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長沙文化書社主持召開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討論學會方針以及“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方法、目的等問題。毛澤東在一日的會議上發言指出：改良是補漏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於方法，我極贊成採用“俄式”，“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在二日會議的發言中，他列舉了當時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並一一分析指出：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最后指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在一日、二日的發言，合編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1926年1月1日

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農民部主辦的《中國農民》第一期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這篇文章進一步闡發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基本觀點，初步形成了關於農村階級分析的理論。文章指出，分析社會各階級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其對革命的態度也各不同。文章把中國農村分為八個階級：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其中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真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真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后原因。小地主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於現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態度。自耕農屬於小資產階級，分為有余錢剩米的、自給自足的、每年都要虧本的，這三種自耕農一到戰時，是全部可以傾向革命的。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一大半就是他們的問題。其中貧農乃農民中之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雇農是農業無產階級，此種人乃鄉村中甚感痛苦者，做農民運動極要注意。游民無產階級，很能勇敢奮斗，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文章最后指出：我們組織農民，乃系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手工業工人五種農民於一個組織之下。對於地主階級在原則上用爭斗的方法，請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讓步，在特別情形上，即是遇了最反動最凶惡極端魚肉人民的土豪劣紳時，則須完全打倒他。 

1935年1月1日 

毛澤東出席在猴場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重申由毛澤東提出並經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同意的在川黔邊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主張，作出《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決定指出：首先向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軍委必須特別注意敵情的分析研究，道路、敵情的偵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時機，並不失時機地求得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來有把握地取得勝利。

1942年1月1日

陳雲在中共中央舉辦的新年團拜會上講話。講話指出：中國共產黨已成立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他就是毛澤東同志。 

1947年1月1日 

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新年祝詞。祝詞指出：在一九四六年，戰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進行了勝利的斗爭，戰后中國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進行了勝利的斗爭。戰后的世界和中國都發展了爭取和平與爭取民主、自由的規模極大的人民運動。這個運動必然走向勝利。這個運動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國侵略政策的世界統一陣線，將要迅速發展﹔而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則將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勝利。其結果，將使中國的情況發生變化，有利於和平的恢復與國家的獨立。隻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堅持不屈不撓的奮斗，那末，在不久的將來，自由的陽光一定要照遍祖國的大地，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一定要在今后數年內奠定穩固的基礎。 

1979年1月1日 

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討論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次會議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的座談會上講話，提出把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指出：一九七九年元旦是個不平凡的日子，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這三個特點，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我們在國內工作和國際事務中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種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漸地形成了。這個情況，特別集中地體現在我們黨剛剛開過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這種風氣和局面概括起來就叫作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我們要把這種風氣和局面在全國發揚下去、堅持下去，在黨、政、軍、民各方面發揚下去、堅持下去，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基礎，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四個現代化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在民主和集中的關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們更要發揚民主。這個講話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題為《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上具體日程》。 同日 在伍德科克為中美建交舉行的招待會上祝酒時說：中美兩國實現關系正常化，這是兩國關系中的歷史性事件，也是國際生活中有著深遠影響的大事。卡特總統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時說，美國並不是出於暫時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權宜之計而採取這個重要步驟的。我贊賞這個富有遠見的見解。中國政府一向是從長遠的政治和戰略觀點來看待中美關系的。不久我將應卡特總統的邀請，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我希望通過與美國領導人和美國人民的直接接觸和會談，進一步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以及兩國在科學技術、經濟、文化等多種領域的友好聯系與合作。 

1980年1月1日 

鄧小平在全國政協舉行的新年茶話會上講話指出：八十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在八十年代裡，我們最根本的工作就是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國內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把經濟搞好。這就需要我們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我們的政治路線或者叫根本任務，就是要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第二，必須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有四個現代化，大家就不可能安下心來搞建設。第三，要有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我們要搞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還很窮，就是要老老實實地創業，就是要吃點苦，否則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隻有隨著生產的不斷發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第四，要建立一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有專業知識的干部隊伍。沒有這樣一支干部隊伍，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不可能的。還強調：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保証黨的領導。我們之所以能經得起風浪，黨的領導是最根本的一條保証。黨的領導，是四項基本原則中帶根本性的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