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7】

七、返国途中

4月28日，代表团在东京乘飞机回国。飞行途中，我反复考虑，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是否完成了，有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的重托。这次比赛，中国队拿了四项第一（男子团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也算不错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员之间的交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使中美关系产生了引人注日的变化。在比赛中，我们还与亚非拉许多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交了朋友。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都执行了，自己觉得很高兴，不由得在飞机上哼起了我最喜欢唱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树呀树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唱一支国际歌庆祝苏维埃（这首歌是1931年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时唱的）。战争年代，打了胜仗，我总要叫警卫员买只鸡，叫几个战友吃一吃、唱一唱。

下午，飞机到达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灵光、祁峰和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费彝民等都到机场来欢迎我们。出机场后，又遇上了成千自发地来欢迎我们的香港同胞。他们和运动员又握手，又拥抱，唱歌、高呼口号，情景感人。

代表团在香港住了5天，新华社梁、祁社长及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等分别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白天，代表团中的运动员分别到工厂、学校为工人、学生做乒乓球表演。九龙的有关方面为了应付广大群众观看乒乓球表演的要求，专门修了一个能坐2000人的大棚子。观看比赛的群众情绪高涨，气氛热烈。

代表团离开香港时，成千上万的同胞夹道欢送代表团，争先恐后地与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更为感人的是有300多名同胞陪代表团一起乘火车到深圳。我们要分开时，难分难舍，热泪滚滚。

代表团到广州时，广东省的党政军领导到车站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说：“代表团取得了政治、技术双丰收胜利。”此时我的心情用我在香港写的一首诗来表达，是最恰当不过了：

终出牛棚心不静，蹉跎岁月愤难平。

总理给我交重任，率领球队到东瀛。

乒乓外交举世惊，赛场内外传友情。

发出小球转地球，中美关系化坚冰。

哪知回国后又遇上一个小小的波澜。

八、赛后余波

出国参赛前，有关领导对我队一旦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相遇时的对策，从中朝友谊的大局出发，曾研究过一个意见。由于我当时刚刚工作，负责此事的同志并未告诉我，结果在比赛中，我队一个主力队员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一个主力队员淘汰了。在比赛前，我曾考虑过是否“让”一下，但有个同志说：“世界比赛哪有让他国之理”，我觉得也对，便未坚持。回国后总理问及此事，我主动承担了责任。后来总理了解到我确实不知道情况，气就不那么大了。但他又批评了我另一件事。比赛结束后，中日两队进行了一场友谊比赛，中日双方各派4名男运动员、4名女运动员参加。教练问我如何打，我想反正是友谊比赛，就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结果把日本男女队员全打败了。在场的日本朋友都有点面子上下不来。回国后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批评我说：“已定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你为什么‘八仙过海’啊？”总理对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是你的老部下，是跟你过祁连山到新疆的老同志啦，你也批评批评他。”李先念同志说：“赵正洪啊，赵正洪，你哪来那么多旧东西呢？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好好认识错误。”

我检讨了自己没有贯彻执行总理关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指示所犯锦标主义的错误。周总理接着严厉地批评了知道情况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他说要派人到朝鲜赔礼道歉，“负荆请罪”。

后来由我、韩念龙、宋中以及那位我国运动员一起到了朝鲜。我们受到朝鲜方面的热烈欢迎，住到平壤郊区的一个高级宾馆里。到后第三天，金日成主席接见了我们。首先是韩念龙同志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们来朝鲜的意思报告了金日成主席，接着我国那位运动员表示了歉意。我马上接着说：“我是团长，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这是我的错。”金日成同志马上插话：“你说的不对，你当团长，你们党和国家叫你带队出去比赛，光打败仗行吗？比赛都想战胜对方，这是人之常情嘛。就连老子和儿子下棋也是谁也不让谁嘛！在世界锦标赛上，哪有一个国家愿意输给另一个国家，没有这个道理嘛。在比赛的时候，你当运动员，谁让谁呀！我理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中朝两党、两国友谊做出的努力。请转告他们，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金日成同志的一番话反映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当天晚上，朝鲜外交部长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欢送我们。我们圆满地完成了那次“负荆请罪”的外交使命。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