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当前，中国正处于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期，世界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中国与世界正处于复杂的磨合期，这种“三期叠加”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中国的民族复兴正在走向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成熟，世界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变革，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和世界出现的这些历史性变化，又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当然，也应看到，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仍面临着巨大障碍和严峻挑战，特别是要解决“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增强说服力和传播力。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要着力解决好以我为主、兼容并包，问题导向、抢占先机，讲好故事、寓理于情，顶层设计、系统阐释等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近40 年的迅猛发展，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已经势不可挡。可以说“挨打”“挨饿”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目标必须要越过的一道障碍。习近平同志指出，失语就要“挨骂”，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参见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 年第9 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构建强有力的国际话语权，我国就不能解决“挨骂”的问题，就不能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掌握主动权。一个长期在国际社会中被动“挨骂”的国家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

一、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紧迫性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而在当前又有着现实的紧迫需求。这是因为，中国与世界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正处于一个痛苦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在经历了近40 年的高速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之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完成前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迅速转型的关键阶段，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一时期，增长速度换挡，增长动力转换，结构调整阵痛，社会矛盾凸显，整个国家充满了张力，处于破茧化蝶的痛苦蜕变之中，也处于国际国内舆论风暴的聚焦点。

第二，世界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调整期。随着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其“双刃剑”作用日益显现，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逐步失灵，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挑战。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充分暴露出来，处于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调整时期，国际上各种思潮波涛汹涌、激荡撞击，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纷纷抬头，全世界处于人心思变而又莫衷一是的混乱状态，中国的态度和主张也备受关注。

第三，中国与世界正处于一个复杂的磨合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在世界上的利益范围和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展，这就难免与世界上诸多国家发生种种利害纠葛。中国越来越受世人瞩目，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还处于将强未强的过渡阶段。在这一特定时期，一方面，世界上守成大国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猜忌，制华、遏华之心抬头；另一方面，某些中国周边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出于防范心理，或者出于具体的利益冲突，制衡中国的论调再起，试图抓住最后时机谋取对华关系中的最大利益，甚至不惜引入域外势力进行战略投机，这些都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处于国际负面舆论的包围之中。

以上这种“三期叠加”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世界怎么办？人类何处去？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的道路上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一切都是我们需要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提出一整套有说服力的中国论述，如果长期陷入西方话语体系的攻击谩骂中无以自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陷入被动，中国不但不能走向世界，反而有被动摇根基的危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失败和解体，除其他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外，长期在争夺国际话语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挨骂”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苏联没有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的几百万大军打垮，反而在冷战中被西方的舆论攻势“骂垮”了，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

二、现阶段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 历史性机遇

面对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艰巨任务，现阶段国际形势出现的历史性变化又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且切实把握住这一历史的契机。我们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第一，中国的民族复兴正在走向成功。经历了 100多年的艰苦奋斗，特别是近 4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前所未有地接近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纵观世界历史，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传统农业国家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实现了向工业化、信息化的跨越；从未有过数以亿计的众多人口在几十年内摆脱了贫困的生活；从未有过一个人数众多、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和文明能够在衰弱百年后重新焕发出新生。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已经推进到最后关头，也为向世界讲出中国论述提供了无比坚实的事实基础。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成熟。经过几十年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努力探索，甚至是凤凰涅槃、壮士断腕的痛苦改革，中国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进入了后半程，推进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日益显现。西方世界在苏东剧变后“终结历史”的妄想由此破灭，社会主义的声望在全世界赢来了转机。中国的成功所蕴含的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理念，为向世界阐释中国论述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思想内涵。

第三，世界治理体系正在走向变革，中国正在迈向世界舞台中心。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日趋凸显。随着以中国等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数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中国已经并且越来越突出地在变革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这种百年不遇的世界大变局，为向世界展示中国论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国和世界的这些重大变化，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重建世界话语体系提供了一次历史性机遇。我们抓住了历史机遇，就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三、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

我们说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但也要看到抓住这一机遇仍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严峻的挑战。构建国际话语权包括增强说服力和传播力两个方面的任务，也就是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有理说不出”和“说了传不开”两个方面的问题。（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19日。）相对于增强传播力而言，如何增强说服力，如何说出我们的道理并让受众接受，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方面我们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的障碍。其中，首先面临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由于总体上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尚无法改变，西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压力将长期存在。西方政界、学界中总有一些人因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敌视中国，或者以“显微镜”放大中国的缺点，或者以“哈哈镜”扭曲中国的形象，或者以“变色镜”颠倒是非黑白。这些人虽不能代表全体西方民众，但他们居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这些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偏见、坚持反华反共政治立场的人，我们无法以道理来改变他们的立场，只能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最终以我们自身发展的事实来粉碎他们的诽谤和攻击。除了意识形态偏见之外，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优势地位带来的认知偏差，也是一个重要障碍。由于西方率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长期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影响根深蒂固。西方的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路径、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构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中既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有傲慢自大的学术偏见，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也深深影响了全世界。我国国内学界的许多人也自觉不自觉地照搬了这一话语体系。受这一话语体系影响的人习惯以西方的视角俯视中国，与那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偏见相比较，这种认知偏差更具学术色彩、影响更为广泛。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特别是学术话语体系的认知偏差、争取受其影响的一般学者和大量民众，是我们当前构建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以强有力的中国论述说服世界、征服人心。

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有其研究方法和手段上科学的一面，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孤立、静止地看待问题。比如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时，往往忽视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和各种内外矛盾的相互作用，而习惯运用解构、实证的方法分别对不同问题进行分割、孤立的考据式研究，或者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者突出历史人物的心理作用，或者偏重于部分数据的抽样分析，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方法单一，容易陷入片面化和绝对化。二是居高临下、以己度人，套用西方的模式和经验观察世界。西方学界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别人，不相信、不接受超出自身认知习惯的事物。比如，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就有两个难以改变的视角和参照物：其一，为研究中共而以苏共为参照物，以苏共的意识形态框架来框中共，无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曲解中共的各项政策；其二，为研究中国而以美国为参照物，以美国的国际行为模式来套当今中国，臆测中国要走美式称霸道路，妄议中国有“扩张意图”。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最先要面对的就是西方看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这些固有成见。

正是出于对华认知上的偏差，西方社会和世界上受西方舆论影响的一部分人愿意接受和相信“中国威胁论”或者是“中国崩溃论”及其变种。其中“中国威胁论”中又有两类分支，一类是“文明冲突论”，一类是“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只有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国家间才能和平相处。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更是与西方价值不能相容。中国的发展代表着中华文明的崛起和社会主义的复兴，标志着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将来必然会抢占西方文明的生存空间。两种文明尖锐对立，相互冲突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带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只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只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冲突，而不承认不同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长期共存、相互影响的事实。这种观点是与世界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相违背的，更没有认识到中华文明倡导“和而不同”“并行不悖”的强大包容性。“国强必霸论”者则不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的作用，而是从政治力学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认为中国的质量大了，就必然会挤占国际空间、打破世界秩序，最终走上争霸之路，而不可能和平发展。他们认为，在这一点上，中美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双方一定会为争霸而发生冲突。这种观点缺乏历史的大视野，既脱离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忽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也忽视了中国爱好和平、崇尚和谐的文化基因。至于“中国崩溃论”，曾一度甚嚣尘上，后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而产生了新的变异，演变为“中国发展不完全论”和“中国特例论”。“中国发展不完全论”虽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崩溃，但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不完全的，只是发展经济而没有接受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没有建立西方的社会制度作为支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必然面临着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社会转型冲突等现行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终究还是要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或者最后走向崩溃。“中国特例论”则认为，即便中国能够有较大发展，也是一个历史的特例，是由于偶然而又特殊的机遇，是不守规矩的投机取巧，是抢搭了别人的便车，以后不会再现，别处也无法复制，不具有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和普世性。这些观点顽固否认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忽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了解或不愿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成功实践，龟缩于西方政治优越感的甲壳之中自说自话。这些错误观点严重误导了国际舆论，极大干扰了我国对外战略的实施，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也干扰破坏我国国内的社会共识，影响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成为当前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四、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着力解决好的几个问题

突破西方话语体系的障碍，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件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既需要打破西方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多年来固化的思维定势，还要让受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广大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我们的论述。这是一件科学性、艺术性都非常强的工作，需要找好突破口和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我们指出了努力方向。贯彻这些重要思想，需要着力解决好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我为主，兼容并包。

构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坚信中国优秀文化的恢宏气派和独特魅力。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其他人短时间内放弃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可能彻底改变西方学界习以为常的学术路径、思维方式，全盘接受我们的观点和方法。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努力发掘人类不同文明的共同点，寻求各民族优秀文化之间的共鸣，特别是寻求中华优秀文化与占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中进步内容的共鸣。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包容性强的优势，把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与西方文化中的进步内容相互嫁接，将我们的观点转化为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可交流的“语言”，打开东西方人文交流的广阔空间。其次，我们要以中华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优秀内容去影响西方文化，开阔其学术视野，补充其不足部分，以增量变革打破西方学界的思维定势，在长期浸润、潜移默化中逐步改变“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见和成见。再次，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重新诠释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参见《人民日报》2015年 9月 29日。），就是以我为主、兼容并包的成功范例。

第二，问题导向，抢占先机。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中国论述中的思想内容说服世人。这一方面要求我们的论述要有新意，同时还要把握住广大受众的接受度，使我们讲的话能够“接地气”、顺民心。不但要接中国的“地气”、顺中国的民心，还要注意接外国的“地气”、顺外国的民心。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局的前期，国际社会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人类生存、发展的诸多问题亟待回答，西方学界的传统理论和思维已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全球问题。各国人民都在寻求问题的答案，对理论创新有着迫切要求。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从问题开始的，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抓住当前世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提出中国主张，贡献中国智慧。要注意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研究现实中的突出问题，提炼具有原创性的新理论、新概念，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要适应信息时代的特征，注意把握先机，善于设置议题，积极引导议题，掌握话语主动权。要积极抢占国际道义制高点，广泛争取民心，让中国论述逐步占据国际舆论的中心位置。此外，向世界介绍中国，也要从问题入手。通过客观分析中国存在的问题，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以铁的事实和强大的逻辑论证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论证中国的前途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紧密相连。

第三，讲好故事，寓理于情。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项增强说服力和感召力的工程，不仅要能够以道理服人，更要做到以事实动人、以真情感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要求我们通过讲故事来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以达到说服人、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目的。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有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脱离人民生活的空洞说教是晦涩难懂、苍白无力的，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鲜活故事是无比生动的。这些故事为宏大的中国叙事增添了无数细节，既有真实可信的事实，又有动人心魄的真情，可以极大增强中国论述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讲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故事，也要讲好个人生活改变的小故事，以小见大，从中展现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这对于关注人的命运、注重个人权利的西方社会来说更具有影响力、震撼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变千千万万人困苦的命运，蕴藏着无穷的故事资源。讲好人的故事，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的心灵沟通，拉近人的感情距离。同时，还要注意讲好中外人民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深化与各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是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最坚实的基石。

第四，顶层设计，系统阐释。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有针对各方面问题的创新理论，还要注重理论框架的顶层设计，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避免各方面论述的碎片化。现在我们在许多领域中已经有了成功的论述，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论述体系，减弱了论述的影响力。我国改革开放近 4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锐意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譬如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目标，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互联互通实现世界各国联动增长和共同繁荣的新型经济全球化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思想，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话语体系，构成了宏大中国论述中的四梁八柱。特别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攻击我们最集中的几个领域，我们也有了一套自己的论述，超越了西方的理论。我们以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超越西方神化自身民主制度的“历史终结论”；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超越了西方国家历史上争霸、制衡、划分势力范围的大国均势理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超越了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的寓言；以互利共赢思想，超越了零和博弈、你赢我输的冷战思维；以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超越了传统地缘战略理论中的利害观念；以多样文明间和而不同、包容互鉴的思想，超越了“文明冲突”的论断。我们的这些观点和理念，顺应了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愿望，在思想性和道义上占据了制高点，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开辟了成功的道路。现在，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概括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要深入研究这些理论成果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构筑理论总体框架，把各方面的论述融会贯通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际关系、共同安全各个方面，深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分支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形成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概念的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建立起中国论述的宏伟大厦，为人类发展提供完整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

解决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创新思维、大胆尝试。在这些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指明了方向，而且率先垂范、亲身实践，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经验，我们对此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既是长期任务，又有迫切需求；既是艰巨挑战，又有重大机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必须攻克的一重关。我们必须整合理论、学术、文化、传播各个领域中政府和民间各方面力量，合力来迈这道坎、来攻这重关。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责无旁贷，必须肩负起这个历史责任，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敢于碰硬、勇于创新，以响亮的中国声音为中华崛起鸣锣开道、呐喊欢呼。

（作者张宏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编审）

（来源：《党的文献》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