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新民主主义的提早结束

摘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过渡性的构想,它的实行对于中共平稳接管政权和恢复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存废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意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想法在党内有相当的思想基础,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理想与新民主主义政策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建国构想;理想与政策的张力;提前放弃

在相当长时间内,人们避谈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并曾付诸实行;在论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时,只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较少论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原因很简单,1953年,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随后,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新民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实在太短促。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现在许多做法,包括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给予私人企业以合法地位,正是当年新民主主义要做的事情。不少人包括一些高层领导人内心,并非没有“新民主主义放弃早了”的想法。1985年6月,姚依林曾私下说过:“从今天回头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应该长一些?……现在许多事情都是返回去做,为什么那时不就这样做呢?”①薄一波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写道:“如果土改后不急于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不立即动摇私有制,而是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那样,不仅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更有利些,而且也可能不至于搞成后来那样千篇一律的农业集体化模式”②。胡绳、于光远、杜润生等人也推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认为它是一种独具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对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不无惋惜③。

不过,这是几十年后得到的认识。支配历史进程的是当时人、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普遍观念。回到历史,我们会发现,当年毛泽东等人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过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社会主义在彼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由于理论本身的双重性质和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新民主主义政策很难持久,提早结束反而符合其自身逻辑,无论这种选择对以后的发展是否有利。这里说的不是所谓“历史必然性”,而是新民主主义构想的内在张力及其发展逻辑。

“新民主主义”的源流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按照最初的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多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条件。

从中共的意识形态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一种变通的理论。中共从建立之日起,其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接受了《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坚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共一大纲领即明确规定,要在中国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人们很快意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中共二大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确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两步怎么衔接?革命胜利后,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中共内部有过长时间讨论④,但未有定论。第一次在理论上给出明确答复的,是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民主革命胜利后,将不允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但也不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过渡。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经济上,走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其分给农民,保存富农经济,不实行社会主义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各种合作经济;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文化上,实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⑤。

1945年,中共七大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给予进一步的肯定。《新民主主义论》认为,民主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七大则提出“需要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⑥“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然,毛泽东所肯定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他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没有作深入的理论阐述,只是说这种资本主义“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⑦

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在理论上有所依归。依据人类历史发展五阶段学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起来。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受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影响最大⑧。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了列宁《两种策略》里的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据此,说服党内同志“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⑨毛泽东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⑩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还以俄国民粹派来指称中共党内存在的急于搞社会主义的思潮。他说:“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11)这些论证的思想资源来自列宁。

当然,如此界定资本主义的作用,与当时提出的“联合政府”的目标有关。抗战后期,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发展,足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但国民党占据着中央政府,在实力和影响力上仍然占优。国共双方随时准备在抗战后决一胜负,但一时谁也吃不掉谁。国内各阶层呼唤民主改革,渴望战后和平,担心内战爆发。国际上,出现了大国合作和政党妥协的潮流,美、苏两方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依毛泽东的判断,“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12)。经过长时间思考,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基于当时时局和力量对比,这是可以去争取的目标。从策略上说,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旨在联合各中间力量逼迫国民党开放党禁,承认各政党合法地位,结束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改革,争取中共在战后重建中取得主导权。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效果。

所谓联合政府,不只是联合各中间党派,如果国共两党坐不到一起,联合政府无从谈起。为此,中共在策略上作了调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蒋介石虽然“批评九分”,但也还“留有余地”,有些话没有说透。当时,毛泽东估计,联合政府有三种前途:一是国民党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去做官”。二是形式上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第三种前途是以共产党为中心。前两种前途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第三种前途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联合政府”。他说:“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不过“报告不这样写”。毛泽东对出现前两种前途是有所准备的,他甚至没有完全拒绝到国民政府做官的可能,认为这至少可以“做宣传工作”。(13)当然,军队和解放区是绝对不交出的。如果联合政府能够达成,社会革命的任务推延到比较遥远的下一阶段,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建国构想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最后完成,是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这时,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已成定局,共产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抗战时期提出时,还是一种理论设计,为了树起一面旗帜,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此时,则是要着手制定一份即刻实行的建国纲领。因此,真正反映中共建国思想的是这一阶段的阐述。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承续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基本原则,但在提法上有所变化。在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以代指“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放弃了中共六大“工农联合专政”的提法。所谓“人民”,除了原来所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外,加入了民族资产阶级,即所谓“四个朋友”。当然,“四个朋友”在人民民主专政中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占“主要的地位”,主体是工农,领导是工人阶级。故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一开始就排除了采用西方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制度的可能,强调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很合适的”(14)。

在经济上,提出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与中共七大相比,区别在第二条,即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这在七大时是没有明确的。在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将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以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主要经济成分“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对这种经济形态不是放任自流。其指导原则和发展方向是:

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地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带有垄断性质的经济,则逐步地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之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对于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则用法律禁止之。这就是说,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15)

以上是刘少奇1949年6月写的一段话,它集中地阐述了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方针。这个方针有三个要点:第一,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不只是没收官僚资本,其他带有垄断性的经济也都要收归国家经营,或在国家监督下经营。第二,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是利用与限制并用。毛泽东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不能“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它将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几方面被限制。前提是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对国民生计有益而不是有害,并限定其在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轨道内”生存和发展。第三,对于个体经济的政策也是两方面。毛泽东说,占整个国民经济90%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其经济形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个体的、分散的,但不能“任其自流”,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16)毛泽东放弃了此前一度使用的新民主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这个名词“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7)。此时,毛泽东的政策基点是两方面:一方面“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一方面要“好好掌握”,引导整个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18)。

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到底需要存在多久呢?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刘少奇说:“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19)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30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20)这是毛泽东较早谈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时间问题。在这一时期,高层有一个共识,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两到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已经比抗日战争时期的设想缩短了许多(21)。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呢?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有个发言,说俄国1913年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是42.1%,而我们现在还只有10%。虽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22)毛泽东的论证角度相同,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中国“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90%左右的经济生活还“停留在古代”,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23)。刘少奇在1949年2月8日写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中说,东欧国家过渡了3年,中国可能是10年到15年。但如果有国际干涉,有资产阶级暴动,则要立即过渡。(24)从众多资料看,中共领导人是从两个方面考虑过渡条件的: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即工业化发展阶段;一是人民是否准备好接受社会主义前途。我们不难发现,前者是一个确定的指标,是人为难以移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后者带有随机性,取决于力量对比和执政党的动员能力。这种过渡条件的二元视角,对后来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存废有着重要影响。

事实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对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强调得比以前更突出了,更加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提出,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成为国内的基本矛盾,“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25)。“基本矛盾”的提出,埋下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的伏笔。按照中共的理论,基本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一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基本矛盾,甚至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将顺理成章提上日程,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失去存在的理由。

关于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提法,最早是刘少奇在九月会议上提出来的。刘少奇说:“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26)。毛泽东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观点,他在会上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27)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申明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了会议决议,成为全会的共同观点。毛泽东明确告示: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过渡性质,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是其经济形态,但由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起决定作用,其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28)。只是这时,中共领导人还不想突出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免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29)。因为当时还有更主要的敌人和更迫切的任务。

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实行

尽管有上述不确定性,新民主主义政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里还是得到了实行。首先体现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共同纲领》的制定上。1948年5月,中共兑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协商建国的号召,随即加紧了争取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来的统战工作。当年9月到次年3月,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陆续经秘密交通被接到西柏坡或哈尔滨。1949年6月,民主人士陆续随中共领导机关移至北平。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和协商人事等议程中,中共领导人表现出相当开放的态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一些资望很高的民主人士礼遇有加,给一些亲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参加会议的党派共14个。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单列为一派。非中共人士在全体代表中占56%,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占有3位(宋庆龄、李济深、张澜),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占有2位(郭沫若、黄炎培),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约占半数;在政务院下属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5人,担任副职的42人,在15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9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党外人士出任。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纲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规定“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受邀参会的民主党派之齐全,党外人士任职之多,的确使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有了“联合政府”的色彩。

延揽如此多的党外人士进入政府,曾引起中共党内许多人的不满。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0)。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经验、专业知识和社会名望的精英进入政府,集聚到共产党周围,对于瓦解旧势力、收拢人心、治理和建设国家都有帮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早些时候,有些民主人士提出,要整合出一个强大政党与中共“发生平衡作用”,意在建立“反对派”。这种主张遭到毛泽东明确反对。毛泽东告诫民主党派:“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31)。从“领导权”看,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多大区别。1949年1月,毛泽东就向秘密来华的米高扬交了底,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2)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虽然强调加强经济的计划性,但还没有考虑计划完全替代市场;虽然估计到会有冲突和矛盾,但可以在新民主主义范畴内解决,而不是用即刻消灭私有产权来解决。联想到之前俄国十月革命后走过战时共产主义的弯路,以及之后红色高棉推行消灭商品、货币等极左政策招致败亡的教训,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理念和政纲,对于中共来说是一种幸运,至少抑制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冲击。这种思想在以农民出身为主体的中共党内有广泛的基础,并且不断地冒出来。其表现是:在农村工作中,流行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的思想;在城市接管中,出现了平分工商业的思想。这对于即将接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倾向。从1947年底起,毛泽东连发党内指示,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948年7月27日,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批评要求平分一切土地财产、平分工商业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问答》强调,我们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一个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大量地发展公私近代化工业”。(33)

1949年初,随着接管城市越来越多,保护工商业显得尤为迫切,亟须“自由资产阶级”的参与和帮助(34)。当时,私人工商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私人工业总值占全国63.2%,职工人数占全国54.6%;私营商业占比重更在80%以上,从业人员达662万人。保障市场和稳定就业离不开私人工商业的复工。然而,民族资本家在政权更替之际惶惶然。他们中的多数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不愿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大部分人选择把企业、资财、人员留在了大陆,但对共产党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害怕被“消灭”,“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在共产党进城之际,有的撤走资金、隐匿财产、转移设备,有的跑去香港甚至远走欧美,多数则消极观望。中共接管干部又以“少与资产阶级接近”为戒,进城以后长期避见资本家(35)。工人中有效法“耕者有其田”而要求“工者有其厂”的激进倾向,出现了清算斗争资本家的现象,增加了资本家的怀疑和恐惧,“资本家听不得‘剥削者’这三个字,越听越怕”(36)。许多私人厂商关门歇业。据华北局报告,天津解放之初,“私人企业开工率不足30%,由于开工不足,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

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的天津之行,就是受毛泽东之托去“稳住工商界”,让私人企业尽快复工。刘少奇到天津后,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打消资本家的顾虑,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一方面,克服干部和工人中的“左”倾情绪,说服工人不要提出过高要求。刘少奇认为,除了要解决公私矛盾和劳资矛盾以外,还要恢复对外贸易和城乡沟通,也就是要解决市场问题。毛泽东赞同刘少奇的观点,把它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后称为“四面八方”政策。

刘少奇在天津作了许多讲话,后来引起争议的是关于“剥削有功”的说法。针对资本家怕称自己是“资本家”,怕听“剥削”二字。刘少奇说,剥削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代替封建主义剥削方式是一个巨大进步。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100年间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生产的总和还多。从发展生产力看,资本家阶级剥削是有其历史功绩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在青年时代,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工人受剥削太多,而是太少。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人民都有利。(37)刘少奇的讲话的确“稳住了”天津资本家,也在其他城市起了作用。例如,陈毅就是采用类似的办法稳住了上海资本家,甚至吸引了一些已经出走的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味精大王”吴蕴初等重返上海。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刘少奇的讲话“起了很好的作用”(38)。

然而,刘少奇有关“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有利”的说法,对于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为最高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听起来很刺耳。先是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非议,然后有资料说,毛泽东看到讲话记录时,不满“形于颜色”(39)。毛泽东本人认同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及其提出的政策(40),但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很不以为然。5月,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私下谈话时明确讲,今后“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41)。这与刘少奇的说法分歧明显。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虽然毛泽东要求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他的意思是,发展生产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不过,毛泽东这时并没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并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确定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社会主义前途并没有写进《共同纲领》,但这个前途是毛泽东多次公开亮明了的,在各阶层包括民主人士心里也是不言自明的,无论他们是向往还是恐惧(42)。1949年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曾有民主人士主张写上社会主义前途,周恩来解释说: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大家看。“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43)据说,有党外人士询问毛泽东:中国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吧”!(44)这些交谈并不说明民主人士比中共领导人更向往社会主义,但是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前途在各阶层包括民主党派中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中共领导人不将“社会主义前途”写入《共同纲领》,其用意在稳定人心,避免“强迫于人”;同时,也为避免在执行当前政策时出现混乱。然而,由于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渡时间表,反而使随时结束新民主主义少了法律上的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