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一九四八年卫立煌与中共的关系

摘要:1948年，卫立煌准备与中共东北野战军长期对峙。他以国民党军主力固守沈阳，致使东北野战军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内无战机可觅。虽然卫立煌对毛泽东和林彪攻打锦州的意图判断失误，反对动用沈阳主力增援，却一直设法保存锦州国民党军实力。卫立煌力主西进兵团回师沈阳，正是林彪在辽西会战中最担心的后果。相对于蒋介石，卫立煌是中共最有分量的对手。有关其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共的言论是错误的，有关其应为国民党军战败承担最大责任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前者贬低了中共的决策能力，后者遮掩了蒋介石的过失。

关键词：卫立煌；东北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林彪

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五天后，他飞抵沈阳，接替陈诚出任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截至11月10日被撤职查办，他长驻沈阳达九个半月，其间，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对于卫立煌接受任命的动机，他的夫人韩权华披露称“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促成蒋介石失败”（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0页。）。大陆有关研究和媒体采信这一观点，强调卫立煌在东北所作所为有利于中共（张殿兴：《卫立煌与辽沈战役》，《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夏从本：《卫立煌将军是怎样投向人民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8期；孙果达、刘斌斌：《辽沈战役中的卫立煌》，《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吕春：《“传奇将军”卫立煌投共谜案》，《档案天地》2007年第4期；刘振修：《卫立煌，反共骁将的回归》，《文史天地》2012年第11期。）尽管卫立煌的后人公开声明卫立煌本人不是卧底（刘畅：《卫智向本刊记者讲述——祖父卫立煌不是卧底》，《环球人物》2013年第12期），但似乎没有效果，如杨天石称“卫立煌虽然是东北剿总司令，实际上他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最大的间谍”，（见《最后王朝：杨天石、刘和平对谈〈北平无战事〉》）。在介绍卫立煌“帮助”中共的背景时，论者采信赵荣声的陈述。赵荣声称：1947年春，卫立煌赴欧洲考察，在法国与汪德昭相见。汪德昭是韩权华的姨侄婿，时为中国留法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共有秘密联系。卫立煌写下致中共电文，主要内容是：“为了尽快地结束中国的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该电报由汪德昭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1948年初卫立煌得到回电，其内容大意是：“信已转到目的地，据革命权威人士的意见，将军应当自己选择时机并且利用当时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308—311页。）赵荣声曾担任卫立煌的秘书，但并未赴欧洲考察，其说法当是耳闻，并非亲见。

无独有偶，大陆以外某些言论也认定卫立煌对国民党军失败负有重要责任，甚至暗指他“帮助”中共。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白皮书，谈到辽沈战役时称：“卫立煌将军奉命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五日前开始转移兵力以解锦州之围，但迟至十月九日始率其一部分兵力遄离沈阳……途中与敌遭遇，即遭各个击破，而永不能到达其目的地。”（美国国务院编：《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第188页。）援锦兵力并非由卫立煌率领，所谓“遭各个击破”亦非真实情况，但白皮书中强调卫立煌在接到命令近半个月才采取行动，弦外之音是他应对锦州失守负责。台湾军方研究者批评卫立煌固守沈阳非明智之举（三军大学：《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台北）“国防部”史政局，1989年，第139—141页。）。另有论者称他迟迟不出兵救援锦州，“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又称“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而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 ，断言其暗通中共（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第498、503、509页。）。如此这般推理的结论是：国民党军失去东北应由卫立煌一人承担责任。

卫立煌与中共关系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公布相关档案资料。不过，分析毛泽东、林彪对东北国民党军的判断和应对，却丝毫看不出中共与卫立煌有过任何默契，也得不出卫立煌须为国民党军失守东北承担主要责任的结论。

一

坐镇东北期间，卫立煌在重要决策上往往与蒋介石相左，但并不能由此得出他有意“促成蒋介石失败”的结论。实际情况是，相比较于蒋介石，卫立煌对国民党军实力的认识更为清醒和客观，对中共东北野战军战役企图的判断更为准确，应对之举也更为慎重。

1948年1月22日，卫立煌飞抵沈阳之时，正值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如火如荼之际，各地国民党军频频告急。蒋介石督促沈阳地区主力前往增援，遭到卫立煌断然拒绝。卫立煌认为，“共军目前采用的战法是围城打援”（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7—48页。），其目的就是吸引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出援，以便采用运动战方式予以消灭。在他的坚持下，沈阳国民党军坐视新立屯、沟帮子、辽阳、法库、鞍山、永吉、四平等地相继失守。至3月15日冬季攻势结束，国民党军被隔离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

其实，即便明知东北野战军“打援”，沈阳国民党军如果战斗力强大，亦可前往增援。但实际情况是，经历东北野战军1947年夏季、秋季攻势后，国民党军已今非昔比。对此，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有过分析：“（1947年）夏季，敌人还敢以团为单位守据点，秋季收缩后只能以师为单位防守，到冬季一个师也不敢了。在夏季敢出动五个师增援，到秋季就要出动十个师。冬季出动十个师，被吃掉两个，以后打辽阳、鞍山时，敌人就不敢出来增援了。敌人现在（1948年3月）可以机动的部队不超过十个师。”（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所谓“冬季出动十个师，被吃掉两个”是指卫立煌赴任前的公主屯战斗。上述分析是客观的、准确的，卫立煌接触东北国民党军后也有类似结论：沈阳只可抽调七个师出援各地；而这七个师缺额甚多，其中五个美械师的弹药不足一个基数（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册，出版者不详，1978年，第28页。）。应该说，卫立煌拒绝出援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军战斗力不尽如人意，假如他确有“促成蒋介石失败”的想法，就应该听从命令，主动配合东北野战军围城打援，那样国民党军就会败得更惨。

卫立煌不仅拒绝派兵增援各地，也反对单独出兵打通北宁路。北宁路是东北国民党军联系关内的唯一陆路通道，其沈阳至锦州段于1948年1月29日被东北野战军切断。自此，沈阳只能仰仗空运解决补给，显然是杯水车薪。2月22日，蒋介石命令沈阳国民党军打通北宁路，并乘机将主力收缩至锦州（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册，第42页。）。之后蒋介石又多次下令，均遭到卫立煌回绝（详见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38—239页。）。其实，卫立煌并不反对恢复交通，而是坚持先由关内出兵增援锦州，再由沈阳国民党军与之两路对攻，实现会师（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04页。）。显然，他所顾虑者仍是国民党军战斗力。

那么，卫立煌拒绝单独出兵、固守沈阳是否在帮助中共？答案是否定的。林彪预料沈阳国民党军将出兵北宁路。2月25日，他建议在冬季攻势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吸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04—405页。）。3月14日，他再次计划：“我主力在四平周围整训并防堵长春敌人向南撤退，与南面敌人北上接应。小部在北宁路及营口到沈阳之线尽量诱敌出来恢复此两线，以造成尔后作战上有利条件。”（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第534页。）总之，林彪断定沈阳国民党军必将打通北宁路，并作出相应歼敌部署。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应该说，毛泽东、林彪抓住了蒋急于恢复北宁路的心理。不过，卫立煌识破了林彪的意图。他分析：“东北解放军主力，就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和长春部队的行动；如果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4页。）基于这一判断，他反对单独出兵。

既然对国民党军战斗力没有信心，卫立煌固守沈阳的底气何在？他对亲信将领彭杰如透露：“美国人是坚决反苏反共的，沈阳系东北重镇，有战略价值，绝不会坐视不理。现在东北问题，苏美等国利之所在，势在必争。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要我们保存实力，占据地盘，事情即有可为。”（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8页。）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对原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解释固守沈阳意图：“我当时是企图保存实力，以待时局的变化”。（郑洞国：《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76页。）所谓“时局的变化”是指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并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易言之，心存幻想是卫立煌坚守沈阳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卫立煌很清楚，沈阳毕竟是一座孤城，依靠空运维持补给终非长久之计，故对坚守也曾发生动摇。当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等人于6月和8月两次建议撤守营口、依靠海路补给时（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8页。），他一度赞同，但旋即予以否定，其顾虑在于：“主力一撤，长春、沈阳都会一齐陷落，我个人的声誉影响事小，丢失东北的责任哪个来负呢？”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1页。）作为总司令，卫立煌必须承担因撤军而丢失东北的责任，除非蒋介石亲自下令放弃沈阳。总之，不愿承担失守东北的责任是卫立煌坚守沈阳的第三个原因。

卫立煌固守沈阳，致使擅长运动战的东北野战军无仗可打。林彪拟定了另一个围城打援方案，即北上长春作战，其具体设想是：在长春外围作战中“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在总攻击发动后，战斗已进行到重要阶段时，估计届时沈阳之敌必利用我军消耗与疲劳大举北上增援，则我军仍坚持将城打下”。对于援敌，林彪分析有两种情形，一是沈阳国民党军单独北上，二是锦州与沈阳两地国民党军联合北上。对于前者，林彪认为“较易应付”，而后者“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第53页。）这一计划再次得到毛泽东支持。不过，在5月下旬开始的长春外围作战中，东北野战军损失2100多人，未达到预期目的。包括林彪在内的大多数东北局成员对作战方案产生犹豫，于7月20日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认为继续攻打长春有两个顾虑：一是以7个纵队攻城，兵力不足敌人3倍，无法形成攻坚作战的绝对优势，有可能重演1947年6月四平战役失利的一幕；二是“估计在我主力投入纵深战斗后，沈阳之敌仍以新一军、新六军为骨干，从铁岭出发，以十五万人左右的兵力，采取集中行动北上增援。锦州之敌亦有可能出动两个军经沈阳、铁岭北上增援或进驻沈阳，使沈阳敌能抽出共约二十万左右的兵力北上增援”。会议认为，东北野战军只能抽调四个纵队参加阻援；阻援部队“只能迟滞和部分歼灭敌人，不可能全歼和阻住敌人。如届时我攻城军还未能拿下长春，又因消耗甚大不能转入打援，则援敌与守敌可能会合，则我军即会被迫撤出战斗，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会议得出结论：长春作战“带着很大的勉强性和冒险性，如不成功，则影响今后作战太大”。鉴于上述顾虑，东北局建议放弃长春作战。（《辽沈战役》，第72—74页。）毛泽东随即同意，指示东北野战军南下发起锦州战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册，第541页。）。由于放弃长春战役计划，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结束后有6个月无仗可打。

林彪等人的上述顾虑有无必要？换言之，卫立煌是否有救援长春计划？总体来说，卫立煌对长春撤守举棋不定（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3页。）。对于“守”，他没有具体指示；对于“撤”，他建议由关内增兵锦州，打通北宁路后北上长春（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4页。）。由于蒋介石迟迟未同意，他又建议国民党军“放弃锦州，退守锦西机场及葫芦岛海港”，并从中“抽出七个师由葫芦岛海运营口登陆”，经“沈阳北上迎接长春突围” （郭汝瑰：《我在辽沈战役中的一段经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0页。）。总之，卫立煌没有单独使用沈阳国民党军救援长春的打算。最终，在蒋介石既未增兵锦州又拒绝放弃锦州的情况下，沈阳国民党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对照东北局的顾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林彪等人根本不了解卫立煌真实想法，否则，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攻占长春。

综上所述，基于对国民党军实力的清醒认识、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的幻想以及不愿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卫立煌固守沈阳，拒绝出援各地，反对单独出兵打通北宁路和解救长春国民党军，这固然有违蒋介石命令，却避免了国民党军更大损失，显示了与东北野战军长久对抗的决心。对此，毛泽东和林彪缺少足够洞察，轻率放弃长春作战即是明显一例。

二

众所周知，锦州战役中卫立煌反对由沈阳出兵增援锦州。尽管在蒋介石勒令下，沈阳国民党军组建西进兵团，然而救援行动迟缓。毛泽东曾宽慰林彪，断定西进兵团和来自锦西方向的东进兵团“攻击精神必不强”，相信东北野战军以“六个纵队阻援必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册，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2页。）。那么，能否由此推论：卫立煌有意帮助东北野战军，毛泽东对此心知肚明？

卫立煌反对动用沈阳国民党军是基于对东北野战军战役意图的判断。他不无忧虑地提醒：“目前解放军有力部队在辽西走廊彰武、新立屯一带地区，如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解放军围城打援之计。”（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他判断东北野战军真正目的不是攻取锦州，而是吸引沈阳国民党军出动并消灭之。有鉴于此，他提议先由关内调派军队解围锦州，之后沈阳主力再行西进与之会师（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9页。）。该方案的关键点在于由关内国民党军，而非沈阳国民党军救援锦州，仍是基于对沈阳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不自信。

卫立煌上述判断和担心并非一家之言（郑庭笈：《蒋军辽西兵团的覆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45—46页；郭汝瑰：《我在辽沈战役中的一段经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1页。）。廖耀湘即认为：“解放军可能围城打援。沈阳主力如单独西出，背三条大河，侧敌前进以增援锦州，更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06页。）“围城打援”是东北野战军常用战术，国民党军将领谨慎小心亦符合常理，更何况林彪在战役酝酿期间确有相关考虑，即主张调用东北野战军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另以一部兵力攻打北宁路（《辽沈战役》，第97页。）。也就是说，国民党军将领并非杞人忧天。当然，以“打援”为主只是林彪的闪念，稍后他即专注于“攻城”。

受国民党军将领影响，蒋介石不得不谨慎从事。他策划西进兵团迂回救援：不是沿北宁路直接南下，而是向沈阳西及西北方向进军，首先占领彰武、新立屯两地（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7上册，第143页。），截断东北野战军后方补给线，之后经阜新到义县，协同锦西方向的东进兵团，在锦州附近给予东北野战军以歼灭性打击。这一方案旨在规避东北野战军“围城打援”风险，仍遭到卫立煌等人反对。因此，西进兵团行军缓慢，在锦州战役结束时尚距150公里之遥。

尽管卫立煌误判东北野战军意图，但这也是包括廖耀湘在内多数高级将领的一致意见，蒋介石本人亦未能断然否决。那些单单指责卫立煌消极救援锦州的观点，显然在为蒋介石推卸责任。

卫立煌虽然反对由沈阳出兵，但并非对锦州国民党军置之不理。在蒋介石尚未决定由关内增兵前，他同意由沈阳空运第四十九军至锦州，并向参谋总长顾祝同建议放弃锦州退守锦西（郑庭笈：《蒋军辽西兵团的覆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45页。）。应该说，这一建议具有战略眼光。锦西与锦州之间为狭长地带，东濒大海，西临山地，长约40公里，宽不过10余公里，不适宜大兵团作战。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战役结束后林彪放弃歼灭东进兵团的理由中找到佐证，林彪称：“我军阵地与锦西敌原有阵地已成对峙状态，我军无法在两阵地间打出去。故决对锦西方面继续采取坚守方针。”林彪又称：“如我攻锦西，须准备海岸边与敌十二个师作战，地区狭隘，我兵力用不上，敌则扼原有强固工事抵抗，战斗不能很快解决。” （《辽沈战役》，第197、216页。）总之，两地之间特殊地形不利于东北野战军展开大规模进攻作战。易言之，如果锦州国民党军退守锦西，尚可保存相当实力。不过，卫立煌的建议遭到顾祝同拒绝。

当蒋介石于10月1日决定增兵东北后，卫立煌立刻在葫芦岛设立指挥所，派亲信将领陈铁、彭杰如为正、副主任，统一指挥由锦西国民党军和关内援军组成的东进兵团。葫芦岛是关内增援国民党军登陆之地，与锦西仅咫尺之遥。

事实上，毛泽东关于两路援军“进攻精神必不强”的预言对错参半。东进兵团对锦州战役造成相当大的威胁，10月11日、14日先后突入东北野战军阻援阵地。尽管西进兵团未构成实际威胁，然而林彪最担心的却是该部，断言“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辽沈战役》，第147页。）。从毛泽东的判断和林彪的担心看，二人并不了解卫立煌真实想法，即：东进兵团应积极进攻，而西进兵团则应谨慎缓行。

总之，卫立煌在锦州战役中基于错误判断而作出的决定，主观上是为最大程度地保全西进兵团和锦州国民党军，并无促成国民党军失败的打算，更谈不上“帮助”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