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试验场初期记事【3】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研制中居何地位呢？它是从研制到生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中间环节；是核武器从工厂到实战装备的钮带。核武器初始的试验是核部件爆炸试验，成功之后才有核炸弹、核炮弹、核鱼雷、核水雷、核地雷等诸种核武器的试验。为发展核技术要进行原理性的技术试验，武器种类不同试验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核武器试验场与常规武器试验场有很大区别。核武器杀伤范围大，光辐射、冲击波作用距离远，特别是放射性尘埃在空气中、高空大气层中、土壤中和水中持久地存在，对人、动物造成伤害和放射性疾病。消除核爆炸产生的后果是很难的。

核试验基地在核武器试验中又担任什么任务并如何进行保障服务呢？概括地说就是：1、进行核爆炸的理论计算，得出必要的数据；2、引爆核部件；3、测量核爆炸的当量、光冲量、冲击波压力、核辐射剂量，取得可靠的数据；4、记录爆炸景像；5、自动控制各种仪器、仪表；6、通讯保障；7、气象保障；8、工程保障；9、核侦察、防护、洗消；10、运输保障；11、后勤保障；12、政治教育，保卫、保密检查、监督。这些活动主要在戈壁滩上进行。戈壁滩地表温度白天有时高达60～70摄氏度，鸡蛋埋下去都能熟。防化兵战士穿着防护服训练两小时，就能从胶靴中倒出五六公斤汗水。戈壁滩风速高，戴着防护面具迎风不能呼吸，一个战士就因风窒息而死。在试验场前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已有的组织指挥经验，创造性地制定了《核武器试验法》，以适应大规模科学试验的要求。在程开甲同志主持制定的《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试验初步技术方案》中，提出了45个科研项目和96个科研课题，这就是试验场开展各项技术工作的依据。实践证明，这一方案是适用的，有效的，成功的。

当时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核武器试验由他管理。张副总长对基地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我国进行首次核爆炸前夕的1964年6月，他亲临基地试验场区检查工程进度，8月间再抵场区检查技术安装情况，9月第三次来场区主持试验，直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才离开场区。

在张副总长8月间第二次来基地时，由他宣布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的“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组成名单：张爱萍为书记，刘西尧为副书记，成军、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毕庆堂、朱卿云（兼秘书长）、张志善、程开甲等11人为常委。我还陪同张副总长检查了试验场区的主控站。主控站距预定核爆爆心19公里，有埋设在地下的引爆电缆、控制电缆、通讯电缆等通向爆心。在场区无论是进行空中还是地面核试验，都可由这一主控站实行控制。当看了主控站人员的模拟演练，并听了主持设计控制系统技术方案的21所研究室主任忻贤杰的汇报后，张副总长作了指示，我则就主控站的操作规程表示了意见。

1964年9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同贺龙、陈毅两位老帅在北京召集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对核试验事宜作了最后的布置。毛泽东主席也很快批示同意在10月到11月间进行我国首次核试验。张爱萍与刘西尧同志旋即于9月27日再抵场区，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毛主席的决定。10月8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由68名委员组成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正式成立。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刘西尧任副主任委员，成军、张震寰、张蕴钰（兼秘书长）、朱先亚、程开甲、毕庆堂、朱卿云等任委员。此外，还有一些不到试验现场的委员，都是为研制和试验核武器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和领导干部。

10月初，核爆装置的部件安全运抵马兰，被运到离预定安放核爆装置的钢塔有150米的地下装配室中。按照预定试爆时间表，核试验第九作业队队长李觉请示批准将核爆装置于14日18时从装配室启运，19时吊装上塔。“试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再次强调了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我提出，接起爆雷管时由我上塔和技术专家们在一起。此时由我受权管理主控站的钥匙，我带着钥匙上塔，直到核爆装置安装完毕、人员全部撤出后，我才把钥匙交回主控站，此时才可以下达试验命令，启动控制设备。张副总长经过考虑，决定由我和李觉、朱卿云一同去铁塔监控核爆装置的安装；张震寰和基地副政委邓易殊去主控站。一切准备就绪，人们又担心起天气来了。负责气象预测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的顾震潮教授、总参气象局的贺格非局长、基地气象处的韩云升处长，还有设在爆心地区已坚持5年不间断地收集气象资料的阳平里气象站。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最佳选择是碧空无云，能见度50公里以上，以便于远近照像站的摄影；高度500米以下要求西风，因场区工作人员都在西面；3000米以上合成风向要求向西南，以保证高空放射性尘埃不降落在北京；高空风速大有利于放射云扩散；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落在一个地区。预测全部满足试验条件的好天气是不容易的。当时我国的气象台站数量少，设备落后。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气象预测人员还是选到了满足核试验条件的好天气。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深深怀念顾震潮这位科学家，他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工作的感人形象，至今犹如在我眼前。不幸的是他因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民做出的贡献定将永远镌刻在人民共和国的史册上。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在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当天早晨6时30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接插上起爆雷管，由方正知、陈常宜两位专家担任这一工作，至10时工作完毕。由我和李觉同志在塔上陪同方、陈进行最后一次检查，确认无误后，我们于10时30分准备下塔，下塔前我将墙上贴了数月的那份操作规程取下，签上日期标记——1964、10、16、10：30，以留纪念。然后，我们4人乘吊篮下塔，李觉同志在塔下合上通主控站的电闸。在警卫班撤出后，我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杨采同志才最后离开。乘车回到主控站，我将启动原子弹爆炸的钥匙亲手交给张震寰同志，这才算松了一口气。在此期间，由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英负责指挥的现场人员也都展开了紧张的行动。10时前所有人员已撤到安全线以外指定地点；准备进入爆炸区的核侦察分队的人员和装甲车辆也已展开至出发位置。我于14时许回到基地指挥所，14时30分，张爱萍副总长向主控站下达开始试验的命令。取样飞机进入指定空域。主控站发出K1指令……发出K2指令……进入自动程序……进入倒计数9、8、7、6、5、4、3、2、1，起爆！强烈闪光3秒钟，磨菇云开始升起，继而听到两声巨响，7分钟后磨菇云上升到7000～8000公尺。此时，张爱萍同志兴奋地拿起话机向千里之外的北京，向守候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大声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首次核爆炸取得成功，试验获得完满成果。力学、光学、核测量三大项38个题目、测试仪器53种1129台套，全部取得了理想的数据；飞机、炮射伞也都取得足够数量的核分析样品。一阵惊雷震九天，自此，中国成为有核国家，核俱乐部五分天下而有其一。毛泽东主席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点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时光荏苒，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距今已经28年了。我常常想，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今天的地位，是和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核俱乐部分不开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我国核技术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人们，更不应忘记那些为了铸造祖国的核盾牌而献身的英烈们。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