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陈云与长征【2】

五、最早使共产国际正确了解到中国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协助共产国际取得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陈云是1935年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的，随即加入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并任监察委员会委员，随后于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在报告中，他以亲身经历将西征（当时对长征的称呼——笔者注）分成四个阶段加以介绍和评价。在介绍第一阶段（从江西到贵州）时，报告指出了其中所犯的三个错误，即出发前没有在党内、军内和群众中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所带辎重太多，妨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总是沿一个方向直线前进，使敌人能从地图上预料到红军下一步要到的地方，等在那里迎击。报告着重介绍了长征的第二阶段及此后的各阶段，特别是遵义会议的情况，指出遵义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取代过去的领导人。

陈云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道：“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从再次攻下遵义到渡过金沙江，主动权掌握在了红军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还打了一场歼敌四个师的歼灭战，大大鼓舞了士气，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在会理城的政治局会议上，“总结并肯定了红军领导是正确的。”“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报告最后在概括西征的意义时，强调它不仅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使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并成为了一支“干部军队”，尤其是“我们党能够而且善于灵活、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像毛泽东、朱德等军事领导人已经成熟起来。”[24]

陈云的报告使共产国际正确而详实地了解了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后给红军带来的可喜变化，从而对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增强了极大信心。可以说，这一报告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改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上的老看法，转而支持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在陈云报告后的一个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命回国，找到了已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并在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中明确而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这不能不说与陈云的报告有着直接关联。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在致朱德电中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25]这一电文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陈云报告对于共产国际产生的积极影响。

中央红军在完成长征、落脚陕北后，尽快取得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无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张浩、阎红彦先后返回国内，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党中央送交共产国际的密电码。在此前后，上海特科也派人将大功率电台送到了陕北。有了电台和密码，按理说就可以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了，但有一个环节还需要解开，即共产国际如何验证发报的电台确为中共中央所操控。为此，他们请陈云向对方提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问题，用以确定电台的真伪。陈云想起，他在长征途中折返上海前，刘伯承曾给在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弟弟各写了一封信，藏在他随身携带的竹皮暖水瓶底部的夹层中，路上经费则藏在暖水瓶中。此事只有周恩来、刘伯承等几个人知道，于是在中共中央首次用密码来电时，共产国际电台便问对方：“陈云离开时，把信和钱放在哪里了？”对方回电均答对了。至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才重新连接了起来。[26]

六、向斯大林提出援助中国红军军事装备的请求，并以中央代表身份迎接前往新疆接受军事装备的红军部队

陈云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中国红军长征的会议，斯大林没有参加，但事后看了记录，很感兴趣，提出希望直接听陈云当面再讲一次，以便进一步了解中国党和红军的情况。于是，陈云在王明、康生陪同下，于1935年12月3日前往斯大林办公室。苏联方面参加谈话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伏罗希洛夫、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北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奥尔忠尼启则、苏联政府内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谈话中，陈云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问题。斯大林问，中国党和红军最需要什么，陈云说最需要武器装备。[27]是年底，斯大林设宴招待陈云，并叫上伏罗希洛夫和时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布琼尼坐陪，继续商谈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红军武器装备的问题。[28]这些谈话对于后来苏联同意在中蒙边境和新疆方向接济红军武器装备，有着直接关联。

早在1935年8月，中央在过草地前召开的沙窝会议就提出要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以靠近苏联和外蒙古，“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29]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年初又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从而使从外蒙古方向获取苏联援助的设想有了实施的可能性。1936年5月，中央派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和15军团进行西征战役，一边巩固、扩大苏区范围，一边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和打通同苏联的交通做准备。毛泽东于6月29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电报还说，宁夏及绥远西是接近苏联距离较近的通道。[30]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要点包括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以两个方面军乘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接着，共产国际作出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31]毛泽东等于9月14日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2]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同年10月决定由陈云率领一支既代表共产国际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团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部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欢送陈云一行的家宴上，陈云提出，红军需要更多的武器弹药。于是，季米特洛夫通过苏共中央，再次为中国红军要了一些坦克、大炮和其他军事装备。[33]遗憾的是，陈云一行未等动身，夺取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阻断了黄河两岸的红军部队而被迫终止，共产国际也相应放弃了从外蒙古方向接济中国红军的计划，改为利用当时苏联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新疆方向帮助中国红军。

当时，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为了得到苏联支持，和国民党政府闹独立性，提出 “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伪装进步；苏联则为了稳定那一段边境，积极支持盛世才，派出军事顾问，赠送武器装备。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共产国际曾考虑将约1000吨货物先运到哈密。随即，中央批准四方面军指挥部及西渡黄河的30军、9军和5军（即原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组成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同时致电西路军，同意他们向凉州（今武威）前进，说“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今属嘉峪关市，是甘肃靠近新疆最近的县城——笔者注）。” 此后，西路军开始了艰苦悲壮的历程。

1936年12月8日，由陈云率领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乘火车出发，经过哈萨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图，抵达靠近新疆的苏联边境口岸霍尔果斯，准备随时进入新疆，迎接前来接收援助物资的西路军。[34]他们一行五人住在苏军一个骑兵营长家里，在兵营里亲眼看见了准备援助中国红军的200门炮和机关枪等武器装备。然而，就在等待盛世才派大汽车来接运这批武器装备的档口，事情再次发生了变化。

与陈云一行抵达中苏边界几乎同时，即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共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消息传出，引起苏联方面的误会和不满。因为在斯大林看来，当时苏联东西两线面临两个法西斯策源国的威胁，为集中力量对付西线德国可能的进攻，必须稳住东线的日本，而能够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唯有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因此，他认为这一事变是日本人幕后策划的，意在搞掉蒋介石，使中国群龙无首。由于中共与张学良建有统一战线，他将此事迁怒于中共，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不再给了。这样一来，西路军继续往西走便失去了意义，于是中央电示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35]配合东北军对付国民党的中央军；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也电示陈云在边境等待指示。到了12月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又表示原来答应给红军的武器装备照给，中央也电示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36]然而正如李先念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本来，河西走廊敌人驻军很少，利于我西进，西路军一旦停下来，敌人就追上来，不仅难以在这一带创立根据地，而且西进或东返都很困难了。”[37]

1937年1月中旬，西路军在甘州（今张掖）以西建立的据点高台失守，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此时西路军折返东进受阻，继续西进又遭敌重兵围困，加之在那一带缺少群众基础，没有后勤支持，无法安置伤员，最终导致失败。3月中旬，西路军向祁连山区突围，过河的2.2万人已不足3000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余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八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领导，分三个支队，李先念率1500人的左支队向西游击，工委会随其行动。3月22日，中央致电左支队，要他们设法去新疆，说陈云等前去迎接。4月5日，左支队穿越祁连山，抵达肃州（今酒泉）西南，按照中央指示前往甘肃与新疆边界的星星峡；16日走出祁连山时全队尚余850人，4月底到达星星峡时只剩下420余人。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中央得到西路军余部消息，电示陈云一行“急速前进”，“去赶上到星星峡的部队，以便回转国内。”[38]陈云立即率代表团动身，于4月23日抵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西路军已失败，他们担负的向西路军交接苏联援助物资的任务也已变更为“把西路军的残部援救到新疆安全地点”。[39]陈云向盛世才要了一些大卡车，由新疆教导团特科装甲大队护送前往星星峡，于5月1日赶到。他向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400余人转达了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上发表讲话，勉励大家正确看待革命斗争中的失败。会后，他又与西路军领导干部谈话，夸奖他们能把剩下的这部分人带到星星峡是好样的，不愧是共产党员。部队在休整几天后，由陈云一行将他们接到迪化。从这时直到11月底的大半年时间，陈云为接应西路军余部主要做了以下三件工作。

第一，经过同盛世才谈判，确定了西路军余部的名分、驻地、给养，为党保存这批红军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李先念带到新疆的西路军余部虽然只有400余人，但其中五分之三是党、团员，班长以上干部占三分之一，连以上干部有80多人，军、师级高级干部有十多人，而且有50多位无线电收发报员、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为了使这支队伍保留完整建制，陈云与盛世才议定，对外说他们是从内地招来修建公路的，称为“新兵营”，一律穿国民革命军军服，戴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但驻单独营房，零用钱由代表团自行负责，用于购买粮食、蔬菜和牙粉、肥皂等日用品。为了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陈云和代表团副团长滕代远从自己津贴中拿出钱来，给大家加发菜金，并请医院来人为他们检查身体，治疗伤病。经过一个月休养，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陈云在给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如果把初到星星峡时的400多人，再现在来看一下，那简直认不得。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吃饭吃饱，大家脸亦长得胖胖的，个个年轻力壮。……虽然我们的队伍也一样穿着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戴着青天白日旗徽章，但是我一认就可以认出谁是我们的人，谁是他们的人。”[40]

第二，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组织文化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文体活动，稳定了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西路军余部初到迪化时，情绪一度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西路军西渡黄河时有2万多人，失败后到达新疆的仅剩400多人，对此很多人想不通，认为指挥有误；二是西路军左支队在走出祁连山时接到的中央电报说，他们到新疆后将被送至苏联学习，而到了新疆，共产国际又决定他们不去苏联，留在迪化组织学习，对此也有很多人有意见，认为说话不算数。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和滕代远决定左支队在这里不讨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他在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汇报信中说：代表团“正在努力造成这样一种前提，就是先在党与国际的正确政策上在政治上团结全体干部，以便将来在你们领导之下能够使这些干部正确的平心静气的研究他们在工作中间的错误和教训。同时我们之所以不去讨论西路军的整个问题，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也不知中央的意见，以我们毫不知道当时具体情形的人去武断的发表意见，这只能是坏事。”[41]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稳定西路军余部的情绪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陈云及时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和政治、军事课程，让这400多人按照各自文化程度，分别编成甲、乙、丙三班，根据不同情况设置课程，购买教材，并从他们中间挑选文化程度相对高些的人担任教员，自己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分别给他们讲授政治和语文课。他还给左支队干部作政治报告，讲解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等。这些措施不仅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素质，为此后学习军事技术铺垫了基础。

第三，利用我党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新兵营”办成了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支能够操纵现代军事装备的骨干队伍。共产国际原本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苏联学习，但“七七事变”后，囿于国共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了初衷，决定让他们留在迪化学习。陈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一接到通知，立即提出一个重点学习战术和装甲车、汽车、大炮、飞机、坦克等军事课，以及按照“学校的方式”进行整编的学习计划。当这一计划得到批准后，他又通过盛世才的苏联总顾问，聘请新疆军官学校的教官和苏联教官实施教学。当代表团与党中央之间的直接电讯沟通后，他给毛泽东、张闻天发报，一方面汇报西路军余部入疆后的情况，另一方面提出利用当时新疆的有利条件，在三年内为我党我军培养5000名军事干部的建议。中央很快同意了陈云的设想，并要求他们设法建立从新疆到兰州的航空交通，以便派送干部前往。

1937年11月底，陈云搭乘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飞经迪化的飞机，一起回到延安。陈云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常委和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向中央进一步提出挑选一些干部去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建议，在得到批准后，从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中选出了19名符合条件的学员（有一人到迪化后未能入学）。这批人加上西路军余部已选出的25名学员，使我军共有43人参加了1938年3月开学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机械班的学习，直至1942年4月毕业。周恩来曾对此称赞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情。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42]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以及西路军余部学习汽车、装甲车、坦克驾驶和火炮操纵的干部战士，果然成了我军技术兵种的骨干。

陈云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在缅怀陈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时特别强调：陈云同志“参加了艰苦卓绝的红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支持会议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43]今年既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此时此刻回顾和阐述陈云对长征做出的特殊贡献，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红军的长征精神，在当前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争取按时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任务，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63页。

[2]《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503页。

[3]《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4]《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5]《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6]《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6页。

[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8]《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188页。

[9]199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

[10]《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11]《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91页；《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12]《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13]《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14]《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435页。

[15]《陈云年谱》（下）（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1页。

[16]《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17]以上参见《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18]《陈云年谱》（下）（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页。

[19]《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20]刘英：我所知道的陈云，《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

[2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5页。

[22]《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23]以上均引自《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1页。

[24]报告见《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26]《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页。

[27]《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6-217页。

[28]《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7页。

[2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4、555页。

[31]《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0-221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9页。

[33]《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

[34]《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

[35]《李先念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36]《李先念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37]《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5页。

[38]《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39]《陈云年谱》（上）（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1页。

[40]《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41]《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42]《星光照西陲——忆我党第一支航空队的前前后后》，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43]2015年6月1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