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共政策中的“科学”实践【2】

三、为麻雀“翻案”（1959—1960）

1959年初，全国各地开始出现严重虫害，农业歉收。这使得高层领导人和科研工作者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与1958年全国各地大范围开展的灭雀运动之间的关联。1959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征求多方意见，以相关科研成果为基础，形成了有关麻雀问题的调查材料，并以内刊载文和党组书记个人报告等形式，向中央高层汇报科学界对麻雀与虫害问题的看法。

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向高层领导人报送反映科学工作情况的机密刊物《科学简讯》所发表的有关麻雀与虫害关系问题的报告，并送毛泽东阅读（《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的不同看法》，《科学简讯》1959年9月，总第28期。）由薛攀皋提供抄本。。在有关虫害与灭雀关系的问题上，该报告主要提供了两方面的意见。中科院上海分院的科学家——包括实验生物所所长朱冼以及生理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多认为虫害问题与灭雀运动之间存在关联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会议上，朱冼、冯德培、张香桐就麻雀问题发表了意见，之后中国科学院党组专门派人就麻雀问题再次征求三人的意见。参见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他们首先质疑“上海地区依然在城市和林区打麻雀、采取全市集体运动、试图灭光麻雀”的做法，提议用生物方法即鸟类除虫 （“朱冼、冯德培、张香桐三位生物学家对消灭麻雀问题的意见”“关于麻雀研究工作向中央汇报（草稿）”，《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由薛攀皋提供。）。郑作新则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虫害发生原因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归结为灭雀，灭雀引起了关系网络的变化，城市行道树严重的虫害或许与此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将虫害问题仅归因于此；1959年天气不太热、雨水多、湿润等也会引起虫子大量繁殖。此外，郑作新重申其态度：非农区麻雀可不打，育雏期的麻雀不要捕打。 （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关于麻雀研究工作向中央汇报（草稿）”，《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作为麻雀科研的重要承担人，郑作新表达意见的方式一以贯之，既反映科研情况，又十分注意措辞及分寸，即不直接表达与中央政策相左的意见。

该报告受到重视，胡乔木让中科院党组再写报告，并把更详尽的资料送达中央。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以个人名义将中科院有关麻雀问题的研究情况再次上报毛泽东，并附送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该报告反映了大部分科研人员就麻雀问题达成的三点共识：其一，麻雀的益害问题极其复杂，国内外科学家并未达成统一意见，麻雀的益害因时因地会有差异，如城市、林区、果区和农作物区情况各不同，不同季节也不同，谷物收获季节为害最甚；其二，要灭雀害，而非消灭麻雀这一物种；其三，修改后的农业发展纲要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是合适的，但有的城市并未很好地执行这个规定。在报告最后，张劲夫承诺会加紧部署并召集全国有关科学家开展讨论，以收集更丰富的研究成果，到时再形成有充分科学依据的报告给中央。（“张劲夫同志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59年11月27日），《有关麻雀问题的材料》，中科院院党组长期档案，档案号63-19。）

1959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了张劲夫报送的关于麻雀益害问题的资料之后，作出批示，将其作为阅读材料散发给紧接着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0—241页。）。关于粮食减产以及各地出现的饥荒，党内外已经出现了质疑“大跃进”政策的舆论。此时，这份既承认部分政策失误又呈现虫害、粮食减产可能与天气变化等更为复杂的因素相关的资料，或许恰逢其时地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既扭转具体错误，又不至于使“大跃进”的决策受到全盘否定。

由于麻雀问题再次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1959年底至1960年初，中科院接连召集数次防除麻雀工作座谈会。1959年12月29日，第一次防除麻雀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重点讨论了虫害与灭雀运动的关系。部分与会者认为灭雀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自然界的平衡，因而虫多与灭雀有很大关系。对此，郑作新、钱燕文等借用毛泽东关于社会经济发展“要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平衡论”予以回应，认为一种旧的平衡被破坏后，可以产生新的平衡，灭雀之后应招引更多的益鸟，来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次会议再次明确了麻雀科研工作的性质，即“不与中央政策上的文字和语气直接抵触”，但“意见还是可以提”。（“1959年12月29日会议记录（李永新记录）”“麻雀研究组发言记录本”（1959年12月29日—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6。）毛泽东在1957年底所作的“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补充说明，恰为研究者发表意见、反映情况提供了空间。

1960年1月9日，围绕防除麻雀工作的第二次会议在中科院生物学部召开，宣布将成立“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以便全国各地各相关科研机构相互交流麻雀研究成果（“第二次防除麻雀工作会议纪要”（1960年1月9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1。）。1月16日，在第三次麻雀工作座谈会上，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刘矫非作总结发言，向各单位与会人员透露了中央的态度，说明麻雀研究工作是中央交给的任务，但对外不提及中央。3月4日，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主持召开“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会，并汇报工作进展。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进一步向与会人员转达中央指示，“有不同意见，就要有科学的理由来说清这个问题”。童第周一再透露中央对麻雀问题的重视，并建议与会人员向各自单位传达麻雀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宣布4月初将召开一次全国工作会议。 （“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会议记录”（1960年3月4日）、“麻雀研究组发言记录本”（1959年12月29日—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6。）

事实上，在4月全国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麻雀的命运已经改变。1959年底1960年初，在中央的指导下，中科院组织开展一系列麻雀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的成立等情况，与其说是为了收集麻雀问题的相关科学依据，不如说是为了通过与会人员向全国各科研单位通通气，透露国家领导人对麻雀问题的重视以及转变态度的迹象，以使科学界为之后的政策调整有所准备。

1960年3月15日，在铁路专列上召开的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14项问题供讨论，其中第11项为除四害问题。他提出：“麻雀可以赦免，用臭虫代替，四害是老鼠、苍蝇、蚊子、臭虫。”次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这两年有些放松的工作要重视起来，爱国卫生运动要重新发动，并要在1960年、1961年和1962年这三年内作出显著成绩。他还特别提到：“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第344、345页。 ）

4月6日，谭震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在报告中，谭震林肯定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取得的成绩，就麻雀问题作出如此说明：“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 （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10日下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决议》，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将第27条关于除四害的条文修改为：“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人民日报》1960年4月11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日报》1960年4月12日。）

灭雀政策的终止可归因于最高领导层基于现实情况，接受并采纳了相关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和意见。当然，关于此次改弦更张的公开说明又同时顾及了此前推行的中央政策的合理性。

四、灭雀运动结束后的麻雀科研

既然灭雀政策已被调整，灭雀运动也随之戛然而止，麻雀科研工作是否还有继续开展的必要呢？在麻雀的命运因中央政策调整而改变的次日，全国麻雀研究工作会议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召开，此次会议的首要任务便是明确灭雀运动结束后继续开展麻雀科研的意义。

会议从1960年4月11日持续至13日，来自全国各地24个单位的39名与会者围绕“既然已经不消灭麻雀，还研究它的意义”纷纷发表意见。关于麻雀研究的新转向，科研群体逐渐达成共识：政策已修改，但继续推进麻雀研究工作，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重大问题，也可以攀登科学高峰；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的麻雀研究不结合国计民生，而中国的麻雀研究则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若将麻雀研究进一步做深做透，则有望在国际科研舞台上获得重要地位（“全国麻雀研究工作会议纪要”（1960年4月11日），《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3。）。在明确继续开展麻雀科研之地位的基础上，围绕麻雀科研工作的新转向问题，与会者进一步展开讨论。郑作新在作有关麻雀的分类、分布及生态问题的报告时，特别强调了麻雀研究之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所表达的关于在关系网络中考察麻雀益害问题的生态学研究思路，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回应，并纷纷提供相关科研经验。

既然明确了继续开展麻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会议结束后，参会者即向所在单位传达意见，布置各单位的麻雀科研工作。在灭雀运动结束后的1960年，围绕麻雀的食性、麻雀的生态学、麻雀与农作物关系、麻雀与昆虫的关系等问题，各地仍在密集地开展研究。1961年1月10日，麻雀研究协调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相关科研单位总结1960年的麻雀研究工作（“麻雀研究协调小组关于春节前后开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的通知”（1961年1月10日）、“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发文登记簿”（1960年1月—1961年11月），《麻雀工作会议纪要和记录等》（1959年12月—1961年11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89-007。）。此后数月间，麻雀问题座谈会接连召开。以全国各科研单位提供的研究资料为基础，麻雀协调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份关于1960年麻雀工作的总结报告，对麻雀食性的复杂性作出说明 （“1960年麻雀工作总结报告”（1961年9月21日），《麻雀益害问题的研究成果登记卡、工作提纲、总结报告及参考材料等》（1956年1月—1964年12月），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475-003。）。

与此同时，相关研究的重点开始有所调整。在麻雀食性研究之外，麻雀的繁殖习性、季节性种群动态、雏鸟生长、麻雀雏体上的寄生虫等成为重要研究内容。此类研究重点关注“种群”以及“关系网络”，即重点揭示麻雀种群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生态环境中生存的方方面面以及麻雀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种种关系，麻雀生态学的学理特征日渐清晰。1961年1月31日上午，在中科院动物所所务扩大会议上，郑作新建议将对麻雀的调查研究改为“麻雀生态学研究”，该建议被采纳（ “所务扩大会议记录”（1961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工作日记所务会议记录”，《动物研究所一九六○年所务会议记录》，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31。）。

由郑作新明确提出、全国各地麻雀科研人员开展的“麻雀生态学”作为一项研究类别，在灭雀运动结束之后雏形初现，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科研人员在协调政治任务与学科发展关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学术突破。“大跃进”运动开展后，在研究任务与生产任务同样繁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调配研究力量，成为相关科研单位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中科院动物所研究人员在1959年下半年，集中讨论了区系调查组和鸟兽害防治组的分工问题。以郑作新为代表的科研人员，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可以通过摸清生态、生活史来防除麻雀，即以生态学研究统筹“鸟类区系调查”和“有害鸟类防除”具备学理上的可行性（“所务会议记录”（1959年11月20日）、“所务会议记录（一）”（1959年1月23日—1959年10月13日），《动物研究所一九五九年所务会议记录（两册）》，中国科学院档案馆藏，档案号A024-109。）。50年代后半期密集开展的麻雀科研工作恰好为这样的统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依据。

在灭雀运动结束之后，科研领域面临如何重新定位麻雀科研工作的问题，为“麻雀生态学”概念的明确提出提供了机遇 （实际上，当郑作新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求学时，美国学界有关麻雀的研究就多以“麻雀生态学”为研究路径，并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成果。鸟类研究者A.Marguerite Baumgartner为重要代表，他的研究内容包括麻雀幼鸟的成长、树麻雀的季节性变化、天敌以及存活率、分布、筑巢习惯等。比如“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Young Tree Sparrows at Churchill”, Manitoba.Bird-Banding, Vol.9, No.2(Apr., 1938), pp.69-79;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e Tree Sparrow”, The Auk, Vol.55, No.4(Oct., 1938), pp.603-613; “Food and Feeding Habits of the Tree Sparrow”, The Wilson Bulletin, Vol.49, No.2(Jun., 1937), pp.65-80; “Enemies and Survival Ratio of the tree Sparrow”, Bird-Banding, Vol.8, No.2(Apr., 1937), pp.45-52; “Experiments in Feather Marking Eastern Tree Sparrows for Territory Studies”, Bird-Banding, Vol.9, No.3(Jul., 1938), pp.124-135; “Distribution of the American Tree Sparrow”, The Wilson Bulletin, Vol.51, No.3(Sep., 1939), pp.137-149; “Nesting Habits of the Tree Sparrow at Churchill, Manitoba”, Bird-Banding, Vol.8, No.3(Jul., 1937), pp.99-108; “Hawks and Owls in Oklahoma 1939-1942: Food Habits and Population Changes”, The Wilson Bulletin, Vol.56, No.4(Dec., 1944), pp.209-215。尽管在中国灭雀运动开展期间，中国鸟类学家并未提及上述研究成果。但曾于美国求学的郑作新等鸟类学家的研究路径，难免受到以往学术训练的影响，他们不可避免地会试图从以往的知识储备中探求现时科研难题的解决之道。）。因麻雀研究涉及生态学的中心问题，而生态学又是当时国际上相关研究的重点，中国有望借助麻雀生态学研究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直至今时，麻雀生态学研究仍然是麻雀科研的重要内容。麻雀科研密集开展的五六十年代，亦被认为是中国鸟类生态学萌芽的重要时期，在鸟类学发展史上占据特殊位置 （郑光美：《我国鸟类生态学的回顾与展望》，《动物学杂志》1981年第1期；丁平：《中国鸟类生态学的发展与现状》，《动物学杂志》2002年第3期。）。

五、小结

经以上梳理可见，在灭雀运动期间，鸟类学家郑作新等进行的麻雀科研工作与相关政策更多地呈现一种“合作”关系。与同时期的农业“大跃进”情况类似，在运动推行的过程中，部分科学家同中央高层的政策决策者往往“劲往一处使”。在整个毛泽东时代，科学是推动政策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很多时候，为政策推行提供依据的科学被具化为应用技术、数据分析、显微镜、图表等研究工具和路径。它们是客观的，因而被认为是“科学”的，即便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研究者往往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政策决策者及运动执行者而言，鸟类学家提供关于麻雀大量食用粮食的数据、图表材料，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明麻雀的危害已被数据所证明，以此来减少群众运动的阻力。科研群体与政策决策者达成“默契”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科学对政治的妥协。科研群体之所以能够“意会”决策者的用意，虽然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以及保障科研工作的稳妥发展，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双方在两点核心诉求上达成了共识，即既要维护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信心，以巩固新生政权，又要迅速发展生产，以最快的速度摆脱贫穷落后的现状。

鸟类学家郑作新等往往既要响应不同阶段的政治任务，又需兼顾科研领域的既定学术规范，进而在两者之间权衡利害。从“鸟类区系调查”“有害鸟类防除”相关科研工作的推进到“麻雀生态学”概念的明确提出，均是这些权衡活动所取得的重要学理性成果。这些活动与国家政策之间构成了种种或公开或隐性的关系，并使得毛泽东时代的麻雀科研最终达成了三方面的结果，既促成了政策的调整，又使鸟类学获得发展，且维护了高层决策者制定政策的合法性。

 （本文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