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苏联解体教训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任何与此目标相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与之进行伟大斗争，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反对一切质疑党的领导和党领导的伟大工程的斗争。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复兴大业能否成功。如果我们对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掉以轻心，就可能葬送我们党历经数代领导人开创的伟大事业，苏联解体就是党放弃了领导地位从而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活生生的事例。尽管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政治、民族、文化、外交等很多因素都起了助推器的作用，但不可低估的是意识形态的瓦解，而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正是从历史虚无主义开始的。

一、俄罗斯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

虚无主义的词源是拉丁语“nihil”，意为“什么也没有”。最初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将其引入哲学领域，后尼采构建出“经典的虚无主义”[1]哲学，并赋予其“使世界，特别是人生，没有目标、价值、真相和意义”的涵义，而海德格尔将虚无直指存在，认为“‘虚无主义’之虚无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它被遗忘了”[2]。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和德里达则将认识论及伦理体系推至极端的相对主义，否认真理、价值、历史进程和人类追求的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西方文明所建立的基础。上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鼻祖，下到仍在世的后现代主义大师，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一股思潮，可谓久矣。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也不能逃脱虚无主义思想的散播，从文学界到思想界受到广泛的影响。

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小说《父与子》，主人公巴扎罗夫被称为“虚无主义者”，他质疑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这个人物形象在俄罗斯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虚无主义者的鲜活形象。就连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典型的法律虚无主义者，他企图用道德律令来代替法律。[3]至于虚无主义在思想界的影响，由于“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直接可以说是德国思想的附庸”[4]，而彼时费希特和青年黑格尔派正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愈走愈远，所以俄罗斯的欧化派知识分子，如恰达耶夫、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巴枯宁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虚无主义。他们将虚无主义贯穿到自己的行动中，开展了否定旧传统和旧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俄国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背后隐藏着宗教和道德动机，旨在要求历史的终结，并期待新生活在终结后开始。[5]

由此可见，早期虚无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具有一定革命性，可称“激进运动的思想启蒙”。只是随着历史的前行，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本质越发突显，并最终演化为人类进步思想的敌人，暴露出局限性和反动性的一面。表现在历史态度和历史评价上，虚无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片面孤立地看问题，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或持双重标准，或以偏概全，否认历史的规律性，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没有真相，完全可被改写。苏联建立后，经过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酝酿发酵，历史虚无主义蓄势已久，最终在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

二、历史虚无主义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客观、全面、准确地书写历史和评价历史，是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提。文过饰非、全盘推翻、模棱两可和以偏概全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必然为历史虚无主义打开缺口。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在个人崇拜上，对领袖丰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的脸谱化、绝对化描写降低了可信度和真实性，一旦负面信息被放大，就会对领袖形象造成颠覆性的破坏作用。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中讲到,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了列宁处理党内斗争的原则和方法,并且抛弃了列宁说服教育的工作作风,把党内的正常争论看成是对敌斗争,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的道路。赫鲁晓夫把这一切主要归结为斯大林个性缺陷和个人品质所致。“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工人群众的利益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所必须做的。”[6]赫鲁晓夫的话使克里姆林宫外的普通群众感到震惊。没有人在意赫鲁晓夫的前半句“我们不能说”，而是记住了后半句“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不去具体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情况，而是片面强调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完全抹杀斯大林的历史功绩，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

1964年，苏联共产党10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开始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和书报检查制度。但是，“要想走回头路是决不可能的了。即使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罢免了赫鲁晓夫以后也是如此。想要扭转非斯大林化进程的企图失败了,而持不同政见运动反倒发展起来了。”[7]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最初的广场集会，发展到非正式组织，这时已形成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派别：有罗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西方派和索尔仁尼琴为首的新斯拉夫派。1964年罗伊·麦德维杰夫开始定期发行一种被西方称之为《政治日记》的地下刊物。1965年，因“非法出版物”而获罪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事件发生后,地下出版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蓬勃发展。大量揭露斯大林时期镇压内幕的回忆录、签名人数众多的抗议信件、请愿书、声明、批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处理方法的文章,以及法庭审判的各种法律文件和被告人的辩护词在私下出版物上广为传播。通报形式的定期刊物开始大量涌现,像《时事纪事》、《自由思想》、《乌克兰通报》、《移居》、《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等,内容也转变为时事政治和经济评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运动纲领广泛流传。大批在国外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书籍私自流入苏联，外国作家的禁书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苏联,被翻印或者以手稿的形式在暗中流行。一时间信息爆炸，真假混淆，谬种流传。

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的关键人物戈尔巴乔夫上台。他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8]实际上，就是放弃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文化领域实行新自由主义。为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重用亚·雅科夫列夫，取代叶·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亚·尼·雅科夫列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共背弃共产主义理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代表人物。1985年12月，作为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亲信，雅科夫列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阐释，其危险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魔王，它就是魔王……必须在理论上做出这样的突破，才能制止极权主义和对自由、创造的蔑视，才能结束意识形态的单一化……问题就不仅仅是拆除斯大林主义，而是替换掉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个国家模式。”[9]他对十月革命怨恨不已，号召要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斩草除根。雅科夫列夫说道，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充塞繁琐哲学、解决问题的简单处方、迷惑人心的乌托邦观点，布尔什维克主义除了无道德和犯罪行为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什么。[10]在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的同时，雅科夫列夫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他言道：“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11]不难想像，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一个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仇恨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运动的人，进入了苏共的领导核心，成为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共从内部被搞垮就不足为奇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仅没有对思想阵线加强管理，反而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将思想领域的混乱进一步扩大化。在“历史反思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教科书修订和历史档案揭秘。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重新编写历史教科书。在1987年苏共召开的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作了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12]实际上，所谓的“历史公正”就是彻底否定斯大林，进而批判列宁，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推行戈尔巴乔夫自己全面右倾的“新思维”。1988 年6 月，苏联有关部门决定，取消本学期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需要重新编写。随后出现了各种版本的新编历史教材，但大多质量不高，有的写得过于抽象，有的矛盾百出。[13]某些史学家过于强调历史污点，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苏联俨然成了“历史的黑洞”。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在教材中夹带私货，吵成一团。历史教材编写中的乱象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引起较大争议的有2003年多卢茨基编写的《20世纪祖国史》，2007年菲利波夫的教师参考书《俄国现代史（1945—2006）》和巴尔先科夫与弗多温合写的教学参考资料《俄国史（1917—2009）》。各种版本眼花缭乱，学生们无所适从，不知取信于谁。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与“历史教科书”乱象同时存在的，是所谓“历史档案”揭秘问题。早在苏联解体和历史档案大规模解密之前，一些人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曝光斯大林时期所谓“历史档案”——其实大多是无稽之谈，故意丑化斯大林，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和社会主义制度做准备。维克多·苏沃洛夫，本名弗拉基米尔·博格丹诺维奇·雷岑，曾为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总局工作，1978年叛逃至英国。此后，他出版了十多本关于苏德战争和苏军的书，引起国际史学界，特别是俄罗斯、德国和以色列史学研究者和读者的广泛关注。苏沃洛夫的核心观点是：斯大林是希特勒世界大战计划的积极支持者，同时也是一个阴谋策划者。斯大林知道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会导致英法对德宣战，以此成功地把希特勒拖进了战争，自己坐收渔利。[14]如此荒诞不经的观点却在国际上博得众多人的拥护和赞成，如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就是他的拥趸，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梅利久霍夫和美国作家埃里克·马戈利斯等人部分赞同他的观点。他们说，希特勒从斯大林手中拯救了欧洲；1991年苏联不可避免地崩塌，这才是二战的真正终结。[15]同样荒谬的说法还有斯大林不会打仗，多亏了朱可夫才取得了胜利；斯大林曾经想向希特勒投降，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德军乞和。甚至还有更荒唐的，说斯大林与希特勒惺惺相惜，所以救了希特勒一命等等。这一切都打着“历史档案”揭秘的旗号，斯大林不仅没有领导苏联红军取得二战胜利的历史功绩，反而成为历史罪人。这股歪风一直刮到苏联解体后仍未停止。近年来，国际上盛传“斯大林是二战的真正发动者”，就源自这些虚假的档案揭秘。他们找到朱可夫的“先发攻击计划”蓝图，指出斯大林计划以训练为借口，在边界大量部署军队，随时准备切断德国与罗马尼亚的石油链，就得出了斯大林先于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结论，不仅只字不提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甚至全然不顾二战中德军首先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史实。实际上，诬蔑苏联先发作战正是希特勒的阴谋，这是史学界早有定论的。

如果说教科书和历史档案是专家们的事情，那么大众媒体和文艺作品则对群众意识影响深远。80年代以后，苏共主动打开思想领域的“闸门”，自由派人士逐渐把持了主要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1986—1988年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包括《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苏共《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大幅度调整。正是这些全苏性质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一些报刊的发行量剧增，《新世界》、《论据与事实》和《星火》画报的发行量都高达几百万册（份）。“解禁文学”广为流行。1989年第6期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十月》发表格罗斯曼的中篇小说《一切都是流动的》，这是“苏联第一次对列宁主义和政治家列宁个人的公开批判”。小说大讲列宁性格的两重性,认为“列宁的悲剧不仅是俄国的悲剧,它成了世界的悲剧”，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隐蔽的奴隶制度”,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先导。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公开指责列宁,把列宁说成是包括设立劳改营在内的一切镇压措施的始作俑者。从此以后,文学界以攻击列宁为时髦。不仅是文学，电影戏剧也如此，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一度使舆论轰动的、影射斯大林的代表作《悔悟》。此片导演为格鲁吉亚人钦吉斯·阿布拉泽，影片通过回忆独裁者阿拉维泽残暴肆虐的年代，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该部电影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16]1987年7月，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经过。此后，一些电视台开始放映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纪录片，引起社会的震动。这种影响强烈冲击着多年的形成的思想观念，群众的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苏共不仅没有积极作为，反而拱手让出舆论阵地。1990年6月12日，《苏联出版法》的正式颁布更为媒体的自由化提供了法律基础。在《苏联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先后宣布“自主办报”，借机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和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原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打得不可开交，结果却是最高立法机构惨败，失去了70多年的报纸。《消息报》变成俄罗斯激进自由派的先锋报，一度为外资控制。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17]此种背景下，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大行其道。报刊、电视、电台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科普队伍几乎销声匿迹，只能依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内交流。

不停撼动苏联大厦根基并导致其坍塌的，绝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一人或雅科夫列夫、叶利钦等几个人。这其中既包括苏共高层蜕变分子，也包括存有异见的知识分子、政论家、作家等，乃至听信谎言、不明真相的群众，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背后有国际因素。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极力扶持不同政见者，将他们在苏联无法出版的书印制出来，再运送回国，通过各种渠道输出拥护西方自由思想的出版物。在慕尼黑设立了“自由”电台,专门对苏联东欧国家进行宣传和渗透。1976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报苏共中央的材料详细地记载了这方面内容,“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80个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大学生从西方电台获得大量信息,“自由之声”、“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的全天广播成为许多人了解西方的主要渠道，然而西方国家的敌对宣传有其政治目的,是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而且在特定的时期里是出于冷战的需要,并非完全客观公正,难免具有明显削弱社会主义影响的倾向性。“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负责人毫不隐晦其对苏联进行思想瓦解的宣传宗旨:“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要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的气愤就足够了。”只要不间断地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报道政府迫害不同政见者的行为,“这就会影响到听众的思想,使更多的人成为持不同政见者。”[18]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与国际上取得了联系，获得了西方的呼应和支持。1970年，苏联成立了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5年以后，苏联社会出现了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了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了世界声誉。西方社会出于各种目的，开始对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得到津贴、奖励和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19]

苏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放任自流与简单粗暴，乃至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制造与纵容，给反对派以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在整个“民主化”与“公开性”运动中，苏联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两面性。随着“禁区”的不断被打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一落千丈，沙俄统治和西方文明却被抬高美化。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风行一时。在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20]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高校和科学院系统原本多数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和坚持中间道路的局面被打破，激进自由主义派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受1989年东欧风波的启发，加上西方样板的影响，他们追求急速转型，公开提出“反中央集权”、“反苏共一党专制”、“民主、自由”等口号，提出抛弃原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中亚五国等“穷包袱”，要求俄罗斯脱离苏联独立，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

眼看苏共大势已去，苏共的异己分子纷纷扔掉自己的党证，一时间退党者成为英雄。雅科夫列夫不满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和摇摆，与公开的退党者叶利钦走到了一起。在与戈尔巴乔夫争权的过程中，叶利钦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主张非意识形态化。1991年，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的演说中曾说：“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21]在叶利钦的推动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别洛韦日协议》，标志着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正式解体。表面上看这是民族分离主义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完全是苏联权力阶层的抉择。在国内外多种势力的综合作用下，存在了近70年的强大苏联崩毁坍塌了。

我们在反思苏联体制、苏联模式弊端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苏联解体的人为因素，尤其历史虚无主义对民心党心的瓦解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向人们灌输错误的历史观，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极度混乱，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合法性丧失，使联盟失去凝聚力，使国家失去团结奋斗的基础。苏联解体的教训如此深刻，难道还不够引起我们警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