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2期【15】

同志们、朋友们：

我的学术小结想讲这样三部分：一是对本次学术年会的总体评价；二是谈谈毛泽东诗词对中国诗歌发展到底提供了哪些启示；三是对进一步提高毛泽东诗词研究学术质量提几点建议。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对这次学术年会的总体评价

总体评价是考察我们研究会进步程度的重要视角。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112篇，经专家评审，选出58篇参会，入选率为51.78%，这其中包括会议规模的因素。我虽没参加初审，但后来拜读了秘书处收到的所有论文，这两天又聆听了同志们的大会发言，感触是很多、很深的。我有一个总的感觉，那就是这次的研究论文，在学术水准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种提高表现在视野更加宏阔了，论述相对深入了，境界比较提升了。可以说，我们正在向一个更新的研究阶段大步迈进。这么讲的理由是：

其一，本届年会确定“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为主题，这就把我们的研究一下子放到了既十分现实又非常有理论意义的更高的平台上。我查阅了一下近年来的毛泽东诗词研究论文，应当说比较多的是关于毛泽东诗词当代价值、各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成就、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和革命性、毛泽东诗词创作艺术特征以及毛泽东诗词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诗词特点比较的研究，真正把毛泽东诗词同中国诗歌发展道路问题联系起来集中探讨，对我们研究会来说恐怕还是第一次。而从研究的学术史角度看，这可谓一大进步，因为我们给毛泽东诗词研究设置到了更宽广的历史河床。

其二，许多论文和发言中都认识到，毛泽东诗词是使我国传统诗词重现光辉的典范，是中华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古典诗歌向现代新体诗歌转型过渡的桥梁。毛泽东诗词一方面深深地根植于丰厚的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手法上都很好地继承了先贤的传统；另一方面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确又进行了创造性开拓与发挥，使之更适于新形势的需要，更有力地表现新的时代内容，给诗坛和时代带来新的气象、注入新的灵魂。诚如有论者所说，毛泽东诗词反映新时代，“主要不在于写出过程和场面，而在于发出时代的心声，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想境界，塑造了新的诗歌意象，从而完成了中华诗词从古典到现代的大飞跃”^[１]。正是这个飞跃，使毛泽东诗词成为“山外青山”，成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艺术奇葩，既显示了传统诗歌的顽强生命力和未来发展趋势，也巩固和强化了诗词的文化地位，给诗坛和诗歌的变革带来勃勃生机。这一认识的现实意义是很巨大的。

其三，这次年会我们收获了多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就是放到任何一个学术档次上去评审，都是拿得出、站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水平整体提升的一个标志。

其四，本次年会论文的学术规范性有较明显提高，比较注重学理论证和探讨，引文和注释也相对比较充分完整，方法上有所改进，观点上既有切磋也有出新。我认为，提高论文的学术规范性，对提升我们的学术研究素质、提升我们的理论水平是相当重要的环节。坦率地说，过去有些提交的文章，不像一个论文，有的像感想，有的像体会，有的像发言稿，缺少论文所要求的“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中的任何一个要素，这样就难以具有理论效果和影响力了。这次的某些文论虽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大部分的论文都有显著改善。所以，我把它看作是我们研究整体上在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一个迹象。

二、毛泽东诗词为中国诗歌发展到底提供了哪些启示？

多年来，学界对写旧体诗仍有不同看法，但毕竟作者辈出，佳作不断，复兴趋势，超乎意想。无论是诗词组织的发展，还是队伍作品的数量，都显示繁荣之景象。这是时代使然，亦是艺术必然。这种局面的出现，同毛泽东诗词令原已奄奄一息、几近熄灭的古典诗词之火一下子起死回生、渐成燎原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不少论文和发言谈到了这一点，下面结合我个人的体会，归纳如次：

1、从内容和形式方面来看。

大多数同志认为，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旧体诗词能否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能否得以确立，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诗词思想内容和精神境界的变化与革新，在于新的时代内涵同旧的艺术形式之间如何实现协调一致。用有的论者的话说，就是要努力完成“中国古典诗词表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毛泽东诗词所以给人以巨大震撼，给人以审美享受，给人以强烈气场，给人以境界飞升，根本还是它那吞吐宇宙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概，它那带着阶级体温与民族脉动的传奇般的史诗品格，它那改天换地的共产主义者的豪迈情怀和伟岸襟抱。毛泽东诗词虽是旧体，但它把美景、深情、大事、哲理融为一体，其内容使诗情、诗思、诗意、诗味都达到了新时代才有的高度，让人看到的是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体悟的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不朽的精魂。这种意境和情境的变革，恐是最为紧要、最为根本的。毋庸讳言，毛泽东诗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甚至他的诗评也不忘政治的视角，如指认屈原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２]。但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诗词中却通过与高超的审美性和艺术性结合而生发出来的。从价值系统看，毛泽东诗词实践了他的主张，即“无论何种艺术，包括诗歌在内，适合大众的需要才是好的”。^[３] 这正是毛泽东诗词在诸多现代古典诗词创作中独领风骚的第一位的原因，同时也昭示了古典诗词这种艺术形式若想在当今重获重生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记得我会顾问、诗人刘征说得好：“旧体诗要在当代振起（注意，他没用‘振兴’一词——引者注），在当代文学史上居一席之地并放出异彩，必须能唱出时代的诗化的乐音，必须具有时代的美学特色，否则，以古人之笔墨写古人之情怀，写得再好也不过是仿制的‘唐三彩’，怕是终于难以立足的。”^[４] 这对诗歌出路问题说得是很到位的。

毛泽东诗词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就是旧体诗词要想有所突破，“新体诗歌”若能建立，还需要有艺术形式上的改进，铸造出一种源于旧体，又异于旧体的新体式来。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５]。因为无论如何形式对内容说来具有载体的功能，形式问题处理不好，表现新内容是会受到限制的。将本民族的文化资源和诗学资源通过一种创造性的转换造就一种新的诗歌形式，这在全球化进程加剧的时代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的重大课题。一部中国诗歌流变史，一言以蔽之是以诗体的演化为轴线的。因之，毛泽东“新体诗歌”的倡议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事实上，响应形式变革、尝试“新体诗歌”创作不乏其人，我们的贺敬之老会长就是一个代表。台湾也有诗人（如范光陵）是自发地从事诗歌“新古体”的试验。众所周知，贺敬之在诗歌形式方面所做的大胆尝试和探索，包括着对旧体诗词某些因素和特点的吸收与借鉴，包括着 “古体歌行”形式的创造。他曾经说：上世纪6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直接采用长短五、七言形式写了一些古体诗”。为此，他承认“旧体诗对我之所以有吸引力，除去内容的因素之外，还在于形式上和表现方法上的优长之处，特别是它的高度凝练和适应民族语言规律的格律特点。无数前人的成功作品已经证明运用这种诗体所达到的高度艺术表现力和高度艺术形式美。不过，同时也正由于它诗律严格，所用的书面语言与现代口语距离较大，因此，能熟练地掌握这种形式，得心应手地写出表现新生活内容的真正好诗来，是颇不容易的。”^[６]客观地讲，自近代迄今，出现了许多写旧体诗的诗人和成功作品。旧体诗词固然有文字过雅、格律甚严、形式束缚内容的一面，但如果不过分拘泥于旧格律而是略有放宽的话，那么这种形式对于表现新的生活内容还是有着一定的适应性。这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给予我们的一个启迪。从毛泽东诗词的例证可以看到，许多现实生活中的人、事、景、物，能够通过这种传统形式引发出历史感和民族感，创造出既通俗易懂又具文学品位、既让人喜闻乐见又不失中国风韵的作品。

毛泽东诗词基本上是严格运用传统形式，但确有变化。比如语言上，周兴俊同志认为是“文言雅语同白话俗语巧妙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化语言，加上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浪漫，使他的诗词异彩纷呈”。这就说到了点子上。正因为毛泽东谙熟规律又高瞻远瞩，所以他期望出现“新体诗歌”，许多论文和发言都触及到这一点，这是切中要害的。所谓“新体诗歌”，我们可以理解它是经过改造出现的一种既区别于旧体、也区别于民歌与自由诗的一种新的合适的较为固定的诗歌体式。抑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古诗和新诗互学互补，甚至结为秦晋之好的体式。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毛泽东提出发展“新体诗歌”，“则是鼓舞广大诗人的雄心壮志，在继承我国诗歌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优秀传统过程中，刷新各种诗歌，使之逐步形成一套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代表性诗体。因为中国历代都有各自的代表性诗体，社会主义时代更加要有自己的代表性诗体！”^[７] 这里的核心概念是“代表性诗体”，并把它同“社会主义时代”联系起来，同时表明将“新体”和“旧体”截然对立认知是不正确的。至于这个新的诗体到底什么样，严格说来目前还在摸索和探讨之中。比较而言，贺敬之是其间最为自觉和清醒的一位。他在总结自己经验的时候讲道：对我来说，这种诗体就是一种“或长或短、或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体歌行的体式，而不是近体的律诗或绝句”。如此一来，也就“自然无需严格遵守近体诗关于字、句、韵、对仗，特别是平仄声律的某些规定”。这种诗，可能不拘旧律，但它们不仅“都是节拍（字）整齐，严格押韵（用现代汉语标准语音），同时还有部分律句、律联。就平仄声律要求来说，绝大多数对句的韵脚都押平声韵（不避‘三平’），除首句以外的出句尾字大都是仄声（不必‘上尾’）。因此，至少和古代的诗一样，不能说它是‘无律’即无任何格律，只不过是不同于近体诗的严律而属于宽律罢了”^[８]。刘征研究过贺老的此种七言古体诗，认为它自由奔放，“七古里平仄的搭配不是遵循固定的程式，而是遵循情绪的起伏，如同山泉依涧势而流转，落花依风势而飘飞。”^[９] 联系到其他“新古体诗”的成绩，这让人们看到了旧体诗和自由诗之间架起一座通向“新体诗”艺术殿堂桥梁的可能性，看到了诗国之中冉冉升起的一线令人遐思和神往的曙光。

我认为，贺敬之同志的诗学意见，本质上是从毛泽东诗词创作及毛泽东诗论思想中结合自己的新体式实践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虽非定论，但却至少是面对纷纭歧议的局面道出的有凭有据的一家之言。贺敬之采取的“古体歌行”形式，可能不会人皆认同，但它至少应属于最早为落实毛泽东所期盼的“新体诗歌”而付诸实践的那批诗作之列。从诗史上看，的确是四言蔽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一种文体通行久了，就会自成习套，杰出人士也难以出新，所以不得不选作他体，以求自解。自唐代近体格律诗形成之后，历代有不少名诗人的名篇佳作都是不完全遵守前人格律的，这就是艺术自身运动的轨迹。对于这类破格的诗，有识之士往往称之为“古绝”、“散绝”，并未加以诟病，这一则说明有此需要，内容有突破形式的权利；再则说明“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１０]同时恐也告诉我们，毛泽东所说的“新体诗歌”，在体裁形式和风格上不会定于一尊，将会是多样化的，它给改造旧体诗词的体式和形式预留了很大的空间。就平仄声律而言，由于历史发展造成的语言变迁，完全按照现代汉语语音来读作古诗，已经有许多不能谐和之处。反之，倘若运用现代诗歌朗诵的技巧来处理，一些新体诗歌包括某些不讲究平仄声律的诗，也是可以读出抑扬、轻重、长短，从而达到声调和谐优美的效果。这也是我们认为需要改造旧诗体式的一个原因。此外，诗词格律的形式美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诗歌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形式美既可来自于整齐，亦可来自于参差；既可有抑扬相异的交替，亦可有抑扬相同的对峙；其回环的形态也可大可小。这些都说明，我们需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艺术的实践，对诗词句、韵、对仗及平仄声律等方面的规律做新的探索。毛泽东诗词无疑为引领古典诗词的发展为我们树立一面旗帜。

2、从中国诗歌史的沿革来看。

毛泽东诗词是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存在的。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诗歌始终是以韵文的形式出现的。诗要有韵，这可说是世界性的规律。但同样是韵文，中国诗歌有它独具的特点，那就是由于汉字是形声、象形、会意的方块字，因此它随着时代和语言内部的变迁形成了每句诗歌语言字数由少向多的变迁。《诗经》基本以四言为主，及到《楚辞》，就采用了三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汉赋是散、韵相间，专事铺陈，这可看作是我国诗歌的一种变异，由于用韵呆滞，字词生僻，故消亡较快；而到两汉乐府诗，则又开始了从四言诗向杂言诗、五言诗的转化。东汉至公元四世纪是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但五言诗却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直到隋朝统一中国即公元六世纪，诗歌又发展为七言诗，从而确立了诗歌的新范例。到晚唐初宋，长短句即词的形式又开始出现。此后，五言、七言、长短句的诗歌格局延续了一千多年，直至如今。按清代易学家焦循的说法：“商之诗仅存颂，周则备风雅颂”。“楚骚之体则三百篇所无也”，“汉之赋为周秦所无”，“五言诗发源于汉之十九首，及苏李而建安，而后历尽晋、宋、齐、梁、周、隋，于此为盛”。“至唐遂专以律诗”，“晚唐渐有词，兴于五代而盛于宋，为唐以前所无”。“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１１]。我的老师、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说：从隋到唐以至宋、元，历代韵书都是随着实际语言的变化而时有调整的。^[１２]这归纳得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回到上面谈的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历程。反观这段历史，可以发见，《楚辞》之后，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国古代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两方面是遭遇过瓶颈的。如何打破的呢？某种意义上说是佛教的东渐才破了这一僵局。这应该是本土文化遭遇的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有学者指出：“佛典汉译，方块汉字陷入表达上的窘境：梵文经典由多音节的语言书写，中国语言以单音节的字符为主；梵文的很多名词、观念及事物，用汉字的词汇来表达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译体的字词产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觉悟等，为汉字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多音节的梵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自然引发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现象，触及了汉字的音韵问题。汉字是有声调的语言，单音节汉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适合于书面表达无法诵读，必然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加以区分。受梵文的启发，沈约为中国的汉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声，沈约据此创立了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韵，强调诗歌的音韵美，为唐诗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诗和绝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就中国古代诗歌而言，盛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进的结果。”^[１３] 毛泽东强调写诗词要注意用“新词”，大概也是考虑了这个背景。

3、从自由体新诗的角度来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又遭遇了第二次异质文化即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挑战和冲击，至今余波未绝。“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以革命的名义取得了对文言文的全面胜利，新诗即白话诗也以决裂的方式表现出叛逆的性格，登上诗坛主角的地位。但毛泽东认为“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１４]。我们知道对这个判断是有争议的，但我们也知道新诗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都背负着中国古典诗歌逆动的包袱，与悠远成熟的古典诗歌相比，它还处在发展和实验的较为稚嫩的时期。

不过，客观地说，自由体新诗还是有特殊的思想解放的意义的。它也有超越了古典诗词的地方，那就是它对审美现代性的追寻和认可，对科学、民主、自由精神拥抱和释放，对新的时代性和价值观的青睐和拥抱，因之，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吸引了和征服了青年人。比如，在大、中学校的“校园诗人”中，写作自由体诗的人还是占绝大多数。这不能仅仅看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余绪，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这个局面，我看一时也不会改变。毛泽东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１５] ，不是谦词，也绝非违心之言。幼稚的东西不一定不是主导的东西，各种诗体演变都有一个从幼稚不幼稚的转变。我认为这里的问题是，新诗为何不甚成熟？我以为，一则，它始终与西方外来诗体连着脐带，还没找到完全独立的立足之地；再则，大部分新诗自觉不自觉地疏远和中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从源流上看不出它是本土诗歌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三则，它在语言处理上还有相当多的地方脱离或有悖于汉语言的习惯，这也正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新诗“太散漫，不好记”的原因。简而言之，当代新诗还走在寻找一种能够吸引读者的合适形式和话语方式的途中。它在艺术表达方式、诗歌语言民族化理解以及诗歌文体边界的把握上，尤其是在诗歌本身韵律、节拍、抑扬的控制上，还没有做到“精练，大体整齐、押韵”的程度，因之被毛泽东认为“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人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１６] 毛泽东寄希望于自由诗、格律诗、民歌能“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１７]。

我们知道，毛泽东给未来“新体诗歌”开的药方，实质上就是推动诗歌保持与民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联系，外国诗歌只作参照，写诗少用古典，多造新词，就是汲取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特性和风尚的东西。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通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１８] 当然，他认为“求新并非弃旧，要吸收旧事物中经过考虑的积极的东西”^[１９]，这样就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

三、关于提高学术研究质量的几点建议

1、一篇论题，一定要努力深入集中地论述下去，不要游离，不要浅尝辄止，不要面面俱到。这是提高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一环。

2、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

3、在界说和判断时，要有分寸感，不说过头话。我以为这种分寸感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的守则和基础。

4、论述要力求“三新”，即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格式上要力求规范，引文要注明出处，注释要统一完整；要注意吸收前人的成果，也要注意同其他学科的理论关联。这样，论文的质量就会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