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親歷中美大使級會談【2】

中美大使會談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中國駐波蘭特命全權大使。7月底的一天，王炳南和大使館的同志們去郊外野餐時，機要秘書送來了中國外交部的一份電報。這是一份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內容是說，美國通過英國方面的斡旋，向我建議舉行中美大使級會談。電報加抄駐華沙大使館。王炳南讀了電報心裡有些納悶，為什麼發往駐英代辦處的電報要加發到華沙使館?旁邊的使館工作人員猜測可能是要他去參加會談。幾天后，他接到了中國外交部關於要他擔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中方首席代表的正式通知。

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消息一公布，整個世界為之震驚。各國重要報刊幾乎都作為頭版頭條新聞予以報道，並作了許多評論和預測，王炳南個人歷史、他與周恩來的關系，甚至私人生活，一時都成了報刊上的新聞。

王炳南於7月底經瑞士首都伯爾尼，由中國駐瑞士大使馮鉉陪同抵達日內瓦，一下火車就被搶新聞的記者們蜂擁上來團團圍住。他向新聞界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他說:“中國人民一向對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想和美國打仗。周總理在亞非會議中，早已經說中美應該用談判方式來緩和目前的緊張情勢。如果雙方都有一樣的誠意，我相信這次會談，不僅是遣返僑民問題不難得到合理的解決，而且更進一步還能對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情勢有所貢獻。”

對於會談的議程和所要達到的目的，一開始雙方就有很大的距離和分歧。我方認為會談應著重討論台灣問題及安排杜勒斯國務卿和周恩來總理的直接會談和建立兩國的文化聯系等實質性問題。美國則隻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國的美國人，並要求中國保証不對台灣使用武力。實際上會談中最尖銳、最突出、最棘手、最不可調和的問題就是台灣問題。最后為使會談先開起來，我方同意了先談遣返僑民問題。

第一次中美會談確定於8月1日下午在國聯大廈一個小會議廳舉行。當王炳南等中國代表步入會議廳時，許多新聞記者都友好地招手致意。美國首席代表是約翰遜，真是巧合，他和王炳南在日內瓦會議上會談的兩個對手，又再次交手了。

會談正式開始，王炳南首先宣讀了我國政府釋放美國11名間諜的聲明，對方表示了謝意。雙方經過商談，達成了會談的議程的協議，一是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同時確定第二天上午繼續舉行會談。第一次會談比較順利，氣氛是輕鬆愉快的。第二次會談隻進行了一個小時就結束了。雙方提出了遣僑名單。王炳南提出的名單中就有錢學森的名字。

原來，在6月間，錢學森在給國內的一封家書中夾帶了給陳叔通副委員長的信，要求政府幫助他早日回國。陳叔通將信轉給了周恩來。周總理見信后立即交給了王炳南，他便就錢學森的回國問題向約翰遜提出交涉。約翰遜卻狡辯說，沒有証據表明旅居在美國的中國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舉出錢學森的例子進行駁斥。他還提出授權印度作為第三國關照在美國的中國公民的利益。

在第三次會談中，約翰遜一開始便要求中方立即無條件地讓所有在中國的美國人離境，以便為進入第二項議程其他實質性問題的討論掃清道路。王炳南認為如何處理美國在華被押人員問題是會談的內容，決不是繼續會談的條件。因此他鄭重地重申我國對遣返中國留學生和僑民的立場，提出美國必須立即釋放那些被無辜監禁的所有中國人，使他們有機會返回祖國。這時約翰遜已不再提扣留有技術的中國人是美國的法律了。

約翰遜代表美國政府，固執地堅守著他們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所謂原則，即使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也怕造成承認中國的印象和結果。如王炳南提出授權印度駐美大使館照管中國僑民，他就始終不同意，生怕這就等於承認中國對居住在美國的僑民負有合法的領事權利，就等於承認了中國是個主權國家，排除了台灣當局。經過好幾個回合的斗爭，約翰遜理屈詞窮，經請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中方的意見。但說不能用“授權”兩字，隻能用“邀請”，以減少中國的合法性和法律責任。王炳南斷然予以拒絕。所以會談的遣返僑民問題反反復復進行了多次，卻無積極成果。會談進行了11輪后，到了8月底，會談從每周舉行3次減少到1次。會談形成程式化，雙方輪流照本宣科，互不用語言攻擊對方。王炳南為首的中方代表始終彬彬有禮，他們的立場是堅定的，態度是嚴肅的，但言之有理，舉止沉著，保持著文明講理的外交風度。

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王炳南可以大膽地同約翰遜進行私下接觸。約翰遜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也和王炳南進行個人交往。於是出現了有意思的情況，他們在會談桌上非常嚴謹，各自守住一條防線不放，會下卻常有些有趣的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在正式場合不便說的話，私下可以磋商，交換看法，摸摸底，甚至還可能有點突破。在會談僵持不下時，為了緩和一下氣氛，有時就互相邀請吃飯。首先，約翰遜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想了解我方的態度，又要避免記者的視線，便在一個僻靜的山上找了一個別墅，悄悄地請王炳南他們去吃飯，在飯桌上解決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后來為了同樣的需要，經請示周總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點請約翰遜吃飯。還邀請過他們來看中國京劇團在日內瓦的演出。他們高興地接受了邀請，但一再叮囑說，要保密，千萬不能讓記者知道。看完戲，約翰遜稱贊道：“這是中國古老文明的藝術表現，是美國沒有的。”

另外，王炳南從華沙去日內瓦，中途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換乘飛機時，也常常和約翰遜相遇，同坐一架飛機，回來時也一樣。有時因氣候不好，飛機不能起飛，他們還被安排在同一家旅館住宿。王炳南和約翰遜好像成了一對旅途伙伴。

經過40天之后，為使中美會談不在一個問題上糾纏，更快地進入實質性會談，我國對在押的美國人進行進一步核實和處理，王炳南接到國內指示，於9月10日向約翰遜宣布，中國有關當局對在華的12名美國人的復查已經結束，他們可以獲准出境。在其他一些具體問題上，由於我方也作了一些適當的讓步，從而使這一段反反復復在原地踏步不前的會談有了進展。中美雙方終於在9月10日的會談中達成了一個協議，也是15年大使級會談中唯一達成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的權利，並宣布已經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

不難看出，這是在互不承認的情況下，處心積慮搞出來的一份奇怪的聯合公報。在公報中既要體現互不承認，又要體現雙方的一種共同意見，還要體觀雙方的聯系，於是就別出心裁，搞了這麼一個各說各的“杰作”，叫作“協議聲明”。上世紀70年代尼克鬆和周總理達成協議發表的上海公報也仿效了這種形式。這份協議同時也是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前唯一的一份中美之間達成的正式協議。至此，關於遣返僑民問題暫告一個段落。

對第一階段的會談，上世紀50年代末，周總理曾經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至今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畢竟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建設性的接觸，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1955年9月20日會談開始進入第二階段。王炳南堅持討論第二項議題，即台灣問題和周恩來總理與杜勒斯直接會談等實質性問題。美國剛採取了敷衍拖延的態度，以致使會談陷入寸步難行的境地。在美國不承認中國的前提下，台灣問題確是最困難、最復雜、最不易調和、斗爭最尖銳的問題，而且又是不能回避的先決問題。王炳南認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我們首先必須迫使美國在關鍵問題上讓步，牽一發而動全局。當時美國派兵侵佔台灣，割裂中國領土，企圖制造“兩個中國”，長期霸佔台灣。我們的談判必須針鋒相對，長中國人民的志氣，滅美國政府的威風。如果一味追求談判的突破，那就可能喪失原則，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就會犯毛主席所說的“嚴重的政治錯誤”。

杜勒斯輕視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指使約翰遜企圖繞開實質性問題提出什麼朝鮮戰爭中失蹤的450名美國士兵的命運問題，以拖延時間。王炳南對此予以拒絕，他說關於在朝鮮的軍事人員問題，應該讓板門店停戰委員會去談，我們沒有必要談這些。約翰遜又提出第二個問題，是美國要求在台灣問題上，雙方保証不訴諸武力。這個問題雖然具有實質性意義，卻是具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性質。根據周總理指示，王炳南嚴正地向約翰遜陳述了兩方面重要觀點:一是美國侵佔台灣已經成了國際爭端，台灣海峽緊張局勢已影響到東南亞的和平、穩定與安全，這種局勢是美國造成的，美國應該放棄對中國使用武力，撤出它在台灣海峽的一切武裝力量﹔二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人民願意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美國無權干涉，無權要求我們不使用武力。這兩方面的問題不容混淆。為此，雙方爭執不下。王炳南多次採取主動，打破僵局，以使中美會談能夠成為清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途徑，他一再提出合理的建議，但均因美方的阻撓而使會談停滯不前。

會談進行一年了，常常是互相讀一遍發言稿，或是王炳南提出美方侵犯我領空、領海的抗議，交鋒幾句，確定下一次會談日期后即散會。王炳南對會談幾乎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周總理卻在運籌帷幄中促進會談的進展。1956年8月，中國政府單方面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而且向美國15個重要的新聞機構拍發電報，邀請他們派記者來華作為期一個月的訪問。這猶如一聲驚雷，全世界為之一震。特別是美國新聞界和國務院被轟動了。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嚴格新聞封鎖，不准許任何人對新中國進行報道，而且不准任何美國人到中國旅行。然而美國人民渴望了解中國，曾有幾名記者不顧禁令，沖破禁鎖訪問了中國﹔有的去蘇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美國青年代表，寧願回去受罰而集體來到中國。

中國的決定無疑是給美國政府出了一道難題，新聞界接到邀請的記者紛紛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訪華申請。許多美國記者都贊揚說，周恩來這一著棋下得妙，他成功地讓美國新聞界去反對美國國務院。杜勒斯在這種強大壓力下，盡管還拖了一年時間，到1957年8月不得不宣布，美國將准備准許24個新聞機構派遣記者到中國訪問。

周總理的妙棋也是為了推進中美會談。王炳南在會談中步步採取主動，始終保持高姿態。1956年9月，他提出兩國在平等互惠的條件下准許記者互相採訪的協議草案，遭到拒絕。杜勒斯公然說什麼中國記者隻有按照美國現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資格才能進入美國。與杜勒斯生硬拒絕相對照，周總理坦蕩博大的胸懷與明智的策略，贏得了國際輿論特別是美國人民的高度贊賞。

9月底，王炳南提出解除對中國禁運的協議草案﹔10月中旬，提出對文化交流、人民往來的協議草案﹔12月初，提出司法協議草案，均一一被拒絕。面對著王炳南在談判中的主動態勢，美方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戲，企圖無限期地拖延會談。他們採取的總方針是:拖而不斷。時間在一輪又一輪往復進行的會談中流逝了。到了12月12日第73次的會談中，約翰遜終於表演出了杜勒斯的一個新花招，他宣布自己將撤出會談，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馬丁接替他的工作。王炳南對這種把大使換成參贊，企圖使會談降級的無理作法，是堅決不能同意的。表示我們願意談判，並積極爭取成果，如果美國不願意談判，我們也可以中止談判。我們不願意破裂。但我們不怕破裂。美國如果想打仗，我們也可以奉陪。就這樣中美大使級會談便中斷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