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湖北武昌將一月四日至二月四日到湖南五縣考察農民運動的情況寫報告給中共中央，批評中央與農民的革命情緒不相稱，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他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現從前我們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黨對農運的政策，應注意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的“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以從來並沒有什麼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今后問題，不在責備誰人破壞聯合戰線，而在共同負責建設起一個聯合戰線。當前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兩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貧農的革命情緒依然非常之高，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長久抑制得下的。現在是群眾向左，我們黨在許多地方都是表示不與群眾的革命情緒相稱，國民黨更不消說，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因此無論為應付目前的環境或准備不久要來的革命，我們黨都需要一個大大的發展，這樣才有辦法。 

1935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布《告全體紅色指戰員書》。文告指出：由於川滇軍閥利用長江天險布防攔阻我們，黨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而在雲、貴、川三省地區中創立根據地。為了在有利條件下求得作戰的勝利，紅軍必須經常地轉移作戰地區，有時向東，有時向西，有時走大路，有時走小路，有時走老路，有時走新路。在毛澤東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指導下，中央紅軍自一月二十九日一渡赤水后，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接連四渡赤水，粉碎了國民黨重兵集團聚殲中央紅軍的企圖，取得了“四渡赤水”的重大勝利。這是毛澤東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1949年2月16日 

新華社發表毛澤東撰寫的評論《國民黨反動派由“呼吁和平”變為呼吁戰爭》。評論指出：究竟是以拯救人民為前提呢，還是以拯救戰爭罪犯為前提呢？按照國民黨的《特別宣傳指示》，國民黨是選擇了后者。這些口口聲聲“以拯救人民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吁和平”幾個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戰爭了。國民黨死硬派堅決地反對人民，站在人民的頭上橫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寶塔的尖頂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幾天就會從寶塔尖上跌下去，一個人民的中國就要出現了。這篇評論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