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廉政為民思想【3】

三、毛澤東廉政為民思想的主要指向是“兩個反對”

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時期廉政為民思想的內容很豐富，但其主要指向為“兩個反對”。

一是反對貪污和浪費。在革命戰爭年代，由於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實行嚴密的封鎖禁運政策，中央蘇區的物資極端匱乏。面對艱難困苦的環境，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各級工作人員表現了高度的革命覺悟，廉潔奉公，勤儉辦一切事業。但是，也有少數人員受舊社會傳統陋習的影響，以及農民小資產階級固有的狹隘、自私特性，出現貪污浪費的行為。毛澤東非常強調反對貪污浪費。他在“二蘇大”報告中強調：“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節省每一個銅板為著戰爭和革命事業，為著我們的經濟建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4頁。）

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還指出：“必須反對貪污浪費現象，因為這種現象不但是蘇維埃財政經濟的損失，並且足以腐化蘇維埃工作人員，使他們對於工作失去熱忱與振奮精神的元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9頁。）如果說上面兩段話是宏觀之論，那麼對於怎樣節約，毛澤東還有很具體的指示。他與作為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項英簽署的一道訓令指出：“各級蘇維埃政府要領導群眾團體做節省一切開支以充裕戰爭經費的運動，政府中一切可以節省的開支，如客飯，辦公費，燈油雜費，都須盡量減少，尤其紙張信套，更可以節省使用。這一切節省，雖在各部分為數甚少，但積少成多，並可以養成蘇區中更加刻苦更加節省的蘇維埃工作作風——這是萬分必要的。對蘇維埃中貪污腐化的分子，各級政府一經查出，必須給以嚴厲的紀律上的制裁。誰要隱瞞、庇護和放鬆對這種分子的檢查與揭發，誰也要同樣受到革命的斥責。同時要注意到經費節省，決不是工作減少，相反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還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2139頁。）這些論述，足見毛澤東反對貪污浪費態度之堅決。

二是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看起來是工作作風問題，似乎與廉政建設無大礙。但實則不然，這兩個主義與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的宗旨相背離，顛倒了公仆與主人的關系。對作為社會主人的人民群眾耍官僚、發命令，怎麼可能去為人民群眾謀利益呢？不去掉這種作風，群眾工作不可能做好。毛澤東對此有一系列重要論述：——1932年11月，毛澤東在為政府起草的一個決議中批評官僚主義：“官僚主義，是脫離群眾，破壞蘇維埃與群眾的關系，對於蘇維埃勝利和發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強迫命令，是官僚主義的重要表現，這是蘇維埃政府中絕對不允許存在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2149頁。）

——1933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南部17個縣經濟建設大會上的報告中繼續批評官僚主義：“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斗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裡努力干。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在這個報告中，他還指出：“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家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4—125頁。）

——1934年1月，毛澤東在“二蘇大”報告中繼續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必須嚴厲地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把那些遮塞在蘇維埃與民眾之間的廢物拋開去，這些廢物就是官僚主義與命令主義。蘇維埃人員應該從對於民眾的動員與對於民眾的說服去執行蘇維埃工作，而不應該用強迫命令辦法去執行蘇維埃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下），第2146頁。）他還指出：“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0頁。）上述“兩個反對”，為中央蘇區的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