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风尘集》的又一佐证——解读董必武的七绝《无题》

毛泽东著《风尘集》的又一佐证

——解读董必武的七绝《无题》

张承源

在2013年9月北京召开的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上，吴正裕先生提交的论文《〈风尘集〉是毛泽东编印的第一本毛泽东诗词集》，可谓石破天惊，为毛泽东诗词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贡献。本人为之引为榜样。

吴正裕先生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给我以启迪。他说：“我直觉地认为，经过战争岁月，又相隔漫长的数十年，要找到《风沙集》原件真如大海捞针。于是，我打算从与毛泽东有交往的我党我军著名诗人的诗集、文集、书信、传记等方面去找寻有关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我翻阅了几部传记、几本诗集后，蓦地在《林伯渠同志诗选》中发现了《读〈风尘集〉有赠》诗二首，经过潜心研究喜出望外，认定《风尘集》是毛泽东编印的诗词集，并断定它就是佩恩所说的《风沙集》。”

罗伯特·佩恩1911年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诗人、传记作家。1946年访问延安，他搜集到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和《沁园春·雪》。他听说毛泽东编印有诗词集《风沙集》，便到处寻找，最后连书的封面是什么也不知道。美国传记作家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一书中说：“据佩恩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70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

“亲密的朋友”中有林伯渠。林老在读了毛泽东编印的《风尘集》后，十分兴奋地咏得二首七律赠予毛泽东。这两首诗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林伯渠同志诗选》，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研究资料的局限，对于《风尘集》作者是谁，该书注为“作者未详。”

吴正裕先生的论文（以下简称吴文），以探奇索奥的眼力，实事求是的精神，有理有据的分析，准确而深入地回答了中外毛泽东诗词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吴文从林老的二首七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入手，即从诗的“内部规律”的解读，认为第一首七律通篇都是歌颂《风尘集》作者毛泽东的。而第二首七律，林老回忆了自己的革命历程并抒发了与《风尘集》作者长期交往的真挚情谊，以及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吴文准确地回答了“《风尘集》的作者非毛泽东莫属。”第二，根据林老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林老标明为“一九三六年　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吴文研究出毛泽东编印《风尘集》的时间应为1936年1月，地点为瓦窑堡。毛泽东将《风尘集》赠予林伯渠，定是他于1936年1月31日离开瓦窑堡，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之前。第三，关于《风尘集》收入诗词的首数，我赞同吴文的说法，即收入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和长征路上创作的诗词17首。《风尘集》是油印本，非正式出版物。“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我附带补充一点，林老诗中“望瑶堡”乃“瓦窑堡”之隐喻，考虑到当时艰险战争环境之保密起见，或为诗人之机智矣。再补充一点，《林伯渠同志诗选》中，有多处诗句抒发了对毛泽东的尊重、热爱、佩服之情。如诗选中《读〈风尘集〉有赠》的前一首《初抵吴旗镇》（1935年10月）就有这样的诗句：“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绝妙诗”乃指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例子尚多，不再赘述。

受吴文研究思路之启发，我揣测，毛泽东当时编印好《风尘集》后，送给的“亲密朋友”应该既是诗人、又是多年生死与共的战友，除了林伯渠（1885—1960），还可能有徐特立（1877—1968），谢觉哉（1883—1971），董必武（1885—1975）等几“老”。

在我党的革命队伍中，长期有“五老”之称。近读《董必武传1885—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引述董必武1936年在陕北瓦窑堡写的《长征纪事》（原题《出发前》，最早收入《二万五千里》，丁玲主编，1937年2月编定，1942年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内部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该文写道：“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红军行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彝岭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手中而牺牲。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啊！叔衡同志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

在延安时，也有“五老”的称谓。1938年12月30日是吴玉章（1878—1966）60岁生日，正值吴老在重庆忙于出席国民参政会。次年11月，吴老返回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提议为吴老补祝60大寿。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为吴老庆祝60寿辰，毛泽东即兴发表讲话说：“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因此，准确地说，“五老”的称呼是1940年1月15日由毛泽东提出并传颂至今的。

我认为，从“五老”的有关诗集、文集、书信、传记中去搜寻毛泽东编印《风尘集》的相关信息，寻找证据，不失为一条好的思路和办法。

果然，寻寻觅觅，终于有所发现！在《董必武诗选》（新编本）中（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首标为《无题》的七言诗，通过一番破译解读，我认为正是董老读毛泽东《风尘集》后喜赋的七绝。董老诗如右：

无　题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

屈子离骚雅与风，志行芳洁古辞宗。

二千年后华芬溢，沾溉文坛异国同。

《董必武诗选·出版说明》中，有这样的文字：“（新编本）选录的诗稿，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诗题一般采用原题；有些诗稿原无标题者，其中少量标为‘无题’，其他则由编者代拟了标题”。

研考这首诗，董老当时写作时肯定斟酌推敲后，没有写标题。现在的“无题”二字，或许是编者加上的，应当说这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无题”下面添了一个蛇足——“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这句话大而无当，让人摸不着头脑；更主要的是人为地设置了阅读障碍，撒了一个烟雾。其实，这首诗应当编在《诗选》的第二首，即放置在《挽嘉义新四军通讯处涂罗十烈士遇害》（1939年8月）之前，这样，《无题》一诗便不难破解了。

董老这首七绝字字珠玑，句句典雅，情深韵美，意境高远，堪称七绝中的上品。要破解此诗，只须将《无题》改为像林老两首七律一样的标题——《读〈风尘集〉有赠》，便迎刃而解、豁然开朗了。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心雕龙·知音》）我们不妨来一次“穿越”，让董老当时构思这首七绝的情景一一再现：

“屈子离骚雅与风”，起句高妙。毛泽东从少年青年时代就受楚湘文化的滋养润泽，崇敬屈原，抄写《离骚》，吟诵《楚辞》，背诵《诗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继承风雅，勇于创新。毛泽东的《风尘集》不正是上承风骚传统，下接斗争实践，书写时代人生，表现风华正茂的优秀诗词吗！

“志行芳洁古辞宗”，承句宕宽。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伟大理想而奋斗，不怕牺牲，志洁行芳。毛泽东的《风尘集》运用旧体诗词的古老形式，抒写现实的革命战争风云，表现工农大众的精神风貌，超迈古今，推陈出新，这不正是传统诗词在新的时代新的作手焕发出勃勃生机吗！

“二千年后华芬溢，沾溉文坛异国同。”第三句转得悠远，第四句合得雅致。中国诗歌有着两千多年的优秀传统，从诗经、楚辞、汉乐府、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代有佳篇，群星闪烁。两千年后，毛泽东的诗词瑰丽雄奇，奇峰突兀，表现了湘江击浪、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万里长征的革命历史，抒写了世纪风云、时代强音、工农心声、诗人情志，《风尘集》承先启后，独领风骚，芬芳四溢，堪称诗史。可以预见，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毛泽东的诗词不仅将沾溉泽润中国文坛，而且必将沾溉影响世界各国文坛。

于是，董老仅用诗家语28个字，高度精炼地概括和抒发了读毛泽东《风尘集》后的喜悦之情，赞美之辞。董老这首无题诗，乍看没有一字一句点明毛泽东和《风尘集》，然而从诗的内涵意蕴和隐喻所指看，字字句句都是赞赏毛泽东诗词。

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传》和《董必武年谱》，都没有写作这首七绝的点滴记述，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此诗写于1936年。

其实在《董必武诗选》中，董老对毛泽东的尊重、佩服、热爱的诗句比比皆是，例如“佳篇曜北斗，庶政示南针。”“学得毛公双字诀，挤钻如意更何求？”“革命谨随群众起，导师频指契机先。高标主义新民主，胜利欣看在眼前。”“马恩列斯毛，指示方向转。遵循此主义，轨同或异辇。”“党在斗争中，选择毛为首。领导路线正，反左兼反右。”佳句尚多，不胜枚举。

董老以诗人的预言见证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且验证了毛泽东诗词对于中国和世界诗苑文坛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毛泽东诗词，一位外国友人如是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中国现代大诗人柳亚子喟叹：“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大文豪郭沫若顿首道：“使我五体投地。”元帅诗人陈毅佩服地赞叹：“看诗词大国推盟主。”元帅诗人叶剑英感慨地吟道：“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毛泽东平生爱读袁枚《随园诗语》。《随园诗话》云：“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毛泽东的诗、林老的诗、董老的诗、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诗、古今中外一切杰出诗人的优秀诗篇，不仅可以养心，还可以养神、提气、明目、醒脑、益思、增能。

（作者为云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