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歷史研究【2】

號召全黨研究歷史，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

毛澤東一生中，最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歷史研究，而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服務的。延安時期，毛澤東向中國共產黨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與此同時，他也向全黨提出了研究中國歷史的任務。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為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向全黨特別是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提出了學習和研究的任務。他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都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在這裡，他把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即中國歷史擺到了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革命運動的現狀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於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質。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就是國際主義的內容和中國的民族形式相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必須體現出新鮮活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所有這些，都必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通過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來認識和把握中國的特點，認識和把握中國革命的具體環境。

把研究中國歷史擺到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革命運動的現狀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它作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和重要途徑，反映出毛澤東對研究中國歷史的高度重視。

由於中國革命的許多實際問題是從近代歷史發展演變而來，近代史更貼近實際，因而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毛澤東最為重視近代史的研究。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批評黨的干部和黨員對於研究歷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和中共黨史重視不夠。他說：“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由於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不了解，於是隻能“言必稱希臘”，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外國革命經驗。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他除了要求全黨認真研究現狀，結合中國革命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外，還向全黨鄭重提出：“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無組織的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正是在他的重視和號召下，中共黨內的范文瀾、何干之、胡繩等歷史學家，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最早構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

毛澤東不僅號召全黨要研究中國近代史，他本人也曾有志於這一方面的研究。1939年1月17日，他在給何干之的信中說：“我們同志中有研究中國史的興趣及決心的還不多，延安有陳伯達同志在作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實地做去。我則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國戰爭史的材料，亦至今沒有著手。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隻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將來擬研究近代史。”由於革命工作繁重，他的這一夙願始終沒能實現。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然關注中國近代史研究，提出過多項重要建議。1957年初，他為了提倡“雙百方針”，多次提出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在1月份舉行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他在講到“雙百方針”的時候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還是對的。真理是同錯誤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美是同丑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善人善事是同惡人惡事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香花是同毒草作斗爭作比較發展起來的。唯物主義是同唯心主義作比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許多人恨蔣介石，但蔣介石是個什麼王八蛋，大家不知道，所以要出蔣介石全集。”這次講話中，他還提出要出孫中山全集、康有為全集。2月29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結束語中，他提出要讓人們經風雨、見世面，了解國際情況和敵人的情況，然后說：“蔣介石他講了許多東西，有許多著作、演說，聽說有這麼長，我就贊成出全集。”“你要研究研究歷史，他是歷史人物，是社會存在的一個反映……我們要批判那些東西，他的文章都沒有讀過，那怎麼批判法？”后來，由於發生了反右派斗爭，《蔣介石全集》沒有出版，但毛澤東的這項建議顯然推動了學術界對蔣介石的研究。1961年，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接受陳毅下達的任務，組織何干之等歷史學者開始撰寫《蔣介石傳》。1965年，歷史學者李侃等也開始著手編輯《蔣介石言論集》。這些工作雖然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發生而中斷，但開啟了學術界研究蔣介石的先河，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學術界開展蔣介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礎。

1960年初，毛澤東在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時候，提出應該寫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說：“很有必要寫出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根據毛澤東的這一建議，周恩來不久即在廣東從化召開的政治經濟學學習班上，布置了編寫《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任務，並交由經濟學家許滌新組織實行。這項工作雖然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干擾而一度中斷，但在編寫人員的不懈努力下，終於得以完成，並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陸續出版了3卷本、220多萬字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從一個重要方面豐富和深化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