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在對國內外階級斗爭形勢估計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斗爭。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最初稱“四清”運動，重點是在農村進行。它的發動，有一個醞釀和准備過程。在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時期，基層單位的干部作風，確實出現不少問題。許多農村管理制度不健全，長期以來賬目混亂，財物不清。一些干部多吃多佔、損公肥私。少數干部以權欺眾、貪污盜竊等違法亂紀現象確有發展。社會上投機倒把、封建迷信活動有所抬頭。採取適當方式，區別不同情況，加以清理和整頓是必要的。八屆十中全會之后，一些地區如湖南、河北等省，在貫徹會議精神的過程中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河北在全省逐步推廣了保定地區開展“四清”的經驗。還有些省結合傳達八屆十中全會精神，開展“三清”、“五清”或“六清”，查出了貪污盜竊和某些地主富農反攻倒算、反動會道門重新活動等問題。湖南結合糾正所謂“單干風”，在全省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省委認為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黑風”刮得很大，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企圖復辟，“牛鬼蛇神”紛紛出動，要求徹底揭開階級斗爭的蓋子，針鋒相對地展開斗爭。

社教運動中工作隊員向群眾了解情況

1963年2月21日至28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批示將湖南、河北兩省委的報告印發會議討論，並在講話中提出了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的問題，說隻有抓好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出修正主義﹔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抓緊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劉少奇也提出，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和階級斗爭，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會議決定以抓階級斗爭為中心，在農村開展以“四清”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五反”運動。會議通過的關於開展“五反”運動的指示規定，“五反”運動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民機關、國營和合作社營企事業單位、物資管理部門和文教部門中進行﹔指出這場運動，是又一次大規模地打擊和粉碎資本主義勢力猖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這次會議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機關以及部分基層單位展開，農村社教運動開始了試點。

5月，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大區書記參加的會議，專門討論農村社教問題。他在會上多次講話，說農村搞“四清”、發動貧下中農，就是挖修正主義的社會基礎﹔提出社教運動主要抓五個問題，即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和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其中階級斗爭是最基本的。會議討論和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共十條。它與同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內容亦有十條)，后來被分別簡稱為“前十條”和“后十條”。

“前十條”對我國國內政治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如果不抓階級斗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這就把黨變修、國變色、全國發生反革命復辟看成是已經面臨的現實危險。從這一判斷出發，“前十條”認為，這場社教運動是一場“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后十條”在充分肯定“前十條”關於階級斗爭形勢和社教運動性質的論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運動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方針。這是“左”傾指導思想的繼續和發展。但“后十條”也規定了要團結95%以上的干部和群眾、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以及對一些極端過火行為加以約束的具體政策，意在從政策上劃清一些界限。文件還強調，運動要同生產工作緊密結合，運動的一些措施都應當有利生產。“后十條”於1963年11月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通過。黨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將兩個“十條”下發全國城鄉。1964年3月，黨中央又發出組織干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教運動進行到底的指示。至此，社教運動經過試點后，在全國較大范圍內開展起來。

社教運動全面鋪開的同時，國際共運陣營內部矛盾的日益尖銳，使黨中央把正在進行的“四清”和“五反”，看作是與國際反修斗爭相配合的國內反修防修的重大戰略措施。防止“和平演變”、防止修正主義篡奪領導權，日益成為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人關注的重點。1964年五六月間，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問題。毛澤東、劉少奇對整個國內政治形勢作出更為嚴重的估計，認為全國有1/3左右的基層單位，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而在敵人和它的同盟者手裡，更加突出地強調防止“和平演變”的緊迫性，並要求從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戰的總體戰略來部署工作。從這種嚴重估計出發，黨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挂帥，並主持對“后十條”進行修改。9月中旬，“后十條”修正草案正式下發。“后十條”修正草案對形勢作了更加不符合實際的嚴重估計，認為階級敵人拉攏腐蝕干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復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這樣，就把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撇在了一邊。這是導致社教運動擴大打擊面的一個嚴重步驟。

“后十條”修正草案的下發，以及在此前后黨中央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1964年下半年社教運動的“左”傾錯誤得到迅速和嚴重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