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运动亲历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违背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意愿，加紧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使战争的阴霾重新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5年11月25日，在中共云南省工委的组织发动下，昆明6000余名学生和市民在西南联大举行演讲大会，为“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而斗争。12月1日，李宗黄等执行国民党中央的电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的大部分条件，一二一运动打响了第二条战线的第一枪。

运动爆发的起因与经过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广大人民欢欣鼓舞，以为和平在望，民主可期。但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中共的良机，他认为，大后方云南省主席龙云长期抵制蒋军、宪、特在昆明境内抓共产党；容许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方针；不但不禁止联大、云南大学（简称云大）等校多次开大会，发宣言，上街游行，反而派警察保护，等等。蒋因此认为要消灭中共，必须首先拔掉龙云这颗钉子，解除其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龙云掌握的滇军有十二三万人。蒋介石使用阴谋，以受降为名要龙云派滇军去接受在安南（今越南）的日军的武器装备。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云南做统战工作的华岗劝龙云要警惕：蒋介石是个阴谋家，不要把滇军主力派出去。龙云却说：“现在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搞掉我，不敢发动内战。”于是由他的表弟，时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的卢汉带领滇军十一二万人赴安南受降。临别前，龙云想起华岗的告诫，对卢汉说：“如昆明有事，马上赶回来。”卢汉率军离昆南下后，昆明的滇军只有一个师左右，几乎成为一座空城，而驻昆明的中央军比昆明的滇军多得多。被蒋介石任命为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早已受蒋的密令要他解决龙云，于是在1945年10月3日，以武力突击的方式，包围了龙公馆和云南省政府，把龙云押解到重庆，让其担任所谓的军事参议会院长的空职，实则将其软禁起来。

杜聿明得手后，蒋介石派其嫡系反共老手李宗黄来滇就任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兼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关麟征为省警备司令。邱清泉的中央军第五军驻扎在昆明，把处在昆明西郊的西南联大新校舍团团包围起来。卢汉等在安南闻事变后拟率滇军返昆援救龙云，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早已派重兵驻在云南、安南交界的险要地段，卢汉等欲归不得，无可奈何。蒋还任命卢汉为云南省主席。12月1日卢汉赴昆就任省主席时，只能带一个营护卫，其余留在安南的十来万滇军后来被蒋派往东北打内战。

十分明显，蒋解决龙云之后，就要对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联大和云大等校下手，形势危急。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分别和省工委、民盟以及联大、云大等校的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商量，鉴于近几年经过许多同志的共同努力，昆明的进步力量已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决定召开反内战讲演会，对李宗黄等进行反击。

我于1945年5月经李明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原来中共联大第二支部的领导人马识途、齐亮等已毕业离校。组织上遂任命我为第二支部书记，由郑伯克直接领导。10月3日政变后，郑分别找到我和其他支部负责人，布置召开讲演大会的决定，并对我们进行气节教育，要我们把所有可能被当作“罪证”的文件统统烧掉，敌人抓不到证据也就没有办法。

拟定的反内战讲演大会是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等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名义，要在云大至公堂大礼堂召开的。李宗黄等闻讯后决定明令禁止，并不许云大出借大礼堂。学生们当机立断，改在联大本部新校舍图书馆前的大广场，于1945年11月25日晚上召开。当时联大常委梅贻琦已返回北平筹备清华复校事宜。联大校务由代常委叶企孙教授主持，他已经收到李宗黄的禁令，但他顶住压力，批准讲演会在联大广场召开。参加者有昆明各校学生和市民共6000多人。讲演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王瑞沅主持，请钱端升、伍启元、潘大逵、费孝通四位教授讲演，他们分别从经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分析，说明不能打内战的道理。当钱端升讲演时，电线被切断，广场电灯忽然熄灭，学生们早有准备，马上点燃汽灯，大家一片欢呼。接着有一个自称“王老百姓”的人跳上讲台说：“国民党政府打共产党是戡乱，不是内战。”当场就有人递上一张条子说，这人不是什么王老百姓，而是国民党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王瑞沅念完这条子后，马上就有人高喊：“揍他！”但是王瑞沅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如果一旦打起来，会场就会大乱，正好给敌人以镇压的借口，于是他只让纠察队员把查宗藩带出会场。突然一阵阵枪声从校舍后面的山坡传过来，子弹“嗖嗖”地从讲演会场低空掠过，听众只能俯身猫腰听讲。这时正好是费孝通讲演，他大声说：“我们要求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求和平！”听众精神振奋。大家在齐声高唱“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散会。

散会时大家愤愤地喊“罢课！罢课！抗议！”我想起“把敌人打回去”的口号，于是和民青盟员吴鸣锵到新校舍各个宿舍，征求要罢课的同学的签名，结果收集到700多个签名，我们连夜用大字报公布出来，表明新校舍的男同学全体都要求罢课。

联大同学李超英和李昌绍（葛翌）连夜把上课打钟用的半截铁轨拆下藏起来，第二天早上没有上课的钟声，成为事实上的罢课。接着，南院的联大女同学会、南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同学会、拓东路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会，以及云大、中法大学、英专和许多中学的同学会都先后要求罢课。于是联大学生自治会改名为罢委会，昆明市学联改名为市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五校代表为常委。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消息说：“西郊匪警，黑夜枪声。”这是把参加讲演会的师生诬蔑为匪。看到这消息，群情激愤，都要求派宣传队到昆明各街头宣传反内战和讲演的真相。

我当时负责宣传，就开会把报名愿意参加宣传队的200多位联大同学编为十多个宣传大队，并介绍他们到市内各中学，找到该校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共同组成四五十个宣传小队，每队十多人，分别到昆明市各街区和郊区进行宣传。国民党省党部原来没有料到学生会有这一手，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就派出大批特务，殴打宣传队员。宣传队员分散躲避到附近的商店和住宅中，受到市民的热情接待。因为经过这些天的宣传，广大市民已经基本上知道反内战的意义了。

为了避免宣传队员挨打，市罢联停止派宣传队，改用《罢委会通讯》（铅印小报）的方式宣传反内战，这时罢委会宣传组已经写好《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鲜明地表达了昆明学生的政治主张：立即制止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人身自由。另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集会的暴行，《罢课宣言》向国民党云南当局提出四项具体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禁令；三、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中央日报》改正诬蔑联大的谬论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此外，《罢委会通讯》先后发表《致各师长书》《告学生家长书》等，由中小学生到昆明各处叫卖，比原来宣传队的口头讲演能更广泛深入地宣传反内战的意义。

李宗黄等执行重庆国民党中央的电令，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种种手段镇压“学潮”。关麟征竟宣称“学生有开会的自由，我就有开枪的自由”。

国民党反动当局多次密谋策划，终于向爱国师生举起了屠刀。12月1日上午，李宗黄在参加卢汉就任省政府主席的交接仪式后，立即到国民党省党部，向集中在那里的党徒训话，要他们“效忠党国”“以流血对流血”。这伙暴徒随即和军官总队、“三青团”省团部的暴徒们会合，携带棍棒、铁条、刺刀、手榴弹等凶器，分头攻打各校，并用大汽车运大量石块堆在联大新校舍外。

上午10时后，一伙暴徒80多人进攻云南大学，撕毁壁报、标语，殴打学生。云大同学利用校舍主楼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奋力抵抗，暴徒未能得逞，呼啸而去。另外第二军官总队100余人，气势汹汹地进攻联大校本部新校舍。学生们把教室里的黑板、黑板架、桌椅、板凳堆在校门内，像一座小山一样堵住墙内的校门。暴徒们一时攻不进，一个暴徒正准备向校墙内投一枚手榴弹，导火索已经拉开，这时路过的南菁中学于再老师（中共党员）上前劝阻，手榴弹突然爆炸，于再受重伤，当天去世。

为保住校门，不让暴徒冲进来，当时在联大新校舍校门内，密集了几百个同学，袁永熙、王汉斌和我也在其中。如果手榴弹投进墙内可能会有几十人伤亡，于再以自己的牺牲，挽救了几十人的生命，我们对这位烈士终生难忘，充满感激。

暴徒们没能攻进新校舍，转而进攻附近的南翔街的联大师范学院。师院同学们与一墙之隔的昆华工校的同学们一起战斗，暴徒们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死了师院女同学潘琰（中共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的张华昌同学，师院缪祥烈同学被炸重伤，后来被迫锯去一条腿。

当暴徒进攻新校舍时，袁复礼教授出来劝阻。当暴徒进攻联大工学院时，吴大猷教授出来劝阻，两位教授均被暴徒殴打。

当暴徒进攻新校舍时，许多同学站在板凳上向约有两米高的矮墙外的暴徒呼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被墙外暴徒扔石头，向大甘、张君平等30多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罢委会通讯》发表了《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书》《向昆明父老呼吁》等，仅半个月内即印发《一二一惨案实录》50多万份。《罢委会通讯》成为宣传反内战的有力武器。同时，各种反内战的标语、口号、大型漫画贴满街头，另外我们将一些主要的宣言、布告翻译成英文发往海外，扩大了影响。我们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每队十多个人）到街头、工厂、郊区和农村，有的还深入到每家每户，讲说一二一惨案的经过和反内战的意义；演唱同学们创作的歌曲《凶手你跑不了》《不买〈中央日报〉》；联大同学王松声创作了反内战的街头剧《凯旋》《告地状》和《潘琰传》等，赢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罢联于12月2日为四烈士举行入殓仪式，由联大代常委叶企孙主持，各校师生和各界群众几千人冲破敌人的包围和盯梢前来参加，大家含着热泪痛哭失声，向四烈士告别。四烈士灵堂设在联大图书馆。四烈士画像旁挂着“党国所赐”四个斗大的字；悬挂着烈士们的血衣和几百副挽联。吊唁文电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等。闻一多为四烈士题的挽词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还给一位联大同学题词：“不自由，毋宁死！”

参加公祭的人络绎不绝，各校学生自治会、省市工商会、省参议会、基督教青年会以及许多工人、农民，云南省的国民党党员、军官、士兵、僧、尼等，仅一个半月内，参加灵堂公祭的团体近700个，共计15万人次（当时昆明全市人口仅30万）。

学生群众的斗争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昆明各大、中学校教师有298人签名发表宣言，表示与学生同进退，罢教抗议暴行。经过闻一多、吴晗、张奚若等努力，联大教授会议决定停教一周，并成立诉讼委员会，搜集证据，控诉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人的罪行。《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教师们以罢教方式支持学生，“更是过去任何一次运动所未曾有过的”。云南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省政府立即制止暴行。“工盟”领导的地下印刷厂日夜全力印制《罢委会通讯》及各种传单。公共汽车售票员协助散发传单，医护人员捐助药品，富人捐助纸张，昆明各界发动广泛的募捐。云南数十个县的师生通过集会、募捐、派代表吊唁、写信等方式，支持昆明的学生运动。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先后都有集会声援。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迅速详细地报道了昆明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发表社论指出：昆明的学生运动反内战的声音就是全国人民的要求。12月9日，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郭沫若等人主持下，举行了对四烈士的追悼大会。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都有群众声援行动。

在海外，美国、英国一些报刊、电台报道了昆明惨案并发表评论谴责暴行；美国西岸六位参议员要求把美军撤出中国；菲律宾马尼拉华侨致电昆明市罢委“决意支持昆明学生罢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