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央紀委領導集體構成研究【2】

二、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來源

中組部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中提出：中央一旦恢復紀委，全黨都注意是由哪些同志在這方面擔負起撥亂反正的責任。因此，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選拔標准必須權威、全面和嚴肅。領導集體的選拔標准有：1. 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中表現好的，也就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同志。2. 政治歷史上沒有什麼大問題的同志。3. 黨性、組織紀律性較強，能堅持原則，作風正派， 辦事公道，看問題比較全面，黨內信得過的同志。4. 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同志。5. 要包括一些中年同志，少數民族同志和女同志。6. 專職委員要佔總數的一半以上。（參見中央組織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1978 年12 月16 日。）

從當選的領導集體來看，組成人員的選拔還受以下因素影響：一是要借鑒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紀委、中央監委的人員組成，並吸取其中的經驗教訓﹔二是要根據中央紀委的主要職能來確定候選人，特別是要考慮到當時黨風渙散、黨內問題成堆的現實﹔三是要根據黨和國家面臨的整體形勢和任務來統籌考慮人選，比如當時撥亂反正、老干部大規模復出的形勢以及平反冤假錯案的任務等等。

從當選的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名單來看，主要有以下來源（這些來源之間有交叉）：

一是“文革”前曾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專任或兼任）的一些同志。這些同志（常委及以上）包括：黃克誠、王從吾、帥孟奇、李士英、王維綱、李楚離、馬國瑞、袁任遠、郭述申、張子意、王鶴壽、馬輝之和周仲英等。黃克誠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任湖南省紀委書記﹔王從吾是1949 年中央紀委成立時的副書記，后來擔任中央監委副書記﹔帥孟奇是1955 年中央監委成立時的候補常委﹔李士英、王維綱是1955 年中央監委的候補委員﹔ 李楚離是1956 年中央監委委員﹔馬國瑞、袁任遠是1962 年中央監委常委﹔郭述申、張子意是1962 年中央監委委員﹔王鶴壽和周仲英是1962 年中央監委候補委員﹔馬輝之在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東北人民政府監委副主任、東北局紀委副書記。這些同志的入選，有利於紀檢監察工作的繼承、延續和新時期紀檢監察工作的開展，也是當時撥亂反正的應有之義。這一屆中央紀委委員（常委以下）中也有一些“文革”前在紀檢、監察系統工作的，還有一些地方紀檢、監察系統的干部以及中央監委派駐相關部委和地方監察部門的干部。這些同志包括：安建平、李堅、李振海、蹇先任、范儒生、楊長春、劉英、浦安修、何善遠和毛鐸等。安建平曾任中央監委監察員，后任中央監委派駐紡織工業部監察組副組長﹔李堅曾任中央紀委農村處副處長， 后任中央監委華北監察組組長﹔李振海曾任中央監委文教監察處處長﹔蹇先任曾任武漢監察委副主任﹔范儒生曾任北京市紀委書記﹔ 楊長春曾任煤炭工業部監察局局長﹔劉英曾任外交部監委書記﹔浦安修曾任輕工業部監察室主任﹔何善遠曾任中央監委駐地質部監察組組長﹔毛鐸曾任中南局監委副書記，后任中央監委派駐中南局監察組組長。這些同志大多曾經工作在紀檢監察工作的一線，熟悉紀檢監察的日常工作，他們的入選對於紀檢監察工作的貫徹執行以及紀檢監察隊伍的職業化意義重大。

二是因各種因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一些同志。“文革”結束后，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安排成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這個任務由中組部來承擔，並主要採取了回原單位安置的措施。但也有一些老干部因為各種原因需要重新安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紀委成為中組部的安排對象之一。同時中組部考慮到過去中央監委兼職委員太多的弊端，也有意安排一些老干部到中央紀委出任專職委員。中組部在對中央的報告中提出：“上屆中央監委委員共60 人。現在提出的中央紀委候選人名單（草案）是99 人。……同時考慮到目前還有一批老干部能工作而沒有分配實職工作，我們認為，中紀委候選人的總名額九十九人是適宜的。”（中央組織部：《關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組成問題的第三次報告》，1978 年12 月16 日。） 這些同志包括：黃克誠、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張啟龍、袁任遠、章蘊、郭述申、馬國瑞、李一氓、張策、馬輝之、王鶴峰、孔祥禎、帥孟奇、曹瑛和趙毅敏等。1963 年， 郭述申被免去中共旅大市委第一書記后，一直沒有安排工作。曹瑛“文革”前擔任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文革”中單位被撤銷。趙毅敏“文革”前擔任中聯部副部長， “文革”后期被疏散到陝西乾縣監護勞動。1978 年秋，趙毅敏接到中組部的通知，回北京體檢，等待落實政策。

三是平反冤假錯案后復出的一些同志。與這屆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相關的冤假錯案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劉少奇冤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中宣部閻王殿”、“陶鑄叛徒集團”、“新疆監獄叛徒集團”等。涉及的這屆中央紀委領導有：黃克誠、王鶴壽、王從吾、劉順元、張啟龍、章蘊、馬國瑞、李一氓、魏文伯、趙毅敏、馬輝之、周仲英、王鶴峰、李楚離、孔祥禎、帥孟奇、張子意、方志純、周揚、李士英和曹瑛等。1978 年這些同志當選為中央紀委領導時，有些已經平反，有些還沒有平反，比如黃克誠和帥孟奇等就是1979 年才徹底平反的。他們的當選從事實上宣布了他們的平反。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和陳正人的夫人彭儒之所以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同時，這些經受過冤假錯案考驗的領導干部， 在紀委案件處理時，也會更慎重和全面，對於預防紀委錯案的發生有重要意義。

四是各條戰線和有關部門的一些同志。紀檢監察是一項綜合性的工作，它需要多個部門的配合，為此，歷屆中央紀委、中央監委都有一些相關部門的領導出任兼職委員。這屆中央紀委委員也選任了組織、宣傳、公檢法和軍隊等部門的領導干部，其中有很多是兼任。這些同志包括：曹廣化、韓光、李士英、李一氓、呂劍人、魏文伯、武新宇、周揚、段雲、何廷一、胡德華、黃甘英、李華生、劉敬之、曾三、張凱、周鳳鳴、周太和、朱穆之、朱雲謙、平杰三、楊心培、何東昌、張中、張祺、張承先、黃民偉、盧仁燦、饒正錫、王若水、嚴東生、楊秀山等。其中， 韓光時任國家建委副主任，李士英時任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李一氓時任中聯部副部長， 周揚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段雲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何廷一時任空軍副司令員， 劉敬之時任新華社副社長，曾三時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朱穆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何東昌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盧仁燦時任海軍副政委，饒正錫時任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等。

五是一些年富力強的中年同志及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這主要出於紀檢監察日常工作的需要以及代表性的考慮。這些同志包括：鄭愛平、何東昌、張兆美、徐少甫、汪文風、王蘇民、殷繼昌、章蘊、帥孟奇、劉英、劉麗英、安建平、張瑞華、胡德華、浦安修、黃甘英、彭儒、蹇先任、馬信（回族）、王朝文（苗族）、多吉才讓（藏族）、杰爾格勒（蒙古族）、阿木冬•尼牙孜（維吾爾族）、黃榮（壯族）等。鄭愛平時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46 歲。汪文風時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主任，49 歲。王蘇民時任大慶市委副書記，42 歲。殷繼昌時任開灤礦務局局長，44 歲。劉麗英時任沈陽市公安局副局長，46 歲。胡德華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53 歲。王朝文時任貴州革委會副主任， 48 歲。阿木冬•尼牙孜時任新疆自治區常委， 46 歲。多吉才讓時任西藏日喀則地委書記， 39 歲，是這屆中央紀委委員中年齡最小的。從這些少數民族同志的情況來看，基本上是五個民族自治區各出一個名額。同時在選拔女同志和少數民族同志時，也考慮了年輕化方面的要求。

六是同林彪、“四人幫”集團作過堅決斗爭的一些同志。在考慮中央紀委領導集體的整體格局時，陳雲指出，應該選一些同林彪、“四人幫”作過堅決斗爭的同志到中央紀委來。劉麗英和汪文風就是作為他們的代表而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的。劉麗英在“文革”中慘遭迫害，丈夫李文彬被迫害致死， 她同林彪、“四人幫”集團進行了不屈的斗爭。1978 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報道了她的事跡。 （參見《人民日報》1978 年9 月17 日。）汪文風是1976 年悼念周恩來《天安門革命詩抄》的集體作者“童懷周” 的主要負責人。對於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 汪文風回憶說：“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我被選為一百名中央紀委委員之一，是陳雲同志建議的，他說要從反對‘四人幫’的群眾中選一個人到中央機關來工作。”（七大之前，分散在全國的大批干部匯聚延安， 參加中央的整風學習，七大后奔赴各個戰場和地方， 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干部基礎。）當時兩人對於被選為中央紀委委員一無所知，直到報紙公布名單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