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路線的醞釀和提出【2】

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是“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總路線。它的主體任務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兩翼分別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主體和兩翼是不可分離的整體。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家獨立、富強的當然要求和必要條件。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報告中就指出：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採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新中國成立三年來，在人民民主專政得到鞏固的政治條件下，工農業生產的新發展，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特別是國營工業的比重佔居優勢地位，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力量迅速壯大，使建設國家工業化獲得基本的經濟條件。從國際環境來看，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新的戰爭危險不會在短時期內出現，加上蘇聯的友好互助合作與經濟援助，就為我國開展工業化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鑒於國內、國際方面的條件都基本具備，黨適時地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從根本上符合進行大規模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要求。

實現工業化是強國的必由之路，但在我國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是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大工業的。建立在勞動農民生產資料私有制上面的小農經濟，制約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不能滿足人民特別是加快工業化建設對糧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長的需要。它與國家有計劃經濟建設之間的矛盾，隨著工業化的進展而日益顯露出來。因此，必須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來改造我國的個體農業，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我國個體農民，特別是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農、下中農，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產生兩極分化﹔為了發展生產，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採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國家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同時，國家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也必然促使個體農業向著合作化方向發展。

過去的三年裡，資本主義工商業是發揮了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的。但我國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弱小，機器設備落后，管理混亂，在資金、原料、市場方面對國家和國營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自身發展很困難，不可能完成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同時，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其生產的社會化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國家需要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有一定的發展，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也必然出現不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面，這就不能不發生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特別是在“五反”運動以后，在資本主義企業和國家的各項經濟政策之間，在它們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之間，在它們和本企業職工、全國各族人民之間，利益沖突越來越明顯。這樣，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就轉變為國內的主要矛盾。事實上，黨和政府三年來採取的打擊不法投機資本、調整和改組工商業、進行“五反”運動、實行工人監督生產以及后來的糧棉統購統銷等一系列必要的措施和步驟，必然地要把原來落后、混亂、畸形發展、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引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由此可見，在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有必要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改造，以使整個經濟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沒有普遍實行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化為主體是不行的，但若離開了改造個體經濟和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兩翼，就會妨礙大規模有計劃的工業建設順利進行。這兩個方面的任務必須密切配合，協調發展。總路線的主體與兩翼之間，改造個體經濟與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這兩翼之間，是彼此聯系、相互促進的，體現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變革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

在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黨穩妥地解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形式問題。關於農業實行集體化的過渡形式，實際上在經濟恢復的實踐中已經基本解決了。這就是1951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所確定的，在臨時的季節性的互助組和常年的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土地入股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過渡到土地公有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對個體手工業，也採取類似的合作社形式，使其逐步過渡到集體化的手工業。剩下一個問題，就是究竟通過怎樣的途徑使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

在這方面，黨內曾作過一些初步探索。早在1948年9月，張聞天在東北局提交中央的一份報告提綱中提出，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中最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的一種形式”，應該“有意識地加以提倡和組織”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6月，劉少奇在《關於新中國經濟的建設方針》的黨內報告提綱中認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十分接近社會主義的經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國營經濟的助手。1950年6月，陳雲總結調整城市工商業的經驗，提出對於私營工廠通過加工訂貨的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的觀點。1952年10月，周恩來在同一些資本家代表人物談話時說：“將來用什麼方法進入社會主義，現在還不能說得很完整，但總的來說，就是和平轉變的道路。……如經過各種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達到階級消滅，個人愉快。”這些探討，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途徑問題，但還很不成熟，有待於在實踐發展中加以証明和具體化。

為了確切掌握私人工商業的情況，以便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1953年四五月間，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率領調查組，赴武漢、上海等私營工業比較集中的大城市進行調查研究。調查組廣泛聽取當地財經、工商、稅務、銀行、工會等部門的情況匯報，召開有中南局、華東局及相關省、市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深入考察了私營工業的狀況，總結了工業方面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經驗。

5月27日，李維漢向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及有關說明的報告。報告指出：新中國成立后三年來，國家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形成了從加工、訂貨、收購、包銷、統購、統銷至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形式。從生產力來看，接受國家加工訂貨的私營工業都有較快發展，不但產量增加，而且提高了技術，擴大與改進了設備，使國家不但掌握國營工業的產品，而且能掌握私營工業的主要產品，有了保証商品供給和制定價格政策的主要物質條件。從生產關系上看，私營工業從國家資本主義的低級形式向高級形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其中高級形式的公私合營，是最有利於將私營企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報告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結合的角度向中央提出建議：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是我們利用和限制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我們將資本主義工業逐步納入國家計劃軌道的主要形式，是我們改造資本主義工業使它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

《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解決了如何改造資本主義企業的具體途徑問題，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53年6月，毛澤東兩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的報告，以及中央統戰部在這個報告基礎上起草的《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文件。經過討論，中央政治局確定了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方針。不久，又決定對資本主義商業也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採取單純“排擠”的辦法。對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有了三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

總的來說，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理論，依照中國的具體情況，來確定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路線、方法和步驟的。當時設想，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將經過相當長一個時期。具體估算，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18年。到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954年2月6日，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屆四中全會報告說：1953年，我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執行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中央政治局認為在這個時機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必要的和適時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准中央政治局確認的這條總路線。同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被載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使之成為整個國家的統一意志。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