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制定和實行

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后，出現一些新的情況，並由此帶來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全國糧食嚴重緊缺。新中國成立之初，糧食的產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銳。1953年我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基本建設投資比上年增長83.7%，工業總產值增長30%。這樣的快速發展，帶動城市人口和就業人數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國城鎮人口達到7826萬，比1952年增加663萬人，增長9.3%，居民消費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費品是糧食。一方面，工業、外貿、城市消費用糧數量大增﹔另一方面，為工業所需的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的種植面積相應減少﹔當地農民也需消費商品糧，使國家在農村的糧食返銷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一般農民的糧食消費量也增加了，不僅要求吃飽，還希望家有余糧。這些情況，導致糧食供求緊張的矛盾更為加劇。

在制定1953年年度計劃時，中央考慮到我國的糧食需求量將比1952年有較大增長，為與工業發展速度相匹配，農業總產值計劃比1952年增長6.4%，其中糧食產量計劃增長7.2%。但由於農業尚未擺脫靠天吃飯的狀況，資金投入不足，農業增產計劃未能實現。1953年糧食產量僅比上年增長1.8%。據糧食部報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糧食年度裡，國家共收入糧食547億斤，支出587億斤，收支相抵，赤字40億斤。1953年一些地區小麥受災，預計減產70億斤，形勢相當嚴峻。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國家需要的糧食，除了公糧（農業稅）有保証以外，其余要從糧食市場上購買，而糧食的供求關系是由市場調節的。供方是非常分散的上億農戶，購方是國營公司，還有供銷合作社和私人糧商。國家通過制定牌價在糧食市場上控制和保持糧價的穩定。可是，1953年糧食市場的需求明顯大於供給，一方面糧價看漲，農民普遍有惜售心理，國家無法按合理價格大量收購到糧食，以平抑糧價﹔另一方面，糧食市價高於牌價較多（在主要產糧區高出牌價30%—50%），私營糧商見有利可圖，大肆搶購、囤積，有些地區的稻谷幾乎全部被私商買走。部分城市居民見糧食供應緊張，價格看漲，也參與搶購增加儲存。這些因素匯集起來，致使1953年夏收后國營公司的糧食銷售量遠遠高於收購量。盡管國家動用了大量庫存，仍然供不應求。

糧食市場緊張的原因，固然有農民惜售和私商搶購囤積的影響，但根本原因仍是糧食生產的增長和收購量的增長趕不上糧食銷售量增長的速度。1953年糧食銷售量的增加，主要是全面開始工業建設以及城鎮人口急劇增加的結果。這種緊張狀況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出現糧食供銷嚴重脫節的混亂局面，有可能牽動物價全面上漲，使幾年來國家努力實現物價穩定的成果付之東流。尤其是當年7月至9月，各地出現糧食危機。這三個月共收進糧食98億斤，超過原計劃7億斤﹔銷售124億斤，超過原計劃19億斤。9月新糧上市，總的形勢還是收購的少，銷出的多，供求關系日益緊張，不少地方開始發生混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現面粉供應緊張的情況。這一狀況引起黨中央的嚴重關注。

9月間，陳雲連續十天召集中財委有關負責人開會，專門研究糧食購銷辦法。鑒於糧食不充足，是我國較長時期內的一個基本狀況，經過逐個比較多種解決糧食問題的方案，反復權衡利弊，陳雲向中央提出在農村實行糧食征購，在城市實行糧食配售的建議方案。

10月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糧食問題，陳雲在會上作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他指出：目前全國糧食情況非常嚴重。如不採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其結果必將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解決糧食問題最好的辦法，是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制私商。其基本理由是：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糧食來源不足，需要與來源之間有矛盾。隻要通過征購把糧食搞到手，其他問題就好處理了。

毛澤東作會議結論。他說：農民的基本出路是社會主義，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體農庄）。現在是“青黃不接”，分土地的好處有些農民已開始忘記了，他們正處在由個體經濟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渡時期。我國經濟的主體是國營經濟，它有兩個翅膀即兩翼，一翼是國家資本主義（對私人資本主義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糧食征購（對農民的改造）。糧食征購、整頓私商、統一管理這三個問題勢在必行。因為小農經濟增產不多，而城市對糧食的需要年年增長，配售問題也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