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明斋

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1920年4月，他作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特使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来到中国，来往于北京、上海、济南等地，会见李大钊、陈独秀，推动并帮助各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他参与建立并加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参与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俄华通讯社负责人、外国语学社社长，与张太雷一起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工作，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是中共二大代表之一。1925年10月他率第二批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后留校负责总务工作。

长期以来，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不为人知。2000—2001年，我在拍摄纪录片《开端》过程中，采访过多年来致力于寻找和研究杨明斋的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了解到山东党史界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寻找这位为建党作出重要贡献的“忠厚长者”，余世诚甚至直接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信询问，才得知杨明斋在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处决。关于杨明斋的身世和在俄罗斯的经历依然有许多谜团，尤其遗憾的是，杨明斋的照片没有找到。

2016年4月，杨明斋的档案和处决前的照片被发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真实相貌和身世之谜终于得以公开。

记忆中的“山东大汉”和“忠厚长者”

李达、董必武、张国焘、罗章龙、包惠僧等人，对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从海参崴来到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拜访李大钊和陈独秀，参与建党、筹办外国语学社等活动都有过详细的回忆。他们都提到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但对杨明斋到底是山东什么地方的人，他是什么时候、如何到的俄国，以及20年代后期以后的经历和下落都无从知晓。

从1979年开始，中国石油大学教授余世诚和山东党史界的同志们就通过各种渠道对杨明斋的身世和下落进行调查。由于资料匮乏，困难可想而知。有人以为他不一定是山东人，就算是山东人，100多个县，何处去找？也有人认为他很可能在苏联有家室，肯定是又回苏联去了。

1981年夏天，余世诚等人在访问山东早期党员黄秀珍的时候，意外得知杨明斋的消息。黄秀珍说：

我1925年11月，和许多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在学校当翻译并参加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我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他的老家是山东平度，我们是近邻的老乡，一来二往就熟了。……至于他是平度县什么地方的人，我就不清楚了，你们可以调查，会查到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已有四五十岁的样子，胖胖的，高高个，而我们这些学生，许多不到20岁，比他要晚一辈。他是一位性情耿直、很关心青年的好老头，我们一些女同学常向他要糖吃，记得他还买过一只鹅，烧了给我们吃。我们都亲切地叫他伯伯、叔叔。他当时没有结婚，还是单身汉。我们女孩子跟他开玩笑，问他为啥不找个俄国女同志？他说不愿意找俄国人，要找一个“满洲脚”（即不缠足的）中国老婆。

为了便于深入调查，黄秀珍在给余世诚的信中再次介绍杨明斋的外表说：

他是一个高个子胖老人，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他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那时苏联女多（占52%），男少，找个苏联老婆很容易，有些中国商人还娶了年轻的少女。老杨没找俄国女人。

寻找杨明斋热

在得知杨明斋是平度人之后，余世诚立刻和平度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到平度展开调查。他们一方面查阅县志、户籍、杨氏家谱，一方面访问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甚至对前清秀才、当地名流和赴俄华侨都一一进行了排查，先后发现了两个与杨明斋同名、四个经历类似的人。他们对这六个人的家庭状况、出生年月、青少年时代、社会经历、出国回国时间、家乡传闻以及最后下落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证，发现这六个人都不是他们要找的杨明斋。余世诚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当时在石油大学也曾出现“杨明斋热”，我们发动山东籍的学生、教工都来找杨明斋。顺便说个笑话，为了调查杨明斋的下落，我三次去平度，一开始是时任党史办主任兼党校校长的崔学良同志，山师毕业，他和我一起调查，后来才是党史办的新主任张升善与我配合。张升善是老资格工农干部，不知党史常识，他把出席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当成了一位姓马名林的“河南”人，到河南省开封地区查找了许久……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平度县委在有线广播和《平度大众》报上公开征询。三天后，马戈庄社员杨德信来信说，他的伯父杨好德就是县委要找的杨明斋。

伍修权为杨明斋题词

余世诚他们随即赶到马戈庄，见到杨德信。这是他们采访杨德信的记录：

我大伯杨明斋，他的学名是杨好德，“明斋”是他的字，可是在外面都叫他杨明斋，“好德”这个名字倒不常用了。小名“百岁”。我大姑今年是104岁（经过我推算，她比我大36岁，我今年68岁，她当是104岁了）。大伯可能比大姑小两岁，这样，杨明斋应生于1882年。

我大伯杨明斋很早就闯“崴子”（海参崴）去了。何时走的？我不知道。我听老人说过，他闯崴子后，过几年就回来一次，一共回来过三次。最后一次是我五岁的时候，即1920年，我刚刚记得事。

杨明斋在家读过几年私塾，结过婚，生过一个孩子叫“周”，大名叫杨延年，此人早已死。我大伯母早就去世了，我从没见过她。……伯父杨明斋1920年来家那次，我听母亲谈过一些情况。回来后住在锅灶前地上，盖一条毛毯。我祖母问他：“有钱没有？有钱置几亩地吧！”他说：“置地干什么，能喝上黏粥就行了。”这次回家住有十多天，走时把我四叔杨好益带到济南读书。但四叔调皮，不久就被学校开除回来了。杨明斋这次回来，我略记得事，我记得他戴一顶大白帽子，高高个，很魁梧，不同寻常人。别人也说他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

……杨明斋在国内的活动情况，我也听到过一些：说他，会七国话，在上海翻译外文。还说他很早就是共产党，在一个什么共产党小组工作过，和周恩来在一起过。这是我21岁时从黄县回家时听说的。还听四叔讲过，杨明斋在北京、上海、济南都住过，地址我不详。1931年“九一八”后，音信全无。

根据杨德信提供的线索，他们又采访了和杨明斋一起闯“崴子”的同村的杨仁曲和在旅顺的杨好宾的儿子杨德华，基本确认了杨好德就是他们要寻找的杨明斋。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又兵分三路，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进一步查阅有关文献资料，对杨明斋的名字进行考证。结果在广州博物馆林洪暖（《张太雷》的作者）的帮助下，发现了杨和德（俄文译音）与张太雷共同起草的《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杨和德和杨好德译音极近，杨好德即杨明斋！至此，对杨明斋身世的调查，才真正有了结果。

发了200多封调查、请教的函件

接下来，就是弄清楚杨明斋建党之后的经历和下落。

据《包惠僧回忆录》记载，一大之后，陈独秀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局书记，一开始和马林闹得不可开交，后来由于法租界巡捕到陈独秀处搜查，逮捕了陈独秀夫妇和正在陈家的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这说明，杨明斋和俞秀松在一大之后不久，就从俄国回到上海。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载，党的三大通过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但这个决议等陈独秀等回到上海后却在党内遭到激烈的反对。谈到这个问题时，张国焘特意写到杨明斋：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余世诚等根据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向甘肃有关部门调查，证明甘肃的党组织是1926年由宣侠父等开始组建的，与杨明斋无关，因此在甘肃没有发现有关杨明斋的线索。

为了查清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在中央和地方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先后向老同志或知情者发了 200多封调查、请教的函件，邓颖超、蔡畅、王会悟、伍修权、黄秀珍、匡亚明、李楚离、刘子久、罗章龙、许德珩、丁君羊、刘仁静、李锦蓉、何连甲、李尔重、吴德等都回了函。通过这些调查，并进一步查阅档案和回忆资料，基本搞清楚了杨明斋建党以后在国内的经历。

党的三大以后，杨明斋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编委和劳动通讯社编委。在北京北长街 99号福佑寺喇嘛庙一个配殿里，一边养病一边整理1921年以来参加“中西文化论战”，批评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的文章，出版了《评中西文化观》，在学术界引起反响，罗章龙回忆说“蜚声国内”。

1925年春杨明斋被党中央派到黄埔军校苏联顾问团翻译室工作，与周恩来相识。1925年10月下旬，杨明斋在送走中山大学第一批学员后，又亲带第二批学员共百余人从上海乘船去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马骏、孙冶方等。从海参崴乘火车到莫斯科后，杨明斋被中山大学留下负责总务工作，前后有两年多时间。

在丰润车轴山中学隐居著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明斋强烈要求回国，党中央派他到北平工作。他隐居在景山西街西板桥（现20号），进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到1928年10月完成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上卷，1929年2月出版。由于北京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组织安排他到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以国文教员职业为掩护，继续从事下卷的写作。下卷1929年6月完成，并出版。

关于杨明斋在车轴山中学的情况，1928年在该校读书并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宋敏之在1984年《党史通讯》第8期上作了详细的介绍。宋敏之说，当时在国民党丰润县党部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建立了由共产党员组成的教育系统的领导班子，学校聘请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任教，各地的革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汇集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杨明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1928年冬来到丰润县车轴山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的。宋敏之还介绍说：

为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杨明斋同志在学校化名杨和贤。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那时像有60岁的样子，是新聘教员中年岁最大的一位。介绍他来校的是王德周。关于杨明斋同志的革命经历，王德周对我讲过，但为了保证杨明斋同志的安全，在他任教的一年中，除极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学校党支部召开会议也从来不叫他参加。在丰润中学附属小学成立第一个党支部时，曾请杨明斋同志在少数几个党员中讲过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从第一国际讲到第三国际，大约讲了四五个小时。这次讲话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我们参加革命的初期还很年轻幼稚，这次讲话使我们增长了很重要的革命知识，坚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杨明斋同志最初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有些怪癖，比如冬天里他不合时宜地穿一身纯白布面的丝棉袄、棉裤，像雪地里的猎人一样。但相处时间稍长，这位老同志俭朴的生活作风和对同志、对学生的忠厚诚挚态度，使人感到可亲可敬。周恩来同志曾经称明斋同志是“忠厚长者”，我亦深有同感。

有一次，杨明斋同志说要去中央，要去调解党中央与陈独秀的矛盾。后来王德周同志向他解释说，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问题，而是重大政治路线的斗争，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因此，杨明斋放弃了“调解”的打算，没有去中央。

1929年冬，杨明斋决定从东北偷越国境去苏联。我记得当时北京的宋匡我还说要跟他一起去苏联。他在离开丰润县中学之前，曾把他所著的《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上下两册送给我一部。1929年冬，学校放寒假时，杨明斋即辞去学校教员职务，到北京做去苏联的准备工作了。杨明斋同志以后的情况我就再未听说。

上海渔阳里6 号，杨明斋在此创办外国语学社，培养翻译人才

正当余世诚等人苦于不知道杨明斋的最后下落时，偶然得知，1954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家中和曹靖华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过杨明斋的下落。余世诚等人当即给曹靖华去函询问，得到证实。余世诚在《杨明斋调查记》一文中对这次谈话作了这样的描述：

周总理问曹靖华：“你的俄语是在哪里学的？”

曹靖华答道：“在上海。”总理又问：“是渔阳里6号吗？”

曹老答：“是的。”

“是杨明斋教的你吧？”看来周恩来同志对建党初期杨明斋在上海渔阳里6号主办外国语学社的情况很熟悉。

曹老答道：“正是，只是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一直查询不到他的去向。”

周总理满怀深情地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后来他生病，苏联送他到西伯利亚养病，那里条件比较好，但后来病死在伊尔库茨克。”

但杨明斋是在哪一年去世，去世前有什么经历，依然不得而知。

在戈尔巴乔夫帮助下解开杨明斋死因之谜

从1983年起，余世诚等向苏联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杨明斋可能居留的地方发函，请求协助查找这位老同志。

1984年12月，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历史文献和哲学研究所学者科米萨罗夫来信告知，他在莫斯科访问了“著名的专家舍维廖夫，他就杨明斋的问题和克雷莫夫谈了话；根据克雷莫夫的谈话材料证实，杨明斋被处决了”。但详细情况依然不清楚。

1986年6月，苏联科学院顾问郭绍棠来华访问，在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时，曾向馆内工作人员谈及杨明斋在苏的一些情况。他说，杨明斋在30年代到苏联，被苏边防军抓住，说他“偷越国境”。后经共产国际证明，才获释并到了莫斯科。他在共产国际机关宿舍住了两年，中共代表团王明曾会见过他。1937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杨明斋不知道是病死了还是被捕了。据郭绍棠分析，可能是被捕了，他说：“因为如果是病死了，我应该是知道的。”

1988年9月，已经为查找杨明斋的身世耗费了近10年时间的余世诚，为了彻底查明杨明斋最终的结局，执毛笔用汉语向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叙述了杨明斋这位历史人物在中共创建史中的地位和贡献，赞扬了这位忠厚长者为中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诉说了他们查找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过程和遇到的困难，请求苏共中央总书记能给予帮助。

1989年 2月，余世诚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给他的一封回信：

尊敬的余世诚同志：

根据您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杨明斋1930年后在苏联居留期间情况的询问我受委托告知您如下：

据查存档文件，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的领导许可，在走私者的帮助下非法越过中苏边境。直到1930年秋他都在哈巴罗夫斯克扫盲站当中文教员，后来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在《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杨明斋被当作叛逃者流放到托姆斯克，在那里当勤杂工。1934年8月行政流放期满后，杨明斋到了莫斯科并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

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

……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M.Л季塔连科

这是来自苏联最权威的通报。杨明斋的死因之谜终于大白。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在他56岁那一年，如此悲惨地屈死于遥远的异国他乡，令人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