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界谈判片断回忆【3】

六

关于南海岛屿问题的争议，中方多次重申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同时表示，对于中国和越南以及其他国家在南海岛屿问题上的争议，中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1991年11月中越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表示：双方同意“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方法。在解决问题前，双方均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或扩大化的行动……”这期间，双方同意本着先易后难的精神，积极探讨在海上诸如海洋环保、气象水文、减灾防灾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和措施。双方于1995年成立了海上问题专家小组，就南沙群岛争议问题进行磋商，迄今已进行了9轮。

2000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十国在金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明确规定：“有关各方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主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方承诺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包括不在现在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行动，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中国作为签字的一方，将严格信守作出的承诺，越南作为东盟十国当中的一员，自然也责无旁贷。我希望并相信，随着中越关系的不断发展、相互信赖进一步增强，终能在南海岛屿问题上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

七

1995年我出任驻越大使后，陆路边界谈判和北部湾划界谈判更是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边界领土问题直接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十分敏感，谈判桌上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论，可能是为了给大使一个回旋余地，国内不让大使参加面对面的谈判。越方的做法也和我们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使或大使馆的任务就很清闲。这期间我和大使馆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或面临重大障碍，国内指示我把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越共总书记。这时，我就约见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社长陈庭严，因为他同时是越共总书记助理，专门为总书记起草重要文件和报告。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我一个人前往，对方便会意识到有重要事情，自然也只有他一个人出面接待。待把会议室的门关好，我便逐字逐句地把我方的意见念给他听，他也逐字逐句地记录。然后他再把记录的内容给我读一遍，我确认准确无误后，他才放心。我记得这样的事情共有三次。

第二，双方每轮在河内谈判结束、中方人员回国后，我都请越南政府边界委员会主任陈共轴在越南“甲天下”餐厅吃工作午餐。事先我也告诉他只有我一人前往，当然他也是只身一人应邀。名为吃饭，实际上是请他谈一谈对上一轮谈判的评论和看法，以及对下一轮谈判有何建议。为了使对方打消顾虑，我强调彼此只发表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领导；同时我在现场不带笔记本，也不做任何记录，有意表现出很轻松的样子。这样他便可以放开一些，谈得随便一点。对于上一轮双方未能谈拢的问题，我请他谈谈个人的考虑；我也试探性地提出个人的设想，听听他的反应。这些话虽然只是个人意见，但对方毕竟是相当级别的当事人，对国内进行研究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有一次，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一位副司长到新西兰进修英语，我以为他送行为由头，请他吃工作午餐。我请他谈谈个人对两国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看法。他说，双方对争议地区的面积“大体对半分”。后来的谈判结果，证实了他所谈的意见是准确的。

第三，大使馆在谈判过程中也有大量工作要做。每年越方工作组多次到北京，国内工作组多次到河内，大使馆都要由政务参赞迎接和送行。在河内谈判期间，工作组虽然住在宾馆，但讨论问题和向国内写报告都在大使馆进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能结束。向国内的报告，按照规定要由大使审批，因此不管报告写到深夜几点，我都要坚持到审批完才去休息，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工作组讨论时，我和大使馆有关同志也参加讨论，并发表意见。对谈判中的重大问题，大使馆根据情况和需要，还会专门向国内提出建议。每轮谈判结束后，越南媒体都要进行报道，大使馆还要把越方的报道内容报告国内参考。可以说，大使馆对谈判起到了桥梁、联络和参谋的作用。

综上所述，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中越关系中的大事。双方表示，无论在陆地还是在北部湾，双方都要努力把中越边界建设成为和平、友好、稳定的边界，确保边界的长治久安，造福两国人民。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取得的进展，使中越关系的政治基础更加稳固，从中国方面来说，这是积极贯彻中央稳定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成果。当然，完成勘界立碑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而南海岛屿归属的争议，除了中越两国以外，还涉及到其他国家，情况更加复杂。就中越关系而言，南海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回顾近40年的外交生涯，我在上级领导下，为中越关系的发展，其中也包括两国领土边界问题的解决，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至今仍感到欣慰。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