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記涉及重大史事務求准確:《黃慕蘭自傳》若干史實辨析

今年初，“2012年度中國影響力圖書”評選揭曉，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推出的《黃慕蘭自傳》高居傳記類榜首，足見本書影響之大。該書的“推薦理由”中說，“她是諜戰大戲《風聲》女主角原型之一”。《風聲》是部電影，影視劇或者小說都屬虛構類作品，適度的戲說無可厚非，但以紀實性為基本要求的人物傳記，特別是涉及重大黨史問題時，戲說則萬萬要不得。這部“表現‘真實人生’”的《黃慕蘭自傳》對一些重要史事的論述並非完全准確，有必要加以辨析。現僅擇其要者，略加論述。

應當充分肯定和尊重黃慕蘭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部傳記對傳主的作用有所夸大，周恩來也沒有說過“慕蘭是黨的百科全書”這句話

在這本書的封底上，赫然印著一句話：“慕蘭是黨的百科全書。”署名“周恩來”。周恩來什麼時候、在哪裡說的這句話，沒有交代。其實，隻要對黃慕蘭的經歷略作了解，就能夠很清楚，周恩來不可能講這樣的話。黃慕蘭1907年生，1926年入黨，1933年脫黨，1951年重新入黨。她解放前短暫的在黨期間，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從未親歷中共長達22年的革命戰爭，怎麼可能是“黨的百科全書”呢？

關於黃慕蘭是否在1933年脫黨，其黨齡能否從1926年連續計算到新中國成立后的問題，也是她數十年來難以釋懷的心結。是啊，這關系到一個人政治生命的長短，無論誰都會嚴肅對待的。對此，黨和國家是有明確結論的。1980年，公安部對黃慕蘭的結論是“於1926年入黨，1933年脫黨”﹔在時任政治局委員鄧穎超的關懷下，中組部1987年再次確認黃慕蘭“1926年入黨的黨籍”，於“1933年脫黨”，解放后按1951年七一重新入黨計算黨齡。公安部和中組部的決定，特別是在政治局委員鄧穎超關懷下所作的決定，不可能查無實據。

然而，《黃慕蘭自傳》卻在書后的“生平大事表”1991年條中，明確寫上了“慶祝上海參事室四十周年，承認黨齡連續。”這是一種巧妙的寫法。因為是個人生平，所以每條內容都省略了主語“黃慕蘭”，補齊主語后，全句應為：“黃慕蘭慶祝上海參事室四十周年，黃慕蘭承認黨齡連續。”但在省略主語的情況下，讀者不細心猛一看上去，會誤以為1991年上海參事室承認她黨齡連續了。可惜，無論是黃慕蘭本人，還是上海參事室，抑或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如無確實根據，都無權變更公安部及中組部對黃慕蘭黨齡問題的定性。

黃慕蘭在新中國成立前的黨齡雖短，卻為黨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這是應當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但是，這不代表她個人的力量可以超過組織。隱蔽戰線的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各個環節的配合都是由黨的組織在安排。黃慕蘭作為一名基層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她只是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她的本職工作，但在書中，她卻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了挽救黨的領袖，甚至挽救黨的程度，這就十分不應該了。

時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黃慕蘭在營救關向應同志時發揮了自己的作用，但也並非其一人之力

在這本自傳中，黃慕蘭說：“黨交給我的第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營救關向應同志。”並借其他領導同志的口說：“關向應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營救出來，就是從敵人的獄中救回一員大將……相信你一定能獨當一面。”還有類似“關向應他們還在等著你去設法營救出獄呢！”這種話，讓人感覺仿佛千鈞重擔都壓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並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機密。潛伏南京的錢壯飛截獲此情報后，經李克農轉黨中央，周恩來立即採取措施，緊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顧出賣的同志和機關。六屆四中全會后被降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調往上海基層工作的關向應，因未能及時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時還搜去一箱文件，這批文件不僅能讓他的身份暴露，而且還會泄露黨的重要機密。周恩來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報科長陳賡、中央交通局局長吳德峰迅速營救。

陳賡找到了時任國民黨黨務調查科駐滬特派員的楊登瀛（又名鮑君甫），他是我黨的特殊關系。當得知英國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內容，正托楊登瀛找翻譯鑒別時，陳賡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派去了精通幾國文字的情報科副科長劉鼎，將箱中有價值的文件調包，以確保關向應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吳德峰出面，通過黃慕蘭的交際關系，花錢請律師將關向應保釋出來。

由此可見，成功營救關向應同志，是黨組織精心運作的結果。核心問題是那箱文件，如果關向應身份暴露，就回天無力了。還有整個營救計劃的制定、營救費用的提供等，都是黨組織的力量，絕非個人所能為。當時黃慕蘭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員，她發揮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聯系律師陳志皋及其有影響的父親之類，但也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