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教育運動【2】

首先是實行“大兵團作戰”的辦法，形成猛烈的斗爭聲勢。1964年8月16日，劉少奇提出各省的社教運動，在一個地區可首先集中搞一個縣，縣以下各行各業和城鎮的“五反”同時進行，這樣“一個縣可以集中工作隊員數千人上萬人，聲勢浩大”，並說“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的火候”。根據這一部署，中央各部委、各省地縣機關以及文教部門和高等學校，都抽調大批干部和高校師生，組成龐大的工作團。據統計，1964年秋冬至1965年春，全國僅各級干部就有一百五六十萬人參加工作隊﹔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地委主要負責人，也有相當一部分抽調到重點縣搞“四清”蹲點。僅北京郊區的通縣，就集中工作隊員2萬多人﹔天津郊區的小站大隊僅1000多戶，竟集中工作隊員500多人。當時各重點縣的工作隊，均在萬人上下。龐大的工作團隊進村，形成群眾運動的浩大聲勢。

其次是搞秘密的“扎根串連”，實行工作隊包辦代替。1964年9月1日，黨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推廣河北省委工作隊在撫寧縣盧王庄公社桃園大隊“四清”中“扎根串連”、採取秘密工作方式的經驗。此后又決定工作團所在地的縣委、縣人民委員會由工作團黨委領導，各區委和公社黨委及其同級行政組織，則分別由工作團分黨委和工作隊黨委領導。這樣，縣和縣以下的各級黨政基層組織和廣大干部實際上都靠邊站了。

第三是重復老解放區土改中曾經發生過的“搬石頭”的做法，展開奪權斗爭。1964年6月和10月，中央先后轉發甘肅省委和冶金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白銀有色金屬公司是國家在甘肅興建的大型銅、硫生產基地。1963年3月，冶金部、甘肅省委工作組進廠搞“五反”運動，夸大企業存在的問題，斷定這個廠已“被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篡奪了企業的領導大權，變成為地主、資產階級集團統治的獨立王國”﹔工作組動員群眾展開奪權斗爭，對企業領導班子成員分別給予嚴厲處置。小站地區屬天津市南郊區，下轄小站公社、北閘口公社和小站鎮。1964年3月，陳伯達到這裡蹲點，將這個地區的三個村黨支部定性為“反革命集團”，認為建立了“反革命的兩面政權”。以此為依據，陳伯達直接指揮了小站地區的“奪權斗爭”。10月24日，黨中央又發出《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斗爭問題的指示》，要求“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斗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隨后不久，中央還進一步發出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下中農協會行使權力的批示。這些指示、批示和文件的下發，迅速助長了已經蔓延的奪權風。各地紛紛進行奪權斗爭，重新建立各級領導班子，原來的大多數干部被趕下台。

不少基層干部對運動的這些做法存在懷疑和抵觸情緒，中央認為這是基層干部抵抗“四清”運動。1964年五六月中央工作會議后，劉少奇到外地視察，認為多數地方運動搞得不深不透，反映了領導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右傾思想。10月，華北局致信劉少奇，反映山西、河北等省的縣級領導干部在農村社教中有抵觸情緒等思想動態。劉少奇當即代中央起草批語，並經毛澤東等其他中央領導人同意，於10月16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下發。這個批語要求及時向地、縣兩級領導干部提出“反對右傾的問題”，克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傾向。

城市的社教運動在1964年搞得也很緊張。當時工業交通各部的“五反”運動，本來已經於1963年結束，這時又在有的部如建筑工程部重新搞。1964年，全國工交系統組織了13萬人的工作隊，在1800個全民所有制企業開展運動，18個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長帶領22000多名干部蹲點。各省市區和第二輕工業部，還在730個集體所有制企業中開展了運動。運動中還出現了亂批亂斗的現象。毛澤東對工業企業狀況的估計也過於嚴重。1964年12月，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隨后，毛澤東又在另一個報告的批注中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