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联部的对越工作【2】

领导顾问工作事关重大

派顾问到外国工作，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虽没有一套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但是中央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对越南许多重大的工作与决策，都亲自掌握或过问。而作为直接负责处理同越南党具体联络事务的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曾在第三国际工作较长时间，同兄弟党交往有较丰富的经验。这两个条件是领导好顾问工作的最重要保证。

一、认真抓顾问出国前的审查与教育。顾问在越南工作做的好或坏，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声誉，所以挑顾问人选是很重要的一环。中央对此十分关切，叮嘱中联部一定要把好审查关，派好的干部出去，并且作出示范。1953年，有一次军委总干部部发电到某单位调干部到顾问团工作，电报措辞极一般。少奇同志看到此电稿后写信给稼祥同志。他在信上写道：派干部出国工作，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这样发电去调干部，决不能调到合适的。必须严格地规定条件，必须本人确实了解出国工作的重要性并愿意出国工作。必须由各区负责同志亲自审查，并须集中到中央审查。不合格者不要派去，并退回原单位另调。合格者在出国前须向他们严格交代清楚，在国外应怎样工作，如此才能选派适当的干部到国外工作。他在信上最后向稼祥同志交代：“此事请你亲自组织，并在出国前报告中央批准。电稿交你，由你告总干部部另拟办理。”

少奇同志说的这番话，其实早在1950年首次派军事顾问赴越时，中央领导同志对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军事顾问团有不少同志行前都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如朱德、少奇同志以至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向顾问们谈出国工作的任务及其重要性，要求大家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切实做好援越的一切工作，顾问们奉命首次到外国工作，那里的情况同我国迥然不同，思想上多少有一点疑虑。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引用《西游记》的神话故事，风趣地说，所谓九九八十一怪，都是假的，你们不要害怕。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使大家受到了教育与鼓舞，满怀信心前去工作。

中央领导同志抓顾问出国前教育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下属机构办事的同志树立了榜样。

二、对在工作岗位的顾问结合实际加强思想教育。当年派去越南工作的顾问，有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老干部，有在解放战争中脱颖而出的年轻干部。这些同志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比较优秀的干部。但是到外国帮助工作，那里的国情同国内情况完全不一样。为了更有效地帮助越南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加强对顾问的教育和对他们提出严格要求是十分需要的。1950年8月在派出军事顾问团的同时，中央军委制定了一个顾问守则共7条。后来随着派出的顾问人多而广，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原来的顾问守则有加以充实的必要。中联部于1953年5月草拟了《顾问团工作守则》共14条，经毛主席批准后送顾问团执行。同年9月，在稼祥同志主持下，中联部又起草了《中央关于顾问工作的指示》，以中央的名义向顾问团下达。两个《守则》和《指示》明确规定顾问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十分具体。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高度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当把《守则》送给毛主席审批时，他在“国际主义”这一条加上“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一句话。毛主席加上的这一句话赋予国际主义以更深的含义，反对大国主义流露于字里行间。

毛主席知识渊博，熟悉中越两国的历史关系。在历史上，中越两国封建王朝之间曾经发生过数次战争，而在两国历史关系中留下了一些阴影。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时期，别有用心地大肆宣传历史上“中国侵略过越南”，以挑起越南人民对中国的不满，来掩饰其侵占越南的罪恶目的。中越两国在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成功后，两国之间有了崭新的关系，对过去历史上留下的阴影，力图以实际行动来消除它。毛主席在《守则》加的那一句话所表达的思想是很深刻的，即对越南讲国际主义，但根据中国是大国、越南是小国的实际情况，仅提帮助还不够，对人家还必须做到“尊重”与“拥护”。这是毛主席结合历史、结合越南实际情况对顾问进行教育的生动范例。

第二，在工作中必须注意内外有别。这是对顾问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指示》精辟地论述了中越两党关系，指出中越两党是一家，因为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家庭的成员；但中国与越南又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两国的党是各自独立的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党与越南党不是一家。因此顾问同越方的关系，既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一个党内的同级关系，所以顾问在越工作绝不能如同在家里——中国——一样。基于这种关系，顾问在工作中对越方既要热情帮助，但不准干涉对方的人事，不要加入对方的争论，更不能越俎代庖，代对方做指导性的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第三，加强组织纪律性，对上必须多请示报告。鉴于在外国工作的特殊情况，《指示》规定顾问对上级顾问、顾问团团部对党中央要多报告，多反映情况，而且要具体，各级顾问对越南党各级组织提出重要建议前必须层层请示。《指示》特别指出，顾问团负责同志参加越方的各种会议，尤其是政治局会议，必须次次报告，并摘要报告越南负责人的重要发言内容及顾问在这些会议的讲话要点。中央对顾问团在工作方面出现的差错，及时予以批评。

还有，中央对顾问团的工作方法亦随时给予具体指示，指出：顾问提出的必要建议，应只限于比较重大的问题；对某些重大问题把握不大时不提建议；提出建议时不应强调对方接受，不应与对方争论；顾问对越南党各级组织负责人应在幕后帮助，不宜出台唱戏，更不应出台唱主角，等等。由于中央对问题抓得及时，指示全面而具体，才使顾问团的工作少犯错误。

1955年7月，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撤回顾问，改派专家技术人员赴越帮助工作。这时中央又发了一个《关于驻越专家和技术人员若干问题的指示》。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个《指示》比以前的《指示》等，又有了新的内容，最为突出的是第一次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大国主义也就是反对民族主义”，对驻越专家技术人员“必须经常地、反复地”进行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指示》特别指出，“像中国和越南这样两个大小不同的民族与国家，……我们就更应警惕大国主义思想”。《指示》除再次强调指出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外，又加上了是“完全平等”的提法。

上述《守则》、《指示》，可说是我们党对顾问工作指导思想的精髓，其中提到的同越南党交往的一些重要原则，可以视为今天我们党在党际交往中制定的四项原则的雏形。应该提到的是，上述《守则》、《指示》的形成，稼祥同志为其付出了巨大心血，他的许多卓识都融于其中。

搞好调查研究乃是根本

中央在对越南工作中，把调查研究越南党和越南社会基本情况放在首位来抓。据罗贵波同志回忆，他赴越南工作前少奇同志曾指示他说：去越南的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党之间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他抵越不久，中央发电指示他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分两步走，第一步要对越方急需的军火援助和交通运输情况等主要问题首先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第二步要对战胜法国侵略者所须解决的各项基本问题如主力部队的建立、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后来经过中央批准执行的《顾问团工作守则》14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要顾问对越南情况“必须注意调研”。

中央对顾问团报回来的调查报告认真研究，对做得好的予以肯定，对不足之处即给予提醒。1953年，胡志明主席在同苏共和我党商定后在越北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十分关切，对顾问团报回来的材料，首先肯定他们的成绩，说他们对这方面的报告“比以前增加”，同时亦指出不足之处，如“报告还不够多和不够系统，不够及时”等，鼓励他们多报材料。

稼祥同志在中联部的建设中，对调研工作作出的贡献很大。1951年3月，他在庆祝中联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指出搞好调研工作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对周边国家进行调查研究，因为这些国家是我国近邻，他们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影响到我们这边来。他做了很形象的比喻，说如果邻居有人打了喷嚏，你就得注意自己会不会被传染得了伤风。他鼓励大家重视和做好调研工作。

稼祥同志到中联部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最短的时间熟悉中联部主管研究的对象党及其所在国家的情况。有一天，我们得到通知：“王部长要看有关介绍越南的图书，凡是中文的他通通要。书找齐后送交他的秘书。”我们找出十来本，有中国人写的，有越南华侨写的，有越南人写而译成中文的。约过了一个星期，他的秘书将全部书退回给我们，并说：“这些书王部长都看过了。”这件事突出地反映了他勤奋研究的精神。他在主持中联部工作期间，在调研工作方面出了许多好主意，例如提出反映情况“要新、要快、要短、要尖、要深、要广”等等，为中联部调研工作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在稼祥同志的领导下，中联部还积极参与对越南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研讨或代中央为越南党起草一些指导性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