外三个学徒偷偷爬过城墙，参加了红军。他是怎样认为自己属于红军一边的，我可不知道，但显而易见，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他的长辈的一切警告，已产生了同他们的原意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圆滚滚的胖孩子，长着一张娃娃脸，只有十二岁，但已经很能照顾自己，这在他越过晋陕边境进入甘肃的行军中得到了证明。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回答说：“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又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头头。他的家在兴国，那是红军在江西的模范县，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那里的游击队里，他的姊姊是护士。他不晓得他家里的人怎么样了。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为无产阶级作战”。我不知道向西北的长途中跋涉在他年轻的脑海里留下甚么印象，但是我没有能够弄清楚，对这个一本正经的少年来说，这整个事情是一件小事，只是徒步走过两倍于美国宽度的距离的小事情。

“很苦吧，嗯？”我试着问道。

“不苦，不苦。有同志们和你在一起，行军是不苦的。我们革命青年不能想到事情是不是困难或辛苦；我们只能想到我们面前的任务。如果要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如果要走二万里，我们就走二万里！”

“那么你喜欢甘肃吗？它比江西好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是不是好一些？”

“江西好。甘肃也好。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甚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千篇一律的回答，我心里想，这个年轻人从某个红军宣传员那里把答话学得很好。第二天，在红军士兵的一个大规模集会上，我十分惊奇地发现他是主要讲话的人之一，他自己就是个“宣传员”。他们告诉我，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要停止内战并同一切抗日军队成立“统一战线”的理由，作了一番很简单而又充分的说明。

在苏区，少年先锋队员的任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过路旅客，看他们有没有路条。他们十分坚决地执行这项任务，把没有路条的旅客带到当地苏维埃去盘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被几个少先队员喝令站住，要看他的路条，否则就要逮捕他。

“但是我就是彭德怀，”他说，“这些路条都是我开的。”

“你是朱总司令我们也不管，”小鬼们不信说。“你得有个路条。”他们叫人来增援，于是有几个孩子从田里跑来。

彭德怀只好写了路条，签了字，交给他们，才能够继续上路。

总的说来，红色中国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难找出有什么不对的，那就是“小鬼”。他们精神极好。我觉得，大人看到了他们，就往往会忘掉自己的悲观情绪，想到自己正是为这些少年的将来而战斗，就会感到鼓舞。他们总是愉快而乐观，不管整天行军的疲乏，一碰到人问他们好不好就回答“好！”他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因此看到他们，就会使你感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就会感到任何国家有了青少年就不会没有希望。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在建设新世界中得到起应有的作用的机会。我这样说听起来大概好象是在说教，但是看到这些英勇的年轻人。没有人能不感到中国的人并不是生来腐败的，而是在品格上有着无限发展前途。 

名家简介：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1905-1972） 男，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人，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

埃德加·斯诺曾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斯诺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他和毛泽东等同志进行长谈，到边区各地采访，搜集关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次年写成驰名全球的杰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为《西行漫记》）。斯诺是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他热诚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长期向全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增进西方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斯诺担任英美报纸的驻华战场记者。1939年，他再次到延安，对毛泽东进行了访谈，并详细了解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等方面情况，又一次向全世界作了报道。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曾先后三次来华进行访问。1970年10月，斯诺偕夫人一同访华，参加我国国庆观礼，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斯诺于1972年2月在日内瓦病逝。按其遗嘱，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