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叶剑英的“争”与“不争”【3】

为革命胜利而“争”

1935年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应张国焘要求，中革军委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张国焘此举意在拉拢叶剑英，因为叶剑英与张国焘都有留苏的经历，在工作中也有过接触，叶剑英对张国焘的指挥才能是认可的。叶剑英超群的军事指挥才华，张国焘也是非常欣赏的，有意重用叶剑英。在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后，逐渐识破了张国焘的野心。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一方面军不到2万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张国焘自恃实力强大，野心膨胀起来，企图夺取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怂恿陈昌浩向中央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张国焘还不断以各种理由，一再拒绝执行中央指示，顽固坚持南下。叶剑英认为，从全国看，华北事变后，日军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涨局面，华北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党和红军北上开辟根据地，可以领导和推动全国的抗日民主运动，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红军如果南下，必然受到国民党强大势力的打击与挤压，没有前途，必然失败。因此，叶剑英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叶剑英在语言上和张国焘“不争”，不搞公开、激烈的对抗，用委婉的方式向张国焘提建议，用实际行动与张国焘“争”。他利用一切机会，向红四方面军广大将士宣传党中央的正确决策，教育大家认识和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但张国焘拒不接受叶剑英等人的正确意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发展到公开对抗中央的程度。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叶剑英接到这份密电后，立即把这封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机立断，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叶剑英曾回忆说：

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形势危如累卵。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举行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立即北上。在危急时刻，叶剑英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革命。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经过思考，叶剑英设计了一条妙计，利用张国焘要部队南下的电报脱身。他假装执行张国焘南下的指示，通知各个直属队找地方打粮食，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然后秘密到军委直属队找负责人开会，与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商定，于次日凌晨两点离开红四方面军，与中央汇合。他带着当时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领着部队悄悄地离开了张国焘控制的部队，赶上了中央，一同向俄界进发。

张国焘恼羞成怒，公然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并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叶剑英知道这个消息，一笑了之。他根本就不屑与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去争什么。

关键时刻，叶剑英“一剑封喉”，及时揭露了张国焘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不争”中果断相“争”，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保护了党中央，深刻地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1935年9月12日，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王稼祥、杨尚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作战，相继攻克天险腊子口，占领甘南的哈达铺。一天，叶剑英看到部队缴来的一张国民党报纸，上面有一条报道国民党军队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从消息中可以看出，刘志丹的部队不少，根据地也不小，而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时，红军的最终落脚点尚未正式确定，俄界会议只是决定，北上红军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根据地，并没有解决红军长征的终点问题。叶剑英灵机一动，对总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现在我们三个方面军在原来的根据地都待不住了，长征了。刘志丹还能在原地坚持，说明陕北的群众是好的，没有群众基础不可能做到。红军的力量也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你看怎样？”贾拓夫也十分赞成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随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红军到陕北去，和刘志丹的部队会师，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此时，毛泽东也从各种报纸上关注到了这些消息，接受了叶剑英的这一意见。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陕甘支队进至陕北。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

在长征中，叶剑英有所“争”，又有所“不争”。“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与牺牲精神；“不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人格与宏伟抱负。无论是“争”还是“不争”，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战胜各种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的秘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