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的“教育革命”

在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所謂“教育革命”。這年的“教育革命”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開展紅專大辯論，用當時流行的“插紅旗”“拔白旗”的方式，在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同時，組織學生編教材、編講義﹔二是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大搞不同形式的勤工儉學，在“大躍進”高潮中發展到組織師生大煉鋼鐵，大辦各類工廠﹔三是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辦教育，實現各類教育的“大躍進”，特別是不顧條件開辦一大批高等院校。

“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

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是為“大躍進”作最后動員的一次會議。在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多次講到“插紅旗”“拔白旗”的問題。他在5月8日的講話中說，我們要學列寧，要敢於插紅旗，敢於標新立異。當然，標新立異也有兩種，一種是插紅旗，是應當的，如列寧向第二國際的標新立異，另插紅旗。旗幟橫豎都要插的。一個合作社、一個生產隊，就有一面旗幟。無產階級不插紅旗，資產階級就一定會插白旗﹔與其讓資產階級插，不如無產階級插。不要留空白點。資產階級的旗子，我們要拔掉它，要敢插敢拔。5月2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又專門講到了“插紅旗，辨風向”的問題。他說，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紅旗，就是白旗，或者是灰色的旗子﹔不是無產階級插紅旗，就是資產階級插白旗。現在有少數落后的合作社、工廠、機關、學校，它們那裡不是紅旗，而是白旗或是灰旗。我們應當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發動群眾，貼大字報，把紅旗插起來。

毛澤東在講話中雖然沒有指明紅旗和白旗是什麼，但八大二次會議結束時《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的社論，實際上把什麼是紅旗說得很明白了。“紅旗”就是總路線，也就是搞“大躍進”，就是多快好省﹔“白旗”者，乃與總路線、“大躍進”相抵觸的思想觀點及人和事，就是所謂的“觀潮派”“秋后算賬派”。“紅旗”與“白旗”的區分，就在於要不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辦得快些好些。凡是不贊成或反對“大躍進”者，就是插的白旗，就應當拔掉。“拔白旗”也就是對反對或消極對待總路線、“大躍進”者採取組織措施。拔旗的方法，就是當時流行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即“四大”）。八大二次會議后，全國開展了大規模的“拔白旗”運動，一些對“大躍進”有抵觸情緒的干部群眾被當做“白旗”而遭批判。所以“插紅旗、拔白旗”的過程，也就是進一步發動“大躍進”的過程。

根據八大二次會議提出的“插紅旗、拔白旗”的要求，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就成為“拔白旗”運動的主要內容，當時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比較有影響的學者，幾乎全被當做“白旗”而被批判過。當然，“拔白旗”僅僅是“破”，即破除了對專家教授的迷信，但同時還需要“立”，而組織學生和青年教師編教材、寫專著，就成為“插紅旗”的重要途徑，

北京師范大學在這年曾被譽為“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紅旗”。北師大之所以成為“插紅旗”的典型，是因為該校在教學改革中“大搞群眾路線”，實行“三結合”制訂新的教育大綱。

何謂“三結合”？即系黨總支、教師、學生結合起來，共同編寫新的教學大綱。在這三者中，黨總支無疑是新大綱的領導者，而教師和學生的“結合”，便是各編一套大綱，比較優劣，實際上也就是師生唱對台戲，看誰的戲唱得好，評委就是黨總支。

北京師范大學的教學改革，是從這年6月中旬開始的，“學校黨組織橫掃自卑和對舊專家的迷信，發揚共產主義敢想敢說敢干的大無畏風格，全校10個系由黨委會和10個總支66個支部挂帥，積極領導這一運動。改變過去修訂大綱、編寫講稿由少數人包辦的專家路線，放手發動全校所有的青年教師和4000多個學生，大家共同搞這一項工作”。這次教學改革“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斗爭十分激烈”，部分教師特別是老教師，“仍站在原有的框子裡，瞻前顧后，扭扭捏捏，枝枝節節地修修補補不作本質上的改革”。為此，學校採取了“打擂台”或“對台戲”的方式。前者是教師和學生就同一課程分頭准備提綱，然后在一起討論，相互取長補短，共同制訂一份新的教學大綱﹔后者是學生和教師各擬訂一個或幾個提綱，然后師生的提綱都擺出來，進行評比，開展辯論，選出其中較好的一個為基礎共同修改定案。

該校中文三、四年級部分學生，“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中文系黨總支直接領導下，成立“中國古典文學改革小組”。大綱編寫過程中，學生們按照中國古典文學的階段，把35個人分為8個戰斗組，分頭到學校和北京市有關的圖書館、民間文學研究機構等處找材料、抄材料，“在四五天的時間裡，四年級的26人共看了291冊書”。這就意味著平均每人讀了11本書。不但如此，有的書“連老教授都沒有看過”。至6月29日，學生的教學大綱初稿完成，但發現元朝文學這一部分還不滿意，於是又分工去看有關的文學史材料，“一夜之間重新趕寫出來”。僅僅7天時間，一部新的古典文學大綱就寫成了。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以師生唱對台戲的方式編寫教學大綱聞名，而北京大學中文系則因學生編文學史而聲名遠播。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分成了先秦組、魏晉南北朝組、隋唐五代組、宋元組、明清組、近代組，然后分頭找資料，分工寫作。經過30多天時間，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書稿寫成了。這部書的前言，一開始就批判資產階級學者“仍然迷戀於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頑固地堅守著個人學術獨立王國”。接著宣布“我們這些站在黨的紅旗之下的無產階級學術的新兵”，要“向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展開不調和的斗爭，並在這場嚴重斗爭裡，把自己鍛煉成插紅旗、拔白旗的社會主義科學大軍中的堅強戰士”。這部書剛剛寫成，就引來了一片贊美聲。

中文系的學生編提綱、講義，歷史系的學生也就發揮自己所長，寫歷史，欲與“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比高低。北大歷史系亞非史專門化（即專業）的11個學生，突擊半個月，完成了20萬字的《阿拉伯各國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史》﹔二年級一班的學生寫出了《北京清河制呢廠廠史》﹔二年級二班編寫了《安源路礦史》﹔就連一年級學生也苦戰20天，完成了《祖國大躍進一年》的初稿。

復旦歷史系的學生通過一周的創造性學習運動，打破了迷信專家的思想，“他們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不僅寫出了全部基礎課的新教學大綱，“還編寫出了許多門尚是空白學科的大綱”，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工人運動史。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寫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年大事日志初稿》《新艾森豪威爾主義批判》《論中近東阿拉伯各國人民的解放斗爭》等。“這些著述，一反以往的惡習，數量上是今多於古，而且大多數是為當前政治服務的。”

南開大學歷史系青年師生編出了《馬恩列斯及毛澤東論歷史科學》，還編寫了中東、北非、拉丁美洲、東南亞民族解放斗爭史及大事記，以及《中國和阿拉伯的關系》《美帝侵華史》《紙老虎現形記》《雷海宗反動政治學術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等。

據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宣傳部介紹，交大船舶制造系的青年學生，在短短的一周時間裡寫出了百萬字的教材和講義。其中，二年級的部分學生用6天時間編出了一本長達42萬字的《理論力學》，二年級的22個學生用10天的時間編寫出了22萬字的四年級用《造船工藝學》，三年級的部分學生用7天時間編出了7萬字的《船舶阻力》。

吉林大學苦戰六周，全校共編寫136門課程的346種教材，總字數達2500萬字。“這些教材的共同特點是從實際出發，打破舊體系，建立新體系，有許多是質量較高的。”這樣數量龐大的教材，都是根據自編、自審、自刻、自校、自印的“五自”要求，由各編寫小組刻印出來。其中，中文系四年級全班24個學生經過10晝夜苦戰，翻閱參考書532種、1000多冊，即每人查閱了40多本參考書，平均一人一天查閱4本。從7月底到8月中旬，也就是20天的時間，一本“嶄新的以毛澤東文藝思想為指導，以民間文學為正宗”，長達12萬字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教學大綱就編出來了。接著，80萬言的古典文學史講義初稿也寫出來了。

據當時的報道，南京大學學生編寫教材也是碩果累累。法文專業四年級16個學生，在4天中編寫了一本《法語會話》教材﹔德文專業四年級編就了全部德華詞典卡片﹔俄文專業四年級編成了俄文專業教學計劃和俄語詞匯教學大綱﹔英文專業四年級編成了語法教材﹔中文系四年級編成了解放以來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地貌專業四年級編成了第四紀地質教學大綱，如此等等。在不長的時間裡，南京大學共編就3250項教學大綱、教材和教具。

1959年上半年在糾“左”的過程中，中共教育部黨組曾起草了《關於高等學校學生編寫講義問題的意見》，雖然肯定“教育革命”中學生和青年教師編寫教材與講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同時也指出，學生因忙於編寫講義，以致妨礙對各門課程的正常學習，加之學生水平參差不齊，知識准備不夠，因而編出來的講義往往不盡合用。為此，教育部黨組提出：學生在學習方面的主要任務是學好學校所規定的各科課程，時間和精力應放在學習功課上，除了學習成績好的高年級學生在不影響功課學習的前提下，可以參加一部分編寫講義和編纂資料的工作外，一般學生，特別是一、二年級學生，除特殊情況外，不要發動其參加編寫講義的工作。編寫講義主要是教師的責任，教師在編寫講義的過程中應當適當聽取學生的意見，不要讓學生為編講義而編講義，應當給教師以充裕的時間進行備課、編寫講義，從事各種研究和寫作活動。各科有現成講義可用的，應一面講授一面修訂，不一定都要用自編的講義。

中共中央於同年5月24日批轉了教育部黨組的這個《意見》，認為“這些意見是對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將其轉發給各高等學校黨委，督促各校檢查執行。按照這一要求，各校學生自編講義、教材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下來。

“在校內形成了一個工業體系”

“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亦是這年“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從這年初開始，教育部、共青團中央等部門就不斷召開會議，發出指示，要求教育戰線大力開展勤工儉學活動，以此作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重要方式。八大二次會議后，勤工儉學活動發展到大辦各類工廠。

高校辦工廠較早見諸報刊的是北京鋼鐵學院。有報道說，7月中旬，北京鋼鐵學院已經建起了1.75立方米的煉鐵小高爐和每爐產量22噸的耐火材料廠各一座。冶金系的學生白手起家，苦戰5天，修建了一座高爐﹔鑄造專業的學生，打破迷信，“經過14天的反復試驗，終於利用空氣吹煉出中碳鋼”。為此，《光明日報》用一整版的篇幅介紹了北鋼學院大辦工廠、大煉鋼鐵的經驗，同時還配發了社論，稱其為“共產主義事業的苗芽”。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武漢大學頗為引人注目。該校在“苦戰五年建設共產主義新武大”的口號下，大辦工廠、大辦農場，各系規劃建立工廠、農場100個。據稱，在武漢大學已經開工和即將開工的工廠中，有全校辦的為發展國民經濟所需要的大型鋼鐵廠、水泥廠、耐火磚廠，有為教學和科學研究聯系生產實際而興辦的高級化學合成工廠、無線電工廠等，也有為發展尖端科學而興辦的半導體、電子計算機、精密儀器制造工廠等，此外還有磚瓦廠、木工廠、肥料廠等。

清華大學集中了眾多的理工科人才，辦工廠自然是得天獨厚。《光明日報》的一則報道稱：“清華大學實現教育結合生產勞動方面作出了顯著的成績。現在已經到處是工廠了。有包括十四個車間的綜合機械制造廠，有能在發電同時生產九種產品的示范性燃料綜合利用發電廠，還有建筑、水利、電力等工程公司和安裝公司。八個月來他們制造了二百多種新產品和生產設備，其中七十多項達到國內或國際先進水平，而五十多項新產品和新技術是國內首創。”南京大學的辦工廠、辦農場運動也頗為熱烈。據南大宣傳部門自己介紹，至8月中旬，南大根據“抓尖端”的原則，建成了36個工廠，試制成了300多種新產品，這些產品中絕大部分是國內尚未生產過或產量不足、需要進口的重要品種，對工農業大躍進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化學系的橡膠促進劑對上海大中華橡膠廠趕上英國有重要的意義。在這些產品中，30多種已達到國際水平，200多種為國內首創。

如果說理、工科院校或綜合大學辦工廠還有些條件的話，文科大學和師范院校辦工廠，按理就不那麼容易了。可是，在這個“隻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的年月裡，文科校系辦工廠的“奇跡”也同樣被創造出來了。

中國人民大學作為一所以馬列主義政治、經濟理論為主的社會科學綜合大學，既無現成的實驗室、實驗工廠可以利用，也無辦工廠的技術人才，但這也沒有難倒該校的師生們，他們照樣在教室的周圍辦了大大小小108個工廠，辦了一個擁有百畝土地的農場，還在校內校外辦了兩家百貨商店。

人民大學不僅校有校廠、系有系廠，有的班還有班廠。學校有機械制造廠，計劃年產車床1000台，它是由原工業經濟系的小機械廠擴建而成的。圍繞機械廠，還辦了一些諸如鋼鐵廠、煉焦廠、耐火材料廠等衛星廠。這樣，“在校內形成了一個工業體系”。各系的工廠更是五花八門：農經系辦了化肥廠、農具廠﹔貿經系辦了一個據稱能年干餾木柴3000萬斤，且能提煉6種有機化學原料的木柴干餾廠﹔新聞系辦了中外文印刷廠，擁有5部半自動化排字機，日排10萬字。

不要以為這些工廠有正經的廠房、正規的操作規程、正式的技術人員，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完全是因陋就簡辦起來的。其中不少是幾個同學最多是全班同學一起，找一塊地方，想一個廠名，就辦起來了。當年有報道說：“許多班辦的工廠，大都是小型的，隻要幾個人在課外時間就可以干起來。”從中也就不難想象，這樣的所謂“工廠”除了浪費師生們的時間精力外，是否有什麼實際意義。

這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擴大會議，決定開展一場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隨后，各類學校也迅速投入到這個運動中。《光明日報》在一篇報道中說，北戴河會議后，很多高等學校在黨委領導下，舉行了“鋼鐵元帥升帳”的誓師大會。西北大學提出了“苦戰一月，讓鋼水奔流”，“用第一爐鋼向國慶獻禮”的口號。該校經濟系學生經過日夜苦戰，“興建年產一萬噸的煉鋼廠”。東北師范大學召開了“奮戰一月，迎接國慶，向黨獻禮”的動員大會，提出在10月前建成年產3萬噸的煉鋼廠，並且要在這年超額完成4000噸鋼的生產任務。參加煉鋼的師生正在加緊搞機械設備，准備自己修建鼓風機，安裝4噸沖天爐2個，1噸半轉爐2個。交通大學（西安部分）的機械冶金系誓以全力為鋼鐵而戰，提出要在“十一”前煉鋼1000噸，向國慶獻禮。山東工學院的全體師生員工表示要以苦干加巧干和共產主義協作的精神，在“十一”前生產240噸鋼。南開大學保証新建的紅旗鋼廠在國慶開爐出鋼，在建廠時，沖天爐小組提出要多快好省建廠，15天做成每小時生產一噸鐵的沖天爐，並用轉爐煉出優質矽鋼。安徽農學院確定，在10月前學校的中心任務是搞鋼鐵生產，抓緊興建一座年產6000噸鐵的煉鐵廠。如此等等，不可枚數。

就連小學生也參加到了大煉鋼鐵的行列。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的12所小學，聯合興建了一座紅領巾鋼鐵廠。據稱，紅領巾鋼鐵廠有3個化鐵爐，10個鐵水包，14個小型土法煉鋼爐，兩個0.5立方米的轉爐。有轉爐煉鋼、吹氧煉鋼、土法煉鋼3個車間，以及採購、會計、保管、運輸等一套完整的生產管理組織。全區各小學的師生4700多人都參加了冶煉鋼鐵的工作。經常在工廠煉鋼和教學的師生有201人，大部分人在廠外做輔助勞動。其中有117人是14—18歲的高小畢業生和五、六年級的學生。有4個少先隊員擔任副廠長，10個少先隊員擔任車間主任和副主任。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還特地前往參觀，並且稱贊說，這幾個小學真正是模范小學，他們的方向對頭，全國各地小學都要向他們學習，並勉勵他們繼續努力，既煉鋼又煉人，煉人比煉鋼的意義還要大。

1958年11月1日起，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在北京聯合舉辦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展覽會。盡管當時宣稱，辦展覽會的目的，“在於檢閱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的成就”，而實際所展出的，主要是高等學校和普通中小學近期來生產勞動的成果。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的開幕詞說：幾個月來，據20個省、市、自治區不完全統計，21126所中等、高等學校，共辦大小工廠、作坊10萬個，共辦大小農場１萬多個，種植面積250萬畝。這股高校學生動手辦工廠之風，進入1959年后才基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