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軍運動的回顧【2】

（三）

抗日戰爭初期，我在太行山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參與了1939年、1940年的兩次“政治整軍”。但這次新式整軍和那時的整軍大不相同。其不同之點，就在於毛主席說的，“是完全有領導地和有秩序地採用民主方法進行的”。而實施領導、保持秩序、發揮民主效力的首要一環，則是緊密聯系實際的理論學習和教育，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武裝指戰員的頭腦。它是開啟訴苦閘門的鑰匙，進行三查的鏡子，開展三大民主的指針，調動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智慧的先導，完成整軍的保証。

在近一年的整軍過程中，這種學習、教育有三次。開始以學習《大綱》、《宣言》、《訓令》為中心內容，解決階級立場和投入土改的問題﹔第二次是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等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解決樹立奪取全國勝利的信心和貫徹執行民主革命總路線、總政策的問題﹔最后是以中高級干部為對象，學習黨中央的《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解決加強紀律性、反對無組織無政府狀態的問題。自然，學習內容不隻這些，各野戰軍都按不同情況有所增減，有適宜的選擇。比如，中原野戰軍還學習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1941年）以及《人民解放戰爭兩周年的總結和第三年的任務》等新華社的重要社論。

自9月中旬全國土地會議結束，到1948年春，各軍區、野戰軍普遍按土地會議精神進行了土改政策的學習和教育。廣大指戰員熱烈擁護徹底平分土地，對於學習土地法大綱，興趣極高，還想出許多辦法宣傳土地法大綱。許多剛剛下連的解放戰士紛紛給家裡寫信，將土地法大綱寄回家鄉，告訴家人，別再還債，打倒蔣介石回家分田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在進行土改學習和教育中，除了以會議方式傳達貫徹中央精神外，陳毅同志等華東軍區首長，於12月l 5日下達了《華東軍區關於全軍堅決擁護土地改革的命令》。命令指明：全體人員立即加緊土改學習，不准有任何人站在這個學習之外﹔在實際行動上，必須站在群眾方面，不准有任何一個機關採取袖手旁觀與漠不關心的態度﹔出身地主富農或家庭為地主富農的干部，應當堅決拋棄原來的階級立場，不准寫信回家或暗或明地支持地富家庭﹔工農干部則應堅決保持其階級的純潔性，隨時隨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濟私與包庇、袒護地富的行為。

命令最后號召全體指戰員，普遍地貫徹三查三整以適應土地改革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自覺遵守上述鐵的紀律。

陳老總把打到蔣管區，叫做“用蔣介石的骨頭熬蔣介石的油”。的確是這樣。而且蔣管區到處是干柴。受盡地土、國民黨殘酷剝削、壓榨的蔣管區老百姓，天天盼我們，等我們去。我軍到了新區一講平分土地，群眾熱烈歡迎，紛紛起來分地主的糧食、浮財，青年競相參軍。往住我軍在村子住一夜，第二天就有一二十個青年走進部隊行列、

與此同時，隨著老解放區平分土地的勝利，僅在1947年下半年幾個月，就有60萬翻身的青年農民入伍。他們政治覺悟高，斗志旺盛，一到部隊就問““離南京還有多遠？”“什麼時候去促蔣介石？”盡管他們缺乏軍事訓練，但打起仗來十分勇敢。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到來，給部隊學習土改政策，進行訴苦、三查，增添了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

（四）

全國土地會議閉幕不久，中央軍委批轉了經毛主席親自修改的遼東三縱隊學習土改政策中開展“訴苦教育”的經驗，極大地推動和提高了各野戰軍的訴苦運動。—個是訴苦內容集中以揭發封建壓迫為主，把土改教育引向深入﹔一個是擴大范圍，號召團結。官兵和軍民同訴舊社會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提高工農兵血肉相連，天下窮人是一家的認識﹔使工農分子的階級覺悟提得更高，非工農分子徹底轉變階級立場，站在勞動大眾一邊，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許多部隊還開展“一條心”運動，官兵、軍民一條心，奔向一個目標：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各部隊進行訴苦教育的方式方法，多種多樣，內容極其豐富，很感動人，但訴苦教育的進行步驟和過程，大體一致。就是先倒苦水，后挖苦根，清除“宿命論”等糊涂觀念，明白什麼是剝削，什麼是階級，再通過歸納總結，認識到列寧所說的：革命的根本任務是奪取全國政權。這樣，有切合實際的政治引導，挖苦很自然就挖到蔣介石國民黨所代表的舊社會“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那裡，軍民的共同心願，自然就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徹底挖掉苦根子。

全軍訴苦運動中有個共同特點，是解放戰士苦水最多，效果也最顯著。這期間，彭德懷副總司令對解放戰士成分，有個調查統計：一般的貧農約佔70％，中農、雇工和其它貧民約佔25％，出身於地主富農和其他剝削階級的佔5％。所以大多數解放戰士經過訴苦有了階級覺悟，作戰十分英勇。1946年9月，《解放日報》在《好好進行俘虜工作》的社論裡也說，俘虜的蔣軍官兵，大多數是工人農民，一部分知識分子。蔣介石強迫他們來打內戰，來殘害中華民族和他們自己。我們人民軍隊是一所大學校，我們的目的是要救中國，我們珍視中華民族的精華，要盡可能最好地教育他們，組織他們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奮斗。正是這種基於無產階級博大胸懷和我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瓦解敵軍的工作獲得巨大成績，越來越多的解放戰士成為我軍的組成成員。

朱老總在土地會議上講整軍問題時也說過，現在部隊中出現了“三合一”班﹔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解放戰士，老八路，土改后參軍的新戰士。三種人編在一個班裡，開個訴苦會就都合攏了。解放區是怎樣土改的知道了、蔣管區農民的苦處怎麼樣也知道了，八路軍的好傳統、好作風也知道了。“這種會開它一兩天，一班人的階級覺悟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野戰軍一定要進行這種教育，時間緊張也要想法抽出一點來搞。這也是政治教育中的群眾路線問題。”

隨著我軍進攻作戰的勝利發展，訴苦運動的影響日益擴大。1949年4月，周恩來副主席在北平對一些愛國人士和大學教授說，我們人民解放軍已發展到400萬人以上，“我們的戰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虜過來的，稱為解放戰士，有的部隊、解放戰士竟佔百分之八十，少的也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約佔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對於俘虜，我們實行即俘、即查、即補、即訓、即打的辦法，就是說士兵一俘虜過來就補充到部隊，經過訴苦教育，就參加作戰。在打黃伯韜時，情形竟發展到上午的俘虜下午就參加作戰。當時的解放戰士現在有許多已經做了排長、連長。這種情形是世界戰史上所少有的”。

同年7月，周恩來副主席在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上作政治報告，更精確地講到：三年解放戰爭，我們傷亡143萬人，消滅敵人569萬人，其今被我們俘虜的人數達到70％，即415萬，而俘虜中變成解放軍的有280萬。所以“最近三年來，人民解放軍又經過了一次改造。我為什麼要用改造這兩個字呢？因為他的絕大部分戰士，不久以前還是俘虜兵，不經過改造就不能遵守解放軍的紀律。最有效的改造武器，就是喚起他們的階級覺悟，實行訴苦運動和查階級、查工作、奮斗志的三查運動，評干部、評黨員、評戰功的三評運動，使他們感到大家的出身都是勞動人民，都曾受過反動派的壓迫剝削，人民解放軍是勞動人民的軍隊，大家應該團結一致。為自己的利益，向曾經壓迫他們、剝削他們的仇人作戰。”

可以說，周副主席的上述論述，對訴苦運動的偉大歷史作用，作了最確切的概括和總結。

（五）

大多數部隊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的“三查”，是緊接著“訴苦”進行的，戰士們的主動精神很強，肯自我批評，敢進行批評。查出的問題，証明朱德同志在土地會議上提出需要進行“三查”，是合乎實際的，是非常必要的。以西北野戰軍的幾個縱隊11月中下旬１０天的檢查為例，有的地主出身的干部對平分土地不滿，在戰斗中進行破壞，致使部隊受損失﹔在戰斗作風上，有些干部造假情況，打滑頭仗，陽奉陰違，不負責任等。在深入檢查中，戰士們堅決反對這樣的壞干部，對部隊教育很大。

1948年，周思來同志聽了西北野戰軍領導同志的匯報，肯定了他們進行訴苦、三查的成績，指出：放手發動群眾，高度發揚民主的訴苦、三查運動，是整軍與土改結合起來的一種群眾性的政治工作。三查，查出特務、偽軍官、異己分子及壞人，這是群眾運動的火力，較高高在上的領導機關更能有成果的地方。自然這樣就更能鞏固部隊，團結自己，加強對敵的戰斗意志。

1948年1月30日，毛主席就《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發出指示前后，朱老總在我軍解放石家庄之后，給毛主席寫信說，攻城之前，上下級干部均先開（攻城戰術）學習會，“打時又開會，打不進時又開會。在火線上，三五人仍是開會，特別是支部開會，起了領導作用。老兵帶新兵，促進了學習。結果是群策群力，人自為戰，取得了勝利。”后來，毛主席加上按語，向全黨全軍批轉了朱老總這封信。按語中還提到﹔“陝北將此種情形，叫做軍事民主，而將訴苦運動，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這些軍隊中的民主生活，有益無害，一切部隊均應實行。”

朱老總在信裡還提到他到了冀中，主持整頓渤海軍區的張雲逸同志特來同他見面，談了渤海那裡的一些問題很嚴重。有個分區司令員，竟帶部隊鎮壓群眾，殺害干部，捆打積極分子。因此，決定要扣押他。說明在那裡，整軍成了渤海地區土改的先行條件。全國土地會議后，他們進行三查、三整（整黨、整軍、整財），清查出許多壞干部、壞分子、壞黨員。在部隊，成立士兵委員會（當時以學習委員會相稱），發動民主檢查，揭發了嚴重的軍閥主義，干部普遍克扣戰士，個別的還毒打戰士，連級干部有小廚房，每餐幾個萊，而戰士隻喝鹽水湯﹔新戰士自家裡帶來的錢，要替班排長買好吃的，打仗時干部卻躲在后面“督戰”，有的地方武裝一遇敵情嚴重即潰散、叛變。原因就是干部好多是地主富農、地痞流氓。有一個團，經戰士審查提出需要撤換、調換的連排干部多達80余人。與此同時，由戰士推選了可以信賴的干部80多個。由此，戰士的積極性大為提高，“士兵委員會”才名正言順地成為經常性制度。1948年夏天，總政第一室主任黃鎮帶工作組到了渤海軍區考察，認為士兵委員會制度，是加強部隊團結，防止軍閥主義，提高戰斗力的好制度。

毛主席、黨中央對於渤海地區的問題十分重視。1948年1月28日，毛主席對渤海的整黨、整軍、整財情況報告作了批示，指出：“在一切官兵關系惡劣，紀律不好，戰斗力薄弱的部隊，應採取渤海整軍經驗，組織士兵，放手發動士兵群眾的民主運動，隻有好處，沒有壞處”。

緊接著，1月30日，毛主席為中央軍委起草指示，再次明確提出：“軍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軍部隊中熱烈進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方法，達到前兩項目的。”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和《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還有任弼時同志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入對於全軍訴苦、三查運動克服和防止“左”的偏差，使之健康深入地發展，有重大指導意義。

華東野戰軍前委，1948年1月接連發出了《關於三查結合三整工作的原則指示》等文件，再次明確指出：成份不純—、組織不純、思想不統、作風不純，軍隊與地方處於同一狀態。要使我們的軍隊真正成為土地革命的軍隊，必須認真的徹底的進行全軍上下毫無例外的“三查”，不允許查下不查上，光查戰士不查干部，要做到全軍“沒有一個空碗（指個人）”，“沒有一口空鍋（指伙食單位）”，全軍人人要查，也隻有人人都查才能整好全軍。同時，強調掌握政策界限：耍把原則性問題和生活上的缺點區別分開﹔對抗拒土改的嚴重軍閥主義、嚴重違抗紀律的壞分子的處理，必須經過上級黨委批准才能執行，嚴禁超出思想斗爭以外的任何作法。我們的民主是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不是自由主義、尾巴主義的民主。

2月21日，堅持大別山斗爭、轉戰中原的劉鄧野戰軍前委，對三查工作發出的指示，進一步闡明“三查”是集中領導下放手發動群眾及指揮員、工作人員的民主運動，也就是發動他們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糾正一切干涉土改、包庇地主及軍閥主義、本位主義、享受思想。指示還明確指出“三查”的基本方針，仍是治病救人，不能亂打一氣，不能亂扣帽子，不要把一切不好都說成是地富思想，任何處分必須經上級批准。“三查”之后，達到全軍政治上的高度團結。為此，《指示》還在工作步驟上作出規定：全軍每個同志都要經過“三查”，從查作風、查思想著手，最后達到查階級﹔連以下干部戰士在支部領導的班、排或連大會上查﹔營團干部“三查”，在上一級黨委領導下、有下級干部和本支部代表參加的會上進行，等等。

石家庄戰役后，總政的同志主要為劉少奇同志主持召開的全軍敵軍工作會議進行准備工作及會務工作，也派人到附近部隊了解整軍情況。這時，晉察冀野戰軍即將向綏遠和北寧線出擊，前委舉行的擴大會議提出，訴苦、“三查”已使部隊有了新的氣象，但不能估量過高，“三查”必須深入下去，各級黨委、政治機關要加強對“三查”的領導，不要在部隊中建立貧雇農的單獨組織，不要搬用農村整黨時“搬石頭”的錯誤口號﹔屬於“三查”內容的會議，隻能說理，不能硬遏、硬壓、硬追﹔組織結論不應輕易做，並允許本人上訴。同時，會議還就整頓紀律、制度、作風問題，進行了詳細討論，要求在“三查”基礎上形成廣大群眾自覺遵守、維護鐵的紀律。

這期間，朱總司令對擔任內線作戰任務，已打下運城正准備打臨汾的部隊很關心，囑托指揮這支部隊的徐向前同志，把部隊培養成“專門的攻堅部隊”。徐向前同志2月23日在前指營以上干部會上講過朱總司令的要求后，專門就“三查”、“三整”和民主運動有個很長的講話。

徐向前同志說，“一月底，毛主席來了一個電報，特意講到軍隊中的民主問題。”他結合部隊情況指出：我們部隊凡是沒有發揚民主的，逃亡就多，就打不好仗，就不成其為鐵的拳頭，而是豆腐拳頭﹔凡是接連打勝仗的，都是對內團結，對民團結，都在部隊中發揚了高度的民主。現在各部隊進行“三查”、“三整”，這就是民主。今天部隊的三大民主，基本問題在連隊上，在連隊裡開展民主運動，是今天軍隊政治工作的中心。我們研究士兵逃亡，90％是逼跑的，你不愛他，不把他當兄弟看，而把他看成奴隸，所以他隻有跑。好多同志認為講民主不是渙散軍心嗎？難道下個命令也要討論討論？假若有人批評他。他就說影響他指揮的威信，於是就把民主否定了，這是不對的。須知軍隊裡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的民主為基礎的，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二者是一個東西的兩面，不能分開的。

徐向前同志還結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與政治工作基本原則，闡述了毛主席的電報指示精神。指出：現在我們黨內不純，一些壞分子混進我們部隊，帶進來很多壞意識壞作風。有些老干部也學了很多壞東西，貪污腐化、打罵士兵，打罵群眾，打仗叫苦，甚至違抗命令。要克服這些壞現象，軍隊就要發揚民主。講民土，干部要勇於自我批評，戰士要勇於批評，干部與戰士，互相教互相學，這樣部隊團結了，技術提高了，干部威信也提高了。三大民主要在連隊中貫徹下去，不能打一點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