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亲历记【2】

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斗争

一二一运动的整个斗争过程非常尖锐复杂，有时波涛汹涌，险象环生，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方面采取的分化政策。

1945年11月26日发出《罢课宣言》后，联大国民党、“三青团”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国民党联大区分部书记长姚从吾教授与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教授认为《罢课宣言》所提要求十分合理，不能公开反对，只有随声拥护，应采取分化方略。按此方针，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在群众中散布说：《罢课宣言》提出的要求，第一条、第二条应改为“反对美苏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苏都撤退驻华军队”。接着他们四处活动，“三青团”在联大新校舍以“政治系1946级”名义征求要求修改条件的签名，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纷纷签名，到28日签名者有350多人。联大第一党支部领导人袁永熙向郑伯克反映了这种情况，并提出建议：为争取多数同学，拟将所提要求中的“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一切在华外国军队”。郑伯克认为改得很好，表示同意。经过许多党员和进步同学广泛宣传，说明苏联早已声明要撤退在东北的苏军，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要求，所以苏军才留下来，暂不撤退。经过进步同学们的解释，许多同学态度有所转变。联大新校舍的中共支部经过调查发现，新校舍有不少签名赞成“三青团”主张的“无党无派”同学，只签学号不签姓名，于是就到学校斋务股去查，知道他们许多人都是“三青团”团员，便立即将他们的姓名和“三青团”身份及时公布，揭露了他们的阴谋。这样，一些真正“无党无派”的学生明白了真相，当即有290名学生公开宣布退出，最后签名的只剩下几十个人。

联大新校舍有人鸣锣，通知签名的“无党无派”学生开会，经联大党支部发动，200多名进步同学宣称：“我们都是无党无派”，然后涌入会场参加会议。曾经签名的60余名同学见势不对，纷纷散去。此后，这60余人中仅有40多人公开声明表示赞同罢课。只是对罢课原来所提条件不完全赞同，现在所提条件已修改，当然同意。至此，“三青团”的阴谋彻底失败。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改变了策略，关麟征带着现金和棺材，到联大图书馆吊唁四烈士，联大罢委负责人说：“你向四烈士道歉吗？他们接受，我们就接受。”关麟征碰了个大钉子。反动派还导演了公审枪毙姜凯等两个死囚的闹剧，宣称姜凯等二人是一二一惨案的真凶，并邀请罢联派代表参加公审，罢联拒绝并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假审判。杀人的真凶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

这时罢课已有十多天，虽然运动发展顺利，但郑伯克和联大、云大地下党领导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家分析：联大新校舍参加“罢联”工作的同学逐渐有下降趋势。许多中学生的家长要求复课，不少中学同学开始复习功课。12月14日前，参加公祭的已达到15万人次，占全市总人口1/3以上。各种迹象表明，运动已达高潮，高潮以后自然会有下降趋势，12月10日后，国内各省市支援昆明罢课的行动也逐渐减少。

联大的教授虽曾积极支持学生，但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与学，他们后来多次表示，希望学生早日复课。联大常委梅贻琦从北平回昆明路过重庆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威胁说：如果联大于12月17日前不复课，立即解散联大。梅心情沉重，返昆后在联大教授会上宣布，如学生于12月17日不能复课，即宣布辞职。教授会也表示，如17日学生不复课，也集体辞职。闻一多教授及时提出，如17日前李宗黄、关麟征等不能受到惩处，教授也集体辞职。两个决议均获得通过。

综合这些情况，郑伯克重温了党中央关于斗争必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果时，应该及时停止，改变斗争方式，但又不能无条件复课。郑经过和省工委、联大、云大、党支部和民盟周新民等领导人商量，把原来提的七条要求改为五条：一、惩凶；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禁令；三、保障人身自由；四、中央社更正污蔑师生的荒谬言论，请教授会和罢联将事件真相在《中央日报》等报刊公布；五、由政府支付安葬、抚恤、治疗等费用。并表示这些条件得到满足后即可复课。这五条修改后的条件均经过联大罢联代表大会和昆明罢联代表大会通过，并由联大罢委及时交给联大教授会逐条讨论。关键人物是梅贻琦，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就是梅校长的学生，他夜访梅老师，谈了四小时，说明学生要求停止内战是正义的，而暴徒加以镇压，死伤多人，学生因此才罢课。但学生是讲道理的，是爱护学校的。他拿出五项条件说明学生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复课。

梅先生原来是怕学生无限期罢课下去，经闻一多解说，他的顾虑解除了，第二天晚上梅与王瑞沅、王世堂（中共党员，工学院罢委会驻校部代表）谈话，原则上同意学生的复课条件，并说明：第一条，甲、教授会已在昨天告同学书中说明，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教授会还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乙、涉及李、关、邱诉讼部分，已由法律委员会提起正式诉讼。第二条、第三条，今天卢主席、霍总司令已有声明，可称完备。第四条，教授会已发表此次事变经过情形之报告，送《中央日报》等报馆登载，除函催各报馆照登外，并可印发，广为传播。第五条，抚恤及赔偿无问题，地方当局已有声明，并已由本校呈请政府拨款。12月22日，罢联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上述五项复课条件。

12月24日，梅贻琦、熊庆来招待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并指出，地方最高当局“对于学生集会施以高压，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暴徒闯入学校，捣毁教具，“殴打学生，实为当时军政当局之责任”。这一谈话全文登于26日《中央日报》和其他各报。

至此，罢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12月25日，全市大中学校罢联会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声明为顾全大局，在五项条件已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忍痛抑悲，停灵复课，待李宗黄受到撤职处分后，再确定四烈士出殡日期，并表示继续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奋斗到底。

揭露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争取各界支援

在全国民主力量和昆明学生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免去李宗黄本兼各职。李于12月24日在万民唾骂声中悄悄离昆，关麟征已在12月8日被免去省警备司令一职，由霍揆彰代理。卢汉为求早日解决学生罢课问题，亦由云南省政府拨出为四烈士安葬，及为受伤学生治疗、抚恤、修整校园和建设四烈士墓地的费用。1945年12月27日，昆明学生结束罢课复学，教师同时复教。罢联改名为学联。《罢委会通讯》改名为《学生报》，继续出版。

1946年1月，联大学生自治会由过去的学生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改为全体同学直接选举，被选出的17名理事，其中有两人是中共党员（吴显钺、王松声），其余都是进步同学，吴当选为常务理事兼市学联主席负总责任。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公葬四烈士和为四烈士举行出殡、游行，以扩大反内战、争民主的影响，进一步打击反动派。市学联决定于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出殡游行。

国民党反动派闻讯后，手忙脚乱，百般阻挠。令联大、云大及各中学领导劝阻制止，并令全市各商店关闭门户，“不愿与闻”云云。

反动派还有一手，就是利用省、市商会等机构的代表和学联代表谈判，要求送殡队伍游行时不能将四烈士的灵柩从城外西郊的联大灵堂中抬进城。他们的借口就是把死人棺材抬进城内会有血光之灾，以前从无此例云云。参加谈判的学联代表吴显钺和施载宣事先了解他们的这种借口，早有准备。当省、市商会代表说昆明惯例不许把死人棺材抬入城内时，吴显钺、施载宣反驳说：1915年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之役，死难烈士们的灵柩不也是从城外抬进昆明市内的圆通山安葬的吗？引起血光之灾了吗？这一反驳，使商会代表等哑口无言，只能同意。但他们又提出，出殡游行队伍不能喊口号，不能贴标语。吴、施二位同意了。出殡游行队伍才得以如期举行。

市学联订出了周密的计划，严格分工：由路祭组分配在近日楼、马市口等20多个闹市大道路口设立路祭亭，各有关单位准备好路祭文和朗诵员；由联大高声唱团、云大哈哈唱团负责对全体同学教唱挽歌；预计需白花、素纱等三万多件，由全市中学女同学扎制；花圈、挽联、挽幛等亦由同学们预先整理，出殡时由参加送殡的同学用竹竿高高举起，等等。一切都按计划安排好了，但出发前却发生很多意外。原来预订好抬灵柩的扛房突然奉令不能来抬了。于是殡仪总指挥吴显钺等又改为租马车来载运灵柩，但租妥马车后，马车夫来说，马被军警拉走了。吴等又改用几匹白布，系住车辕由同学们牵引，成队的送殡者拉着灵车行进，这也是“执绋”的一种形式。

出殡的行列以“一二一死难四烈士殡仪”大横幅为先导，撞击自由钟开路，钟声哀沉愤怒，震荡全城。自由钟后是“党国所赐”的四个大木牌，每个大字一块大牌。走在最前面的是殡仪主席团：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市学联常委吴显钺、云大的侯澄、中法大学的朱润典，还有南菁中学和昆华工校的校长，省商会理事长。接着是坐在人力车上的一二一惨案中右腿被炸断致残的缪祥烈。在主席团后面的是写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12块大木牌。后面是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烈士的灵柩，每一灵柩后有十多所大中小学的师生以及本市的市民。送葬群众三万多人，每一灵柩前都抬有烈士的血衣、画像亭，学生乐队和僧、尼、道等奏哀乐。同学们唱着联大同学严宝瑜创作的《送葬歌》：“天在哭，地在号，风吹着摧心的悲歌，英勇的烈士啊，你们被谁陷害了？你们被谁残杀了？那是中国的法西斯，那是中国的反动者，是中国人民的仇敌。今天，送你们到那永远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队伍高举着几百挽联、挽幅等。每个大街的十字街头都设有路祭亭，参加路祭的朗诵者用悲戚的感人的声音朗诵祭文，催人泪下。每篇祭文都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的控诉。

国民党反动派事前通知全市各商店关门闭户以示抗议，但实际是起了反作用，全市人民走上街头，万人空巷，又一次接受反内战、争民主教育的熏陶。游行队伍经过全市主要街道后，回到西郊联大校本部，将四烈士灵柩安葬在联大院内的墓穴内。主祭人是联大训导长查良钊，陪祭人是闻一多、吴晗、钱端升和云大教授尚钺等。查先生用颤抖的声音说：“这四位烈士是为着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死了，我们后继者，要有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知识、聪明的脑力，去完成他们还没有完成的工作。”闻一多说：“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债是要血来还的。”吴晗说：“墓上有‘民主种子’四个字，我觉得这地方应改为‘民主圣地’，在历史上中国有过圣地，而今天的圣地是民主的圣地，不久，许多朋友要离开这里，将来幸福的新中国来临时，我们不会忘记在西南的角落上有块‘民主圣地’。”

《新华日报》在发表的《论一二一运动》一文中说：“它是中国青年一面光辉的旗帜！它光荣地出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正如‘五四’一样，‘一二一’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1945年12月27日结束罢课，昆明各大中学的学生紧张地学习和复习功课，准备迎接大考。1946年5月4日，联大宣布教学结束。2000多师生陆续离昆北上，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学。联大师院留昆，成为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一二一运动提高了联大、云大及各学校同学和部分市民的觉悟，也培养和锻炼了许多进步分子和骨干。一二一运动前，在全昆明的学生中，中共党员只有20多人，一二一运动后，中共党员发展到100多人。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运动前有300多人，运动后发展到600多人。还有很多党员、民青同志留在昆明继续进行地下斗争，有的到农村参加武装斗争，在建立“边纵”（滇桂黔边纵队）中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初，南下解放大军到达云南时，边纵已组成主力部队4.5万多人，县区游击队10万多人，并歼敌6100多人，解放了91座县城（在云南境内为60座），为配合南下大军迅速解放全云南立下了历史功勋。联大的党员黄平（黄燕帆）、陈盛年（陈瑞麟）、袁用之（袁成源）、高知远（高彤生）、李德仁（李祥荣）、周锦荪（丁怡）、王云、许琤（女）等都参加了武装斗争，有的成为文武双全的指挥员，有的成为地师级的领导骨干。

在武装斗争中，联大同学曾庆铨、吴国珩、王昊、陈虞陶、陈海（陈月开）英勇牺牲。

有的联大同学根据党的需要，到国民党统治区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不幸牺牲。其中，齐亮和刘国志（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在四川因党内叛徒告密被捕，在重庆渣滓洞被敌人杀害。钟泉周、江文焕、荣世正等是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中被敌人杀害的。这些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一二一运动打响了第二条战线的第一枪

毛泽东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昆明的一二一运动打响了第二条战线的第一枪。

经过民主运动和一二一运动锻炼的2000多名联大师生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北上，于1946年10月在北大、清华、南开复学，1946年12月底就和北方的进步同学一起，掀起了伟大的抗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游行队伍的指挥小组中有北大的胡邦定、庞邦镛、聂运华，清华的方复、杨立等，他们都是在联大时入党的中共党员。这说明联大北返的同学，对发动并领导这次抗暴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1947年5月20日，全国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向枪口要饭吃”的口号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要求；1948年6月，全国学生又掀起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因国民党屠杀被骗入关的东北学生而引发了“七九”游行请愿运动，等等。这些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声势浩大，参加的人数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参加的群众从学生到助教、教授、中小学教员、市民、商人、资本家各阶层，甚至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中的基层官兵和公务员。这些运动充分揭露了反动政权专制独裁、贪污腐败、欺压人民的罪行。

作为解放战争第一条战线的人民解放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就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编审）

转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