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

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落脚点”

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犹如离开了“家”。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就算是到“家”了。

1936年12月，毛泽东给红军大学做讲演时说：“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跟，巩固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所未有。”这就是“落脚点”与“出发点”的意义，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宣告结束，新的长征也从这里开始了。

1981年3月笔者采访程子华时，程子华说：“在消灭榆林桥的东北军以后，我仍在道佐铺。陕北苏区洛河川特委书记李景林来说，有‘马回回’到了吴起镇，穿的衣服什么都有。他给了我一张布告，我看落款是陕甘支队，有彭德怀、杨尚昆的签名。这样，我就清楚了，这是中央红军来了，赶快欢迎，慰劳他们。我给彭德怀、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说了陕北敌人的形势，红军的作战方针，劳山、榆林桥战斗。”

中央红军是因为看到吴起镇上有苏维埃的红色标语，才认定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

中央派贾拓夫寻找西北红军，在下寺湾遇到了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

李维汉说：“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

贾拓夫原来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同志，1933年10月去了中央苏区，并留在中央苏区，在白区工作部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红军回到陕北。相对其他地区的同志，贾拓夫更了解陕北的情况，又懂当地的方言，派他去寻找、联络西北红军，最为合适。李维汉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处理组织问题，管理干部工作，也合适。他们从吴起镇南下，在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才算联络上了西北的党和红军组织。

郭洪涛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稍后，聂洪钧也来到了下寺湾。聂洪钧当时是西北军委主席。他们先后向李维汉、贾拓夫谈了西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

《毛泽东年谱》有如下的记载：“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边区特委，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也就是说，中央在听取了郭洪涛和聂洪钧的汇报以后，初步掌握了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并决定了处理陕北肃反的基本方针。

在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为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问题，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应保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为此，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员有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聂洪钧、郭洪涛，并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随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自此，红十五军团归红一方面军建制，直接纳入西北军委，亦即中革军委的领导。

11月4日，中央决定分两路行动：由洛甫（张闻天）、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瓦窑堡；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洛甫、博古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袁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

11月13日，由洛甫、博古等率领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标志着瓦窑堡成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所在地。

郭洪涛说：“为迎接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到来，我和贾拓夫先行回到瓦窑堡，布置接待工作。中央和中央红军到瓦窑堡那天，有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夹道欢迎，为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送茶送水；街道两侧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及全体干部、战士频频招手致意，群情激奋，欢呼声此起彼落，那情景令人难以忘怀。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胜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大家都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意气盎然；有人还唱起中央苏区的小调和《国际歌》。对干部、战士也安排了较好的饭菜。”

在洛甫、博古等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达瓦窑堡以后，中共中央即以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在瓦窑堡开始运作，并做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略决策，使瓦窑堡成为具有转折性战略意义的“落脚点”。

西北中央局在瓦窑堡发布了新的纲领和政策

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以后，西北中央局仍然由洛甫“负总责”，遵义会议的格局没有改变。

西北中央局依据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的新形势，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先后发布了许多决定和决议事项：1935年11月13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名义发布了《关于开展抗日反蒋运动工作的决定》，指出：“全中国人民现在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号召“各级党部必须立即开展反日、反蒋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同日，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拥护中华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救国图存的唯一正确的主张”；11月28日，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向全国人民宣告：“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12月6日，做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争取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这一切，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向。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设立，并行使职权

在洛甫等到瓦窑堡以后，当即宣告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成立。

随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西北苏区划分为两个省、三个特区，中共西北中央局成立了各级组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了行政机构。

中共中央早在下寺湾就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成立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并宣布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

陕甘省与陕北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下寺湾以北为陕北省。

陕甘省的主要辖区为甘泉、鄜县（今富县）、保安及甘肃的陇东部分。陕甘省苏维埃主席李生华，副主席朱开铨。驻在地在下寺湾。

陕北省的辖区基本上为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除神府苏区外），包括清涧、绥德、米脂、吴堡、延川、宜川、延长、秀延、秀水、延安、安塞等县。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部长白茜，工会主席高长久，军事部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苏维埃主席马明方，副主席霍维德。驻在地瓦窑堡。

三边特区，包括定边、安边、靖边，书记谢唯俊，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慕生忠。

神府特区，包括神木、府谷，与整个西北苏区相隔较远。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军主力为红三团，团长王兆相。

关中特区，辖原陕甘边南区，特委书记贾拓夫，后由习仲勋接任。

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协同打了直罗镇一仗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周恩来一块下来，11月初，在道佐铺会合。中央红军来时，东北军正进攻陕北。当时，红十五军团在榆林桥一带。因为中央红军，即红一军团很疲劳，为粉碎东北军的进攻，把红十五军团调到张村驿、东村一带。东村有一个地主碉堡，很坚固。红十五军团打掉了东村的地主碉堡，为后来的直罗镇战役准备了战场。直罗镇战役中，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南面，红一军团在直罗镇北面。头一天，红十五军团包围了东北军一○九师师部，一个孤立的山包包，山陡上不去，把它围起来。周恩来来了，决定晚上发动进攻。随即，周恩来走了。同时，准备敌人突围，我们也做了准备。晚上我们发动进攻，东北军突围逃跑，我们追。第二天把师长牛元峰打死了。红一军团向西追，追到黑水寺，又消灭一个团。这一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战后，总结了经验，毛泽东、周恩来去了后方（直罗镇战役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去了瓦窑堡。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我们继续准备打仗。直罗镇一仗，红十五军团是主力，也是主攻。

瓦窑堡会议成为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起点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瓦窑堡召开。

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这个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虽然并不包括蒋介石等人，但它是从国内战争走向民族战争的起点，并开启了争取东北军抗战的工作。

为表明抗日决心，也为求生存与发展，红一方面军发动东征战役

陕北地瘠民贫，除了绥德地区稍微富裕一些，其他许多地方靠天吃饭，粮食产量极低。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先期来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有几千人，新来的红一军团有六七千人，加上非军事人员，合起来有近万人，给陕北苏区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在压迫苏区，随时准备进攻。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决心，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发动东征战役。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1.2万余人由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领，东渡黄河，东征山西。

东征战役，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取得了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整体战斗力，而且迫使“进剿”西北苏区的晋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发展和巩固，大大地扩大了红军抗日的政治影响。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定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态势

1935年10月25日，在榆林桥战斗中，红十五军团俘获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

程子华回忆说：“我问他（高福源），你打算怎么样？他说，我被你们俘虏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还有什么打算？你们打算把我杀了，还是把我放了？我说，不杀，也不放。他说，那还有什么想法，没有了。我说，后方有一个军事学校，请你去讲军事，你去不去？他说，我一定把军事课讲好。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又教育他，派他回东北军去，与张学良牵线搭桥。”经过高福源的沟通，首先促成了李克农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议。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会谈。

会谈最终商定：张学良在内部“劝”蒋介石放弃内战，共产党在外面“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共同一致的抗日救国。

于是，张学良带着周恩来“联蒋抗日”的承诺，回到西安；周恩来怀着“联蒋”的使命，去了瓦窑堡。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东征战役回师通电，明确表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个通电表明，中共中央已经放弃了“反蒋”的策略。9月6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样，就完全落实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精神。

与此同时，张学良到南京，在洛阳，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蒋介石无动于衷，坚持“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