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一九四八年卫立煌与中共的关系【2】

三

辽西会战中，卫立煌始终主张西进兵团撤回沈阳，而该兵团的确在返回沈阳途中被全歼，是否可以由此得出卫立煌“帮助”中共的结论呢？

10月15日锦州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内部围绕西进兵团去向产生争论。卫立煌和西进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均断定，锦州地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必将北上寻歼该兵团。卫立煌建议西进兵团返回沈阳，廖耀湘则主张南下营口经海路撤出东北（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26页。），二人意见相左，但目的都是为规避东北野战军主力，以保存实力，折射出对西进兵团战斗力的不自信。然而，蒋介石却执意重占锦州。由于分歧一时无法弥合，西进兵团徘徊于新立屯、彰武地区。直至10月21日，蒋介石才勉强让步，允准西进兵团南下锦州遇阻后转赴营口；而卫立煌不改初衷，指示工兵在辽河上架设浮桥，以备撤退营口不利时回师沈阳。（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39页。）

卫立煌的主张是明智的。作为对手，林彪尽管认为西进兵团不会继续南下锦州（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15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038页。），“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辽沈战役》，第216页。），却准备采用“诱敌深入”办法，引诱西进兵团南下并歼灭之，其理由仍是锦州战役期间的判断，即“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易言之，对于国民党军而言，锦州战略地位远高于沈阳，西进兵团即便暂时撤回沈阳也不会放弃重占锦州。同时，情报显示西进兵团并未退兵，表明其正处于两难选择之中。10月20日，林彪下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北上迎战西进兵团，并强调：“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辽沈战役》，第224页。）换言之，林彪最担心西进兵团返回沈阳，而这正是卫立煌所坚持的。此外，林彪一直认定西进兵团南下目标是锦州，根本没有料到对手还有可能转向营口，这表明他并不知晓国民党军内部分歧，自然也不知晓卫立煌的主张。

10月22日，廖耀湘率西进兵团南下黑山、打虎山，拉开辽西会战序幕。23日晚间，因作战不利，廖耀湘决定放弃重占锦州，主力继续进攻黑山的同时，一部兵力转向营口。对此，卫立煌勉强认可，却又指示西进兵团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33页。）就在同一天，林彪命令各部队加速前进，在黑山、打虎山以北、新立屯以南地区建立包围圈，其中一半兵力部署于北线新立屯方向（《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3日，第1050页。）。这表明林彪担心西进兵团在遭到围攻后仍有可能退回沈阳，没有及时捕捉到西进兵团改向营口的最新动向。

两天后，即10月25日，林彪方才发觉对手已改变行军方向，不可能返回沈阳。当日拂晓，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南独立第二师、第八纵队与西进兵团第四十九军遭遇，后者是西进兵团撤往营口的先头部队。得到报告后，林彪判断西进兵团“有改变决心，转向辽中或台安退营口的可能”，于是迅速调整部署，督促主力赶赴黑山、打虎山。（《辽沈战役》，第621、539、239页。）

然而就在同一天，西进兵团一部却准备退往沈阳。原来，第四十九军受阻后，军长郑庭笈没有报告廖耀湘而是越级请示卫立煌。当日下午5时，卫立煌命令该军连同附近第十四师、新编第二十二师撤回沈阳。（郑庭笈：《蒋军辽西兵团的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51页。）不过，卫立煌没有及时通报廖耀湘，很可能是打算以既定事实影响廖耀湘改变决心。如果这一目的得以迅速实现，那么，正在赶赴黑山、打虎山地区的东北野战军必定扑空。

林彪得知西进兵团一部返回沈阳的消息来自一次遭遇战。西进兵团第十四师率先执行卫立煌的命令，刚刚行动即与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不期而遇，后者奉命南下打虎山阻止西进兵团撤军营口。遭遇战发生在26日凌晨4时前后，地点在北宁铁路的历家窝棚车站（《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页。）。西进兵团到底指向何处？当天中午时分林彪给出判断：西进兵团准备退回沈阳（吴富善、高体乾：《第七纵队在辽沈战役中》，《辽沈战役》，第528页。）。他再一次调整包围圈，范围设定在黑山和打虎山以东、厉家窝棚以西地区（《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1948年10月26日，第1056页。）。应该说，此次判断和部署与实际情况有太大出入：撤军沈阳的只是少数部队，而非西进兵团主力。换言之，卫立煌的命令尚未对西进兵团主力发生影响，却使林彪产生错觉，新设立的包围圈背离西进兵团主力行军方向。如果形势再无变化，西进兵团主力有可能退往营口，逃脱围歼。

最终将西进兵团送入东北野战军包围圈的是廖耀湘。26日傍晚，廖耀湘方才获知第四十九军没有打通退往营口的通道，惊慌失措之时，接到卫立煌关于回师沈阳的正式建议。廖耀湘改变计划，全军分走两路退回沈阳，一路沿北宁路直接北上，另一路东渡辽河后再转向北（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43—144页。）。廖的最新方案固然受卫立煌影响，但西进兵团撤军营口受阻则是重要原因。如果说26日凌晨西进兵团第十四师行动“误导”林彪作出“错误”决策，那么，当日黄昏廖耀湘的决定则使林彪化险为夷。

不过，林彪未能周全考虑西进兵团撤军路线，没有料到对方除直接北上外还选择了东渡辽河迂回北上。因此，当27日得报东北野战军一部与西进兵团东进部队遭遇后，林彪立刻紧张起来，对已有判断产生怀疑，认为西进兵团在北宁路遭遇第六纵队阻击后“有向台安方向突围模样” （《辽沈战役》，第243页。）。向台安突围的目的地是营口。显然，这与事实不符，却恰恰说明林彪并不知晓对手内情。好在此时东北野战军与西进兵团陷入混战，彼此建制大乱，已无法再次调整部署；否则，西进兵团一部有可能逃脱围歼，返回沈阳。28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全歼西进兵团。

综上所述，西进兵团退往沈阳是卫立煌的一贯主张。相比较蒋介石、廖耀湘建议，这一主张最为明智，正如林彪在辽西会战后所言：“如果按卫立煌之办法，锦州一被打下，（西进兵团）即缩回新民或退守沈阳，可以不致失败到如此之快。”（《辽沈战役》，第267页。）换言之，卫立煌确无“促成蒋介石失败”想法。先是蒋介石、后是廖耀湘，为东北野战军围歼西进兵团提供时机。此外，林彪在战役期间对西进兵团动向的几次判断及其相应兵力部署，或超前或滞后，也反证卫立煌并未“帮助”中共。

四

表面上看，1948年卫立煌对蒋介石各项命令多不遵从，先是在冬季攻势中拒绝出兵救援各地，接下来在没有关内援军的前提下又拒绝打通北宁路、救援长春、解围锦州，最后是反对西进兵团重占锦州。卫立煌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谨慎使用沈阳国民党军，而由沈阳国民党军主力组成的西进兵团在6天时间内全军覆没，足以证明他的谨慎并非多虑。

卫立煌多次准确判断东北野战军战役企图。换言之，他是毛泽东和林彪最有分量的对手。如果他的意见得到蒋介石重视，东北野战军决战之路可能更为曲折与艰难。事实上，对于国民党军失败，蒋介石应该承担最大责任。台湾军方和学者关于卫立煌“作乱造反”和应承担全部责任的观点，无疑在混淆事实，遮掩蒋介石过失，同时也在有意贬低毛泽东、林彪的决策水平与能力。

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卫立煌撤职查办，罪名是“在此次辽西会战中，因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致贻误战机，失陷重镇”（《卫立煌撤职查办》，《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1日。）。自此，国民党方面把西进兵团乃至东北失败责任推到卫立煌一人身上。同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卫立煌位列第13名。国共两党先后对卫立煌作出否定性评价。不过，前一种评价为转嫁失败责任，后一种评价则从另一种意义上充分肯定了对手分量。

卫立煌在其个人生涯中，两度与中共合作，第一次是在抗战期间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并因此获罪于蒋介石，被免去本兼各职；第二次是1955年由香港返回大陆。尽管如此，并不能从逻辑上推断卫立煌在东北战场亦倾向于中共。事实上，卫立煌当时打算有所作为，并与东北野战军长期对抗。

（本文作者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