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

作者:    发布时间:2013-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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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特别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是大家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是,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而提交会议讨论的农业文件草案,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如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对此,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许多同志当然不能满意。

从11月11日的分组讨论开始,就已经有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了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个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因此而活跃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特别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上。

11月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的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当天,新华社以“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一更加鲜明的标题,对《北京日报》的消息向全国作了报道。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刊都以同样的标题予以刊登,广大读者为之振奋。随后,河南、浙江、江苏等省省委也郑重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期间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除陈云发言提出的问题外,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提出其他一些重大错案,如“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错案的平反问题。有的同志指出:这些都是过去中央定的,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并作出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一)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二)为因所谓“二月逆流”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三)现已查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是一起重大错案,应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四)彭德怀曾担任过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五)陶铸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将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六)将杨尚昆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七)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八)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这次讲话后,与会者认为对“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也应有个说法。12月14日,会议印发华国锋这次讲话的定稿本,增加了一条内容:“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将1975年至1976年连续下发的12个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这项决定作为第二条,讲话的内容变为九条。这些决定,使两年来广大干部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要求终于得到基本解决。与会同志十分振奋,更加畅所欲言。一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说服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展开讨论和明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这时还不成熟。

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一些自发的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人还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意见。这引起了围观群众间的争吵和混乱。针对这一动向,邓小平立即指示:“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传达贯彻邓小平的指示后,北京等地的这类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中央工作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也进行了热烈讨论。有的同志仍然认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是提倡怀疑一切,是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同志的批评。多数同志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实质上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利进行。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还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示态度,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指导思想,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搞建设,仍然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少同志则提出,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应当重新认识,澄清糊涂观念,这是党指导现代化建设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今后除非发生战争,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