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整軍運動的回顧【3】

（六）

3月初，西北野戰軍向南進攻作戰，旗開得勝，攻克了宜川城，殲敵5個旅3萬人。黨中央致電視賀，稱贊宜川大捷，“証明訴苦及三查方法整訓部隊，政治、經濟、軍事各項民主，收效極為宏大”。

3月7日，新華社發表毛主席寫的《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第一次將訴苦、“三查”概括為“新式整軍運動”，並給予高度評價。緊接著，3月20日，毛主席在《關於情況的通報》裡，評述了我軍南線各部隊在第一次大休整中，“採取群眾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苫）、三查（查階級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眾性練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進行整軍取得成果﹔4月1日，毛主席《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對新式整軍運動作出完整概括的同時，指示要繼續進行這種整軍。

有些部隊，開始三查三整和參加平分土地時，發生過這樣那樣的偏向，但很快得到糾正。正如當時毛主席說的：“在這些工作中所發生的偏向有了著重的糾正，或正在糾正中，這樣就可以使整個中國革命走上健全發展的軌道。隻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

西北野戰軍的夏季整訓，就是在“健全發展的軌道”上進行的。前委鑒於某些領導干部中存在斗志不強，階級責任心不高，自由主義嚴重等情況，不是再搞“三查”，而是決定進行“群眾性的整黨評斗志運動”。有的縱隊搞“三評”，有的縱隊搞“四評”：評斗志、評政策、評紀律、評工作。群眾叫做是給干部“過秤”、“照鏡子”、“看骨頭”、“量水平”。彭總給毛主席的報告說，這基本的是在三查運動基礎上新的發展，使干部對民主作風與群眾路線，得到更進一步的認識。兩者不同的是，“三查運動著重於暴露壞的，聯系到表揚好的﹔四評運動是著重於表揚好的，聯系到暴露壞的。”10月間，西北野戰軍政治部送來了夏季整訓給軍委總政的報告，周恩來同志讓轉給我，並批示“此報告甚好，可稍加改編后發表”。

西北野戰軍的整軍成果和經驗產生了廣泛影響。1948年4月初，陳毅同志從陝北返回華東，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贊揚西北野戰軍的宜川戰設取得勝利，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團以上干部會議造成了內部堅強的團結，在意志上與執行政策上的統一。陳毅說他到這個會上聽了許多同志發言，“他們的自我批評精神都很好，特別有些同志嚴格地檢討了和平時期的許多缺點，過去打城市的不注意政策等。毛主席在會上講了話，鼓勵了他們的自我批評精神，使這個會議取得更大的效果，保証部隊一出馬便取得很大的勝利。因此新華社發表一篇評論稱之為新式整軍，因為舊式整軍只是整下面不整自己，認為自己是沒有毛病的，新式整軍主要是整頓領導，整頓干部，並與全軍土改學習結合，這才是戰斗力堅強的決定因素。”

劉伯承同志給一個縱隊的干部作報告，講到整黨要與整軍作戰相結合，也高度評價了宜川大捷。他說：“西北野戰軍此次練兵整訓后，一出動就殲滅敵人五個整旅，這就是整黨與群眾路線的練兵和作戰結合曲最好的一個榜樣。”就此他還指出，毛主席提出“整編黨的隊伍”，因為這是關乎革命成敗的重大問題。“我們整黨必須與土地改革一道進行，這樣才是一個領導人民的革命政黨，才是聯系群眾站在群眾之中的政黨，而不是孤立。”他深刻地論述了整黨整軍的基本目的，就是為著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他尖銳指出：“現在我們部隊官僚主義的作風還很嚴重，主要表現在瞞上欺下，認為自己是干部，群眾就必須無條件的聽從我，尊重我，一點不顧心，就給難看，大家不敢說話，不敢大膽反映問題，使得上級的東西不能下達，下級的意見不能往上反映。”他熱誠希望大家努力，“來把自己在政治上提高一步，推動全黨向前進一步，爭取勝利的早日到來。”

陳毅、劉伯承等同志的話，從不同角度，闡述了新式整軍運動的基本特征和意義，同時反映出全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豐富和完善著新式整軍經驗，使之在健全發展的軌道上，日益取得新的成果。

（七）

1948年5月，前委和工委、后委會合不幾天，周恩來同志問我，去看主席了沒有？我說怕干擾他，還沒有去。周恩來同志告訴我，明天可以去，不要談工作，說笑說笑，這一段太緊張了。

毛主席見到我還是那麼親熱，說到劉筱圃（我愛人）撤出延安前給他的那些豆豉，在陝北是好菜，吃光了，要謝謝她。后來問我，“傅主任（這是毛主席對我的習慣稱呼。1946年秋，我從重慶回到延安重新分到總政工作時，毛主席說，‘傅主任還是我們的副主任’），我們進關了吧，離‘咸陽’還有多遠？”我想他是用劉邦打敗項羽的故事，來比喻我們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勝利，已經臨近了。毛主席大概聽我回答的得體，笑了！我們就項羽、劉邦不同的為人和不同的結局說笑了一陣。毛主席又問我在重慶（1946年我曾在重慶任四川省委宣傳部長兼新華社代理社長）交了哪些朋友？說他們快來了﹔我們已邀請了關中父老、豪杰，下一步就看我們的“約法三章”抓得如何了！

毛主席說的重慶的朋友快來了，指的是黨中央已給上海局發出指示，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事。

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的那段時間，中央對黨的政策和紀律問題，抓得非常緊，要求極為嚴格。正如中央對山東兵團領導人指示中說的：“我黨已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這一形勢，要求我們全黨全軍，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軍事上的戰略及重大戰役方面的完全統一。”正是基於這種形勢和任務，1948年四五月以后，黨中央、毛主席對繼續進行新式整軍運動提出了新的更高更全面的要求。

實際上，毛主席早在3月7日的評論中就指明了整軍運動要同正確進行的整黨運動、土改運動相結合﹔同整黨的縮小打擊面、嚴禁亂打亂殺、團結90％以上的人民大眾，亦即貫徹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愛國統一戰線方針相結合﹔同實行正確的城市政策、保護和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方針相結合。這三個“相合”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整軍運動要推動全軍全面、無誤地貫徹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幾項基本政策。

《宣言》提出幾項基本政策時就曾強調：“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這種對於執行政策，遵守紀律的要求，對於主要是農民成分的我軍來說，越是到勝利的時候越是重要，不僅對基層指戰員重要，對中高層尤其是高層干部極為重要。

在進攻作戰的勝利形勢下，城市紀律成為部隊非常突出的問題。1948年初，拿下高家堡的部隊，有向商人捐款、沒收敵軍官家屬財產等破壞紀律的行為。毛主席得知后，立即批示﹔“高家堡破壞紀律的行為，應追究責任，並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 。

自然，反復地深入地進行這種教育是整軍的重要課題，朱德、劉伯承、徐向前、羅榮桓等同志，在親自對干部指教時，還都以李自成、洪秀全領導的農民革命失敗的歷史教訓，發人深省地說明，如果破壞黨的政策，享樂腐化，得了天下還會失掉天下。羅榮桓同志還強調指出，部隊進城的紀律不好，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為此，黨中央接連發出指示。3月11日，中央轉發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決定，批語指明：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廣大新區及城市工作的開展，都要懂得黨在新區和城市中的正確政策，而不至重復過去的許多錯誤。20日，中央轉發東北野戰軍政工會議情況的報告。報告中既肯定經過多次教育，部隊入城紀律已見進步，同時指出，“唯因本位主義思想作怪，爭抓物資與強買強賣的現象仍未根除。”

3月21日，毛主席就各種政策的執行向全軍發出指示，肯定西北野戰軍南進執行政策有進步，對征借糧草和償還與買糧等問題，重申了規定．並由此而責成各旅委書記必須每半月向前委報告一次新解放區各項工作，各野戰軍前委各軍區對部隊執行黨的政策與策略沒有抓得很緊的事，必須從自己領導方面加以檢討。就是在這個指示中，毛主席強調指出﹔“須知黨的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不注意政策與策略的教育，不使這種教育貫徹到底，使全體指揮員充分明了，不加檢查，讓單純軍事觀點佔了統治地位，不尖銳、全面、徹底的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向這種觀點讓步妥協，或者隱瞞這些現象不向前委或軍區反映，而前委或軍區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隻將戰績向上級及中央反映，那就是離開了或多少離開了黨的路線，必須認為是極端嚴重的現象，應立即加以檢討。”

緊接著，黨中央、毛主席對報告制度又補充規定，自4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下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的指示，包括下級向其作的政策與策略性報告並對之作的答復，均應同時發給中央一份。

由此可見，在迎接全國勝利的關頭，毛主席、黨中央對政策與策略問題是一抓到底的、非常周密，尤其對高層領導干部抓得緊而又緊。

自然，這方面的收效是巨大的，但由於勝利形勢發展迅速，加上自身種種原因，要使黨的政策和策略完全走上正軌，不可能一蹴而就。當時有件突出的事情是：山東兵團在對昌濰地區之敵宣布寬大政策時，把罪大惡段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惡霸，也和敵方其他人員一樣，不加區別地一溉宣布既往不咎，將功折罪。黨中央立即發出指示，指明這“是直接違反我黨政策及人民解放軍宣言中首惡者必辦一項規定的”，並對其沒有事先請示，粗率地向敵方發出這項不正確聲明，予以嚴肅批評。同時尖銳地指出了必須立即克服的五種惡劣作風，即“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險地規定及執行明顯地違背中央路線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義的和經驗主義的惡劣作風，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惡劣作風，多報功績少報（甚至不報）錯誤缺點的惡劣作風，對於原則性問題粗枝大葉缺乏反復考慮慎重處置態度的惡劣作風，不願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違反這些文件中的某些規定的惡劣作風”。中央要求，對所有這些不良現象，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野戰軍前委包括在內）的負責同志，應嚴肅地加以改變，並指導所屬中級及下級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同樣嚴肅地注意加以改變。中央指出，我們這樣做是完全合乎中國革命形勢的要求的。這種形勢要求我們黨縮小各地方各兵團的自治權，而將全國—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中央。各地各軍領導同志，必須迅速完成在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備和組織准備。

１９４８年5月，陳毅、粟裕同志到中央來見毛主席，毛主席提了三條方針。一是重申將戰爭引向蔣管區的戰略方針，強調內線、外線的分工，南線、北線的配合，紀律與政策的提高﹔二是老解放區生產長一寸﹔三是為保証前兩項方針的實施，必須在全黨全軍反對無政府主義，中心是杜絕無紀律。破壞政策，對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毛主席特別惱火，他號召全黨講紀律，講政策，服從統一領導，進行正規建設山。后來，陳毅同志和華東野戰軍前委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部隊在山東、中原的作戰與紀律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績。

后來，小平同志在豫陝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作了長篇報告，論《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后的政策策略》，聯系我黨我軍的歷史經驗，從理論與具體實踐的結合上、透徹、全面地闡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戰略方針和政策策略思想，對部隊政策和紀律的提高，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此期間，劉伯承等野戰軍領導同志，也親臨講壇，對部隊主要是中高層干部，進行政策、紀律教育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灌輸。他們率領中原野戰軍順利完成了整黨和新式整軍第二階段的任務，進一步整頓了連隊黨支部，加強了士兵委員會的活動，普遍建立了營黨委和縱隊、旅直屬黨委，在大規模作戰中貫徹執行了黨的新區政策、城市政策，爭取軍政雙勝利。到5月下半月，舉行了旅以上干部參加的政治工作會議，總結了各級黨委建設、鞏固與發展三大民主等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的經驗。

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傳達了毛主席指示：“請同志們看此書的第二章，使同志們懂得必須消滅存在於我們中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文章指出：“堅持黨的鐵的紀律，鞏固黨與群眾的聯系，這是毛澤東同志一貫的思想原則與組織原則。l 929年古田會議決議案，1937年‘反對自由主義’的提綱，便是他為這種原則而寫作的”﹔從延安整風到“七大”，黨中央、毛主席還有過多次這樣的指示，要求維護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紀律和集中領導。隨著人民解放軍的勝利，我們黨將成為統一的全國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政黨，“集中的革命紀律，便具有頭等的決定的意義”。《前言》公開地重申了中央於4月對山東兵團領導指示中的原則和基本精神。

各野戰軍首長認真學習了《前言》，貫徹了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並重讀了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曲“左派”幼稚病》的第二章﹔《布爾什維克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彭總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上，還指名道姓催促一位高級干部補課，學習列寧的這篇著作。

中原軍區及野戰軍前委，於7月底8月初在豫西寶豐，召開了全體團以上干部會議．系統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之后的黨中央、毛主席有關准備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指示，通過批評自我批評。檢查團以上領導作風，作為整黨和新式整軍運動的第三階段。

劉伯承同志在會上提出，要達到上級、同級、下級“三層亮”，解決縱隊、旅、團三級領導作風問題。會議按此三級順序，從黨委領導、作戰、建軍、執行新區政策和黨內團結等方面．進行了認真檢查，干部們發揚“脫褲子割尾巴”的整風精神和“聞過則喜”的傳統美德，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對黨對人民負責的態度，給各級領導及部隊中存在的無組織無紀律、經驗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滿和不團結等不良現象。以深刻的揭露和嚴肅批評，同時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這就是在當年有典型意義的著名的寶豐會議。它使到會領導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建軍思想教育，認識到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提高政策與紀律性的重要，還看到了新式整軍運動、三大民主的作用與深遠影響，對進行大兵團作戰、全殲中原敵軍，是有力的政治動員。

6月指示之后不久，中央軍委又對整頓全軍紀律發出了《訓令》，要求“全軍各前委、各軍區、分區、縱委、師委”，均須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及整頓紀律問題，均須作出關子此兩項問題的簡明扼要的決議，而且明確規定：“兩項檢討應分別開會，不要混在一次會上檢討，須寫出兩個決議，不要將兩項問題寫在一個決議上”。直至指令，若有某一縱委、師委、軍區、軍分區沒有開會檢討，沒有作出決議，必須補開，補作，以此定為—項紀律。所以這樣嚴厲要求，三令五申，就在於我們要有“鐵的紀律”，“達到全黨的政策與紀律的完全統一，以便迎接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使我黨我軍能夠更加成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務”。

正是新式整軍運動的繼續進行，和整黨相結合，才有了全軍執行政策和紀律的提高，創造丁許許多多動人的事跡，為1949年向全國勝利進軍，模范地執行“約法八章”，打下了堅實基礎。

（八）

從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在西柏坡同中央工委、后委會合之后，中央書記處指定我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解放軍總部作戰局匯報會。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九月會議的通知》中，對有秩序、有領導的全軍指戰員參加的民主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之后，中央軍委在解放戰爭《第三年戰略方針、作戰計劃和軍隊建設的指示》中，提出“部隊的整訓，一年中應有一次較長的時間實行新式整軍，確立訴苦三查（查階級查思想查斗志）及部隊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

制度，並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

1949年1月，在毛主席起草的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目前形勢和黨在1949年的任務》中指出：“必須使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在軍委政治部領導下，做出關於‘新式整軍運動’‘黨委制’‘革命軍人委員會’‘連隊支部工作’等項的總結，並制條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軍，成為定制。”

早在1947年，總政頒布《中國人民解放軍黨委員會條例（草案）》之后，1948年2月5日發出了《關於建立士兵委員會的通知》，其中還規定“應將連隊黨的支部完全公開，便於與士兵委員會之民主生活結合起來，更加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以后支部開會應邀請士兵委員會的非黨員參加，保証他們在會議上對黨員有原則批評與建議之權……使支部不脫離群眾，使黨員接受群眾監督。”同年10月，總政批准華東軍區部隊先試行《支部工作的條例草案》和《革命軍人（即士兵）委員會條例草案》，到1949年底，正式完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軍人委員會”“黨委會”“連隊支部工作”條例草案，頒發給全軍實行。至此，毛主席在井岡山時期親手創立的這些“老章程”，成為向全國勝利進軍的人民解放軍的新的定制，它是“民主的群眾性的新式的整軍運動”的偉大成果，對於我們這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永遠保持鮮紅的顏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許多老同志說，解放戰爭中的新式整軍運動，是軍隊政治工作的一次真正的“復古”，即全面恢復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在軍隊政治工作方面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創造性地全面落實和發展了古田會議決議案及其所確立的原則。新式整軍所積累的寶貴歷史經驗，將永載人民軍隊建設的史冊。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