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背景、生成及分析【2】

二、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形成过程及最终构成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会议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4月21日至25日，是第一阶段；从4月30日至5月24日，是第二阶段；从5月30日至6月11日，是第三阶段。 会议期间，大会共有4次休会，分别为4月26日至29日、5月4日至8日、5月25日至29日、6月1日至8日。另外，《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将七大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随着三个阶段的推进，中共七大的地缘战略也逐步清晰。

（一）会议第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朱德先后作了关于政治、军事问题的报告。从报告的内容来看，中共此时的总体基调是比较乐观的，体现在多个方面。

1.关于形势。对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3页。）对于抗战和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对日本而言，“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和无数次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16—117页。）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47页。）朱德也指出：今天，“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2.关于前途和总路线。毛泽东指出：中国面临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我们更有信心和勇气去争取第二种可能性、第二个前途，即“实现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3页。）为此，七大的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04—105页。）

3.关于两个转变。首先是军事上的转变。毛泽东提出：要准备“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要转向正规化”；要准备转向“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4—136页。）其次是工作重点的转变。毛泽东提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需要选择转向乡村或城市，而“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7页。）朱德则就军事转变进一步补充说：毛泽东早在抗战初期就提出的，关于人民军队要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全军干部必须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 （参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4.关于任务。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各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各种团体和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在解放区，人民军队应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参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86—88页。）朱德则对解放区战场的地位和任务着重作了阐述，指出：“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 （《朱德选集》，第141—142页。）

由上述可见，在这一阶段，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几个基本方面已经初步确定：其一，在战略的性质上，要准备以我为主，采取一种全面的进攻性战略；其二，在全局关系上，以解放区为战略进攻的出发点和基地，以沦陷区为战略进攻的指向，以国统区工作为战略配合；其三，在不同类型地区的分工上，沦陷区和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在口头上讲，也要在实际上去做，“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86、137页。）其四，在发展方向上，仍以华北和华中为重点，以其他地区为辅助。

（二）会议第二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其间，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与会代表对政治、军事及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等24人及日本、朝鲜的代表冈野进、朴一禹作了大会发言。除了大会讨论和发言外，各代表团及其下的小组还各自开会进行了讨论和发言。 七大上的代表团包括：中直军直、陕甘宁边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大后方共8个代表团。在这些代表团之下，还划分出若干小组。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73页。从内容来看，这些讨论和发言包括了统一战线、城市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和华北、华中、华南等各地区、各根据地的工作，除了涉及大量具体的历史、现实问题外，也有很多指向总体战略和各局部、分支的战略问题。

1.关于华北。对于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前景，与会者相对比较乐观。其中，晋察冀代表团的聂荣臻提出：抗战结束之前，全华北将是最激烈的战场；国民党在华北处于劣势，它虽然可以派兵来，但我们应该有决心打败日本，不让国民党来；因此，华北党的任务就决定破敌收北京。 （参见《聂荣臻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9日）。）但是，他也提出：要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问题，不仅需要搞通思想，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一定装备的改善；我们要在技术上、战术上有准备，特别在干部上，应该有准备。 （参见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1页。）

晋冀鲁豫代表团的刘伯承也对转变问题持类似的看法，认为：要防止在转变问题上的落后，但是主要的还是防止急躁；由乡村转到大城市，不能脱离乡村这个基础而转到城市，游击战转到运动战，游击战始终是贯穿全局的，要站在物质条件这个基础上，才能说到转变问题；将来进攻城市要用奇袭的办法，也就是人民战争结合人民的战法，也就是比较脚踏实地的里应外合的办法。 （参见《刘伯承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10日）。）

2.关于华中。与会者大多认为华中发展前景比较复杂，变数比较大。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华中的任务是“破敌收京”；但目前军队和党的力量还是不够，在南京和上海的准备工作也不够，现在任务就是大胆发展自己，发展军队、农民力量和友军，重心放在江南，发展浙江、武夷山、天目山根据地，这样才能有条件夺取城市。他还分析认为：美军要登陆东南沿海，就必须寻求中共支持，但在其登陆后，会有很多新情况，可能出现“斯科比”的局面；因此，我方必须立足于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并做好相当的准备，有利时争取城市，不利时则立足农村长期抵抗，并执行自卫方针和原则对付“斯科比”的危险。( 参见《陈毅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1日）。)另外，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中，他还提出：华中反攻时，国民党可以由西而东，英、美由东到西，把我们夹在中间，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搞城市我们就搞农村，要打就打，由乡村逐渐推进到城市；如果遇到国民党从平绥路切断苏联与八路军的联系、从陇海路切断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的形势，我们也不要怕，只要我们巩固农村，夺取几百个小城市，放手发动群众，夺取日本的武装，武装自己，即使他们占领铁路干线，我们也有办法。( 参见《陈毅在七大华中代表团的发言》（1945年5月7日）。)

但是，对于华中的发展重点，与会者中有不同的看法。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有人提出：根据历史经验，江淮是决定天下胜负的重大场所，得江淮流域，南可窥苏浙，西可瞰武汉，北可俯中原，故华中地区内的重点不应是江南，应是江淮之间，首先应该夺取大别山，并延伸向南方各山脉发展，以山岳地带作为华中的依托与根据。还有人对江南工作提出了更具雄心的想法：应注意将过去苏区和红军中的老干部派回南方的老苏区，“做秘密工作搞地下军，或与现在尚继续单独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如闽浙赣边、闽东、闽东北等地）结合在一起”；如果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他们即可率领群众武装起义，配合行动，收复老苏区；即使将来一定时期我与国民党分区而治，只要我南方各省力量强大，亦可获得对我更有利的条件。

3.关于沦陷区。由于中共的沦陷区工作基础比较薄弱，起步较晚，对于如何夺取沦陷区，与会者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和争议。彭真指出：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根据现有的敌我形势，要在反攻时顺利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但要有强大的具有相当现代装备的进攻主力，而且必须有城市内部有力的起义做内应；从总的力量来估计，外合的力量是收复城市的主力，内应的力量一般的应当是助力；若单以内应力量来讲，工人、苦力与反正的伪军伪警是决定的力量，其他各阶层的力量则是助力；再以工人、苦力与伪军伪警的作用来比较，工人的斗争是最顽强的，在政治上也是最坚定和最可靠的，但他们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没有活动的自由，不易获得武器，不易受到军事训练，不可能像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那样充分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而反正的伪军伪警则是敌人武装好了的，受过军事训练，并且多少有些战斗经验，在起义初期，也许暂时比工人、苦力起着更大的作用；争取老一代的工人是争取工人、苦力的中心一环；从组织上争取伪军伪警反正的中心环节，是争取其大小军官，特别是带兵官；为成功地实现里应外合，必须事先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武装骨干，即学习法国的榜样，组成有力的地下军。（参见《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82、91、94、95页。）

针对彭真提出的在内应问题上争取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并重的观点，聂荣臻指出：在夺取大城市的方针上，重点应放在组织地下军；因为敌人重要的据点，甚至可以设想到将来重要城市即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主要由日军据守，拿今天来看，对付我们第一线的都是日军，不是伪军；现在有时争取伪军效果大，但组织地下军工作较可靠，可能性大；现在许多大城市的周围，都有民众武装，有很多的条件来进行这个工作，如派遣人进行各种组织的准备，派人运输武装进去，甚至到那时还可以组织临时便衣队，可根据各个地区的情形来决定。（ 参见《聂荣臻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9日）。）另外，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也有人提出：争取伪军伪警工作是头等重要的观点完全对，但死板地用到上海就会犯错误，那里的主力应当是工人、学生、市民为主体。

4.关于国统区。抗战时期，由于形势复杂和险恶，中共的国统区工作长期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新的历史转折来临之际，与会者也对推进国统区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彭真指出：在大后方，“目前还不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或准备把革命推进到大城市，而是首先在乡村中广泛地创造前进的基地”；无论内战爆发下的武装斗争形势，还是在国共合作局面下的非武装斗争形势，我们都应该以乡村为基地，以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为大后方工作的重心；“目前，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大后方乡村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知识分子应该到农村中去，帮助农民觉悟和组织起来，以造成乡村包围城市、支援城市民主运动的局面；另外，以前我们对国民党军的工作是极其不够的，而目前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已经反映到国民党军队中，瓦解了其士气，我们应当积极地开展工作。 (参见《彭真文选（1941—1990）》，第78—79页。)

与彭真的意见相呼应，有人提出：大后方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党，应把开展国民党顽军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把过去所谓交朋友工作提高一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特殊任务。另外，还有人提出了更富雄心的想法：在大后方，对于地方实力派和小党派及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亦应展开广泛的统战工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政治攻势，在时机成熟时，在某些地区建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必要时，开始可以采取隐蔽形式；这种地方性联合政府，亦须经过过渡形式，从由我参加，到势均力敌，到以我为领导。

5.关于华南。在中共的全盘战略规划中，华南属于配合地位。但对于配合的方式，与会者也有不同的想法。在华中代表团会议上，有人提出：在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在保持我之独立自主便于发展我们自己壮大自己的原则下，可以与中间势力大胆合作，建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即使开始时他们只接受一部分纲领也可以；如东江纵队之与李济深，只要情况允许，就可以这样做。还有人提出：闽粤赣边农村工作的形势已经成熟，农民迫切地需要我们去领导；我们的工作方针应该是，第一，要注重改善民生，以便发动更普遍的社会基层群众参加民主运动，并集中与统一民主力量，改造独裁统治，第二，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力求普遍，形式多样；在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上，应该利用各种合法的抗战机构，利用各种现有的合法组织形式，利用各地社会习惯所许可的组织斗争形式，应该以合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为辅，非法斗争应该尽量以合法斗争形式出现，并求得转为合法，才适应当前的要求，同时斗争应从微小做起，使群众敢于参加，要求得胜利，无论大小，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而又逐步提高，适可而止。在大会发言中，大后方代表团的古大存提出：发展武装，首先要依靠农村，哪怕武器少；其次要独立自主，同时要依靠农民；可以利用合法地位，但不是为合法所束缚，尤其今后在像华南这样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地方，建立武装时要注意。 （参见《古大存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11日）。 ）

6.关于东北。一般来说，对中共的认识和工作分工来说，东北地区属于广义上的沦陷区，因此，也是中共势在必争的对象。东北小组的刘澜波就提出：东北这个地方很大，我们一定要夺；中国有句古话，就是岳飞说的“犁庭扫穴，直捣黄龙”，但是岳飞的志向没有完成，我想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参见《刘澜波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22日）。)但是，与会者也注意到了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并就此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关内其他地区的设想。例如，彭真指出：在东北沦陷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而我们没有力量和条件，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 (参见《彭真文选（1941—1990）》，第79—80页。)再如，刘澜波提出：东北伪军工作要平头进行，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要同时使力；在城市中要争取东北的老一代，也就是30岁以上的人，这是开辟工作、建立工作中的中心一环；东北乡村人口集中、武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和关内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们在乡村开辟游击战争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要在长白山的狭长地带、靠晋察冀阴山山脉的狭长地带、在辽热察的三角地带以及沿海地带开辟游击战争，尽可能地创造一些小型的根据地；可以通过晋察冀、山东，用武工队慢慢活动到东北去。 (参见《刘澜波在七大的大会发言》（1945年5月22日）。)

（三）会议第三阶段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讨论后，会议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先后作了关于军事报告讨论、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讨论、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三个结论，并最后通过了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决议及新党章。

相对于前两个阶段的乐观色彩而言，会议第三阶段的基调转向严峻。其原因在于进入5月后国际、国内局势都出现了重要变动。国际上，虽然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战败投降，欧洲战场硝烟散尽，但苏联接下来的远东政策和对华政策仍然不明确；相反，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逐步明朗。在国内，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国民党的反共倾向进一步加重。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会议决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对中共问题仍表示寻求以政治解决。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中共对时局和战争走向的判断，而且也对中共七大地缘战略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七大最终形成的地缘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国内形势和格局走向。中共认为：首先，临近抗战结束及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的可能性比较大，局势可能会长期不利。5月31日，毛泽东在作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表示：要准备各种困难，包括“被他们（指美国和国民党——引者注）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得不到承认、“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敌人兵力集中到华北”、“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等各种情况。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7—391页。）其次，国共合作在战后难以继续，将代之以国共对抗，须为此有所准备。毛泽东指出：两党没有任何谈拢的希望，但我们现在还不向人民公开宣布。（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3—414页。）

2.关于战略目标。中共认为：尽管国际国内形势严峻，但要迎难而上，敢于革命，最终以革命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我们一定要胜利，“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我们要尽量争取成立联合政府，但也要准备在今年11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解放联合会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也不同于内战时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但“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2—393，414页。)

3.关于战略性质。中共认为：虽然形势严峻，但仍然要坚持采取进攻性战略；为此，不仅必须转变工作重点，而且必须马上着手准备沦陷区工作，以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在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指出：我们要准备“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将来“我们可能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要好好注意和培养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为到城市中去作准备。（《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页。）另外，经过会议期间的讨论，中共也明确了关于国统区工作的若干指导原则，其中包括：要积极参加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要给农民群众以一切可能的支援；要注意国民党军队工作；党组织应保持完全秘密的状态；要放手发动群众，但也要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避免犯冒险主义。

4.关于发展方向。经过会议期间的讨论，中共进一步确认以华北和华中为全盘战略规划中的两大重点，其他地区仍然为辅助。但是，与会议开始阶段不同的是，中共特别提出了东北地区对于未来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强调说：东北极其重要，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就获得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改变长期以来革命根据地分散分布且没有工业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有重工业和机械化的军队，而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