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歷史研究【3】

倡導中共黨史研究，奠定中共黨史學科基礎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不僅是中共黨史的重要創造者，而且最早倡導和組織中共黨史研究，主持編輯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毛澤東選集》等重要文獻，奠定了中共黨史學科的基礎。

毛澤東倡導中共黨史研究，主要緣起於編輯《六大以來》一書。編輯這本書，本是為召開中共七大准備材料。毛澤東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由於逐篇審核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深刻地認識到十年內戰后期，王明、博古等人統治中共中央期間，中共黨內形成了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更完備的新的“左”傾路線，這條錯誤路線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的前程。但對這條錯誤路線，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缺乏正確的認識，有的人甚至根本否認存在過這樣一條錯誤路線。毛澤東認為，在這種思想狀態下，不可能成功召開七大。為了確保七大召開成功，必須首先在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的活動，以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

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中共歷史上各個時期特別是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所犯的錯誤，提出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他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於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復的錯誤。”他還說：“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這個發言提出了研究中共黨史的任務，並初步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線索和方法。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會議經過充分討論，對十年內戰后期中共中央犯了“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的問題，基本上取得了一致認識。這次會議后，中共高級干部組成中央學習組和高級學習組，開始進行整風學習。整風學習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規定高級組的學習“以理論與實踐統一為方法，第一期為半年，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與我黨二十年歷史兩個題目”。“我黨二十年歷史”，正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1941年的歷史，在當時是全部黨史的內容。

毛澤東任組長的中央學習組對中共黨史的研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第二個階段是全面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1942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決定中央學習組通讀《六大以來》一書的計劃告一段落，從下周起開始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為了指導中共黨史的研究，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

在報告中，毛澤東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目的和意義。他說：全面地、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這個工作我們過去沒有做過，現在正在開始做”。這個研究是必須的，“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他認為，通過研究中共黨史，可以達到兩個方面的目的：一是以歷史經驗作為借鑒，來指導當前的工作。“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二是明辨是非，統一思想，提高黨員干部的思想認識。“我們要用這樣的研究來使我們對今天的路線和政策有更好的認識，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進步。”除此以外，他認為，研究中共黨史，還有一層目的和意義，這就是通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總結中共黨史的經驗教訓，“可以創造些新的東西”。所謂“創造些新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新的理論創造。所以，毛澤東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報告中，毛澤東闡明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對象和內容。他說：“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隻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他認為，研究中共黨史，是要研究“整個黨的歷史”，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情統統搞清楚，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毛澤東強調“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一是具有現實針對性，弄清路線是非是思想整風的需要﹔二是抓住了中共黨史的主線。中共黨史的內容，都是圍繞著中共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而展開的。當然，如果把全部中共黨史理解成一路線斗爭史，也是錯誤的，是對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歪曲。

在報告中，毛澤東論述了研究中共黨史的方法。他提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共黨史進行全面的歷史的研究。他強調要把所研究的問題放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中去研究，“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他把這種方法稱之為“古今中外法”。歷史的發展過程，比如辛亥革命以來的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歷史發展過程的各種對立面，比如中國和外國帝國主義、共產黨和國民黨、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這就是“中外”。這裡的“中外”是引申意義上的。他特別重視中國共產黨的各種對立面的研究。認為隻有弄清楚了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面的情況，才能深刻了解和認識中共路線政策的發展過程。因此，他提出為了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年月先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

在報告中，毛澤東對中共黨史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概括和論述。他把中共黨史分為3個階段：大革命時期、內戰時期、抗日時期，並分別論述了這3個階段的斗爭目標、打擊對象、革命力量和中共的政治路線。這種分期主要是為了集中批判這3個時期的“左”右傾錯誤，總結經驗教訓，是為了適應這種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種分期漏掉了中共的建黨時期，因此它是有缺陷的。毛澤東自己也說：“這個分法是否妥當，大家可以討論，我只是作為一個意見提出的。”但這種分期是對中共黨史最早做出的分期，為對中共黨史進一步做出科學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毛澤東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最早論述了中共黨史學科的研究目的和意義、研究對象和內容、研究方法以及歷史時期的劃分，對於構建中共黨史學科的體系、指導和推動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這個報告形式上是一個工作報告，但實際上它也是一篇重要的學術論文，是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所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

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離不開黨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這一方面，毛澤東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延安時期，他主編了《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3本重要的黨史文獻。如前所述，毛澤東主編《六大以來》本是為召開七大搜集和准備材料，並沒有匯編成書的打算。后來為了給中共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中共黨史提供材料，他提議將六大以來歷史文獻匯編成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在編輯《六大以來》的過程中，他對每篇文獻進行了認真的審核，除了通讀全文外，還對某些文獻的題目做過修改，使其更加醒目，讓讀者通過題目便能大概知曉文獻的內容。在此基礎上，他按專題和時間順序相結合的方法對文獻進行了編排，首先將收集到的文獻資料分為8個專題——政治問題、組織問題、軍事問題、鋤奸問題、職工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宣傳教育，然后將每個專題內的文獻資料按發布時間先后進行排列。《六大以來》匯集了從1928年6月中共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間的中共歷史文獻519篇，共約280萬字，1941年12月印制發行。這是第一部大型的中共黨史文獻。

《六大以來》出版后，毛澤東又應黨員干部的要求，主編了《六大以前》，1942年10月在延安出版，共收入文獻184篇，其中大部分為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署名文章，分上下兩冊。1943年，毛澤東又在《六大以前》《六大以來》的基礎上，挑選能夠代表和反映中共歷史上兩條路線的文獻，編輯了《兩條路線》一書，作為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黨史的主要材料。《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這3部文獻集的編輯出版，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文獻整理工作的開端。這3部文獻集挖掘、整理和保存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文獻，不僅為延安整風提供了中共黨史學習和研究的系統材料，而且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統的文獻資料。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了《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他對篇目進行了精心的挑選，收入選集的文章都是各個歷史時期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對各篇文章進行了認真的校閱，有的做了文字上的修訂，有的做了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他親自起草了部分文章的題解和某些重要注釋，並審閱和修改了所有的題解、注釋。《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不僅對於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對於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於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對於中共黨史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基本的歷史文獻和重要的理論指導。中共黨史學科新民主主義革命部分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是以《毛澤東選集》為依據建立起來的，所以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龔育之說：“學習和研究中國革命史，讀了《毛澤東選集》四卷，總的輪廓，總的思路，總的過程，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