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傅作義起義【2】

第一次出城

　　學委考慮傅作義總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在安排傅冬菊做傅作義的工作的同時，派李炳泉同志通過他的堂兄李騰九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李炳泉同志原是西南聯大的學生，1940年入黨，抗日戰爭勝利后來到北平，當時在傅作義辦的《平明日報》當記者，后升為採訪部主任。原來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有一段時間由佘滌清同志領導。

　　李騰九，是傅作義“剿總”總部的聯絡處長。李炳泉同志開始是以親屬關系，漫談形勢，引導到與共產黨和平談判才是出路。先把李騰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讓李騰九找傅作義去談。

　　李騰九與傅作義談了幾次，傅作義都沒有理他。12月初我軍以神速動作分割包圍了華北的戰略要地北平、天津、張家口、新保安、塘沽，這時傅作義才感到和談的迫切需要，找李騰九與共產黨聯系。學委決定李炳泉同志以公開的共產黨黨員的身分出面，約在12月下旬，傅作義決定派他的親信、《平明日報》社社長崔載之出城談判，我地下學委則派李炳泉同志與崔載之一起出城。當時傅作義提出要我們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共方人員與李騰九聯系。我們則指定當時《益世報》採訪部主任、地下黨員劉時萍同志與李騰九聯系。這次談判條件，我們要求不僅傅作義的嫡系部隊，所有在華北的國民黨軍隊全部在內，都要放下武器。傅作義說：“我的軍隊可以，其他我控制不了。”不幸的是佘滌清同志和劉時萍同志被“軍統”逮捕，工作遇到困難。

再次出城

　　新保安、張家口已被攻克，傅作義的主力部隊被殲滅，1949年元月初旬，平津前線吃緊，傅作義感到情況緊急，他決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我約好在李閣老胡同張東蓀家與他們見面。我和周北峰先生是第一次見面，他想先和我談談，因為出去的路線、時間、暗號都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絡好了，不能耽擱，我讓他們馬上就動身。周北峰說：“我們這方面路過的軍隊關卡好說，到解放軍那邊怎麼辦？”我讓他們帶上一面白旗，准備過火線時用，並告訴了他們要走的路線和聯絡暗號。很快周北峰就和張東蓀一起出發了。

　　后來城工部來電，要我們注意周北峰回來后傅作義的態度。我們了解到傅作義還是猶豫不決。不久攻打天津的戰斗就開始了。軍委來電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義可能有變化。果然，1949年1月中旬，傅作義的全權代表鄧寶珊與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決心起義。

談判過程中的三個主要人物

　　原來地下學委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就是通過各種關系多方面進行的。1948年秋，我已與劉厚同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聯系，那時我擔任學委秘書長，分工上層統戰工作。李炳泉同志出城之后，即由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這時同志們原來聯系的人都交給我聯系，以便於全面掌握傅作義的動態和進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談判階段，主要通過三個人：傅作義的老師劉厚同，傅作義的同事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和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

　　我們選擇劉厚同作為與傅作義談判的橋梁，因為他對形勢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和我有較長時間的接觸，對和談的態度是積極的，他對傅作義了解較深，同時深得傅作義的信任。通過劉厚同，我們對傅作義做了長達近一年的工作。

　　我與劉厚同經常見面的地點在偽高等法院院長吳煜恆的辦公室。吳煜恆是民盟負責人之一，在大后方時曾與董必武同志有工作來往。

　　劉厚同老先生看樣子將近70歲，是個讀過舊詩書有才學的人。說話聲音洪亮，頭腦清楚，很健談，很開朗，講古論今，談笑風生，一談就是半天。吳煜恆院長語言溫和，待人誠懇，為我們在那裡見面提供了方便，初次見面還設宴招待了我們兩個。

　　我們是在談判，也同時是在談心交朋友，看樣子劉老先生很喜歡和我這個年輕共產黨員交朋友。老先生還送給我一張他們一家人的照片。劉厚同與我約定每星期見兩次面，他說：“如果一星期不見你來，就認為你被‘軍統’特務逮捕了，我便請傅先生派人到監獄找你。”因為“軍統”特務活動特別猖狂。劉老先生對共產黨是友好的，也是講信義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約，可真急壞了劉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義派人到各監獄查問，有沒有同仁醫院的李大夫（當時，我告訴他，我姓李，是同仁醫院的醫生，其實，那時我已離開同仁醫院了）。后來見面時他告訴我，沒有找到李大夫，隻有個同仁醫院的孫大夫（地下黨員孫振洲同志也是同仁醫院的大夫，被敵人逮捕了）。

　　我與劉老先生直接接觸有兩個多月的時間，老先生對促成和談盡了很大努力。從劉老先生所談情況，清楚地知道傅作義一直是動搖的，一方面不想跟蔣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盤和軍事力量。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傅作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總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答復。

　　事隔多年，很難記起每次都談些什麼內容，大體記得有這樣幾個關鍵性的問題。開始時，我們知道蔣介石還不斷拉他委以重任，我們主要談的是跟蔣介石走沒有出路，蔣介石歷來消滅異己。當我們了解到美帝國主義想收買傅作義，支持傅作義在華北“獨立”時，我們談的是傅將軍應珍惜自己的愛國抗日的光榮歷史。美帝國主義裝備了幾百萬蔣介石軍隊，也避免不了可恥的失敗下場。針對傅作義還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綏，我們談的是察綏已經很難回去了。聽到“陝北廣播電台”公布戰犯名單裡有傅作義，接著就接到中央的來電，意思是“傅雖列為戰犯，但與蔣介石有矛盾，仍要爭取。”這時我們主要談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會忘記，以解除傅作義的顧慮，讓他下決心接受和平談判，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如不打仗，不僅少死人，少破壞，而且保全了文化古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如果接受和平解放北平，那就是對人民立了一大功。

　　在對傅作義進行工作的近一年的時間裡，對傅作義的猶豫動搖，劉老先生是以堅定的態度反復地向他談形勢，擺利害，揭露蔣介石的陰謀，轉達我黨的政策和對傅作義的希望和要求，明確指點傅作義要順應人心，當機立斷，隻要和平談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毀滅。

　　據劉老先生所談，他曾勸傅作義發和平通電停止內戰。傅作義將軍當時主要顧慮的是：一怕控制不了國民黨中央軍﹔二怕得不到共產黨諒解﹔三怕蔣介石轟炸北平﹔四怕對不起中央軍﹔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劉老先生把傅將軍左右為難的處境向我們反映，也對傅作義的錯誤思想做了不少分析說服工作。例如他分析所謂“叛逆”的問題時，對傅講過商湯反桀武王伐紂的故事。他說：

　　“湯與武王是桀、紂的臣，后人不但不稱湯與武王是叛逆，反而贊美他們，忠君當忠於人民，而非忠於一人。目前國事敗壞成這個樣子，人民流離失所，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須改造，如果你能按照歷史的發展，順人心，起來倡導和平，天下會提壺送酒來歡迎你，誰還會說你是叛逆？”

　　劉厚同在北平為和平奔走八十五日，由於勞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們稱他為“和平老人”，可以當之無愧。傅作義決定起義之后，劉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從此隱退，回到了天津。

　　鄧寶珊當時是偽“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司令。我和鄧寶珊見面是在華北學院院長王捷三的家裡。鄧寶珊穿了一身國民黨士兵穿的灰棉軍裝，四方臉，語音沉重，一見面他就說：

　　“我是了解共產黨的政策的，我有個孩子在延安學習過，我見過毛主席，‘陝北電台’的廣播我經常聽。”

　　正巧我隨身帶著“陝北廣播電台”記錄新聞宣傳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興。這次我們談論了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鄧寶珊先生對蔣介石必敗認識是明確的，談得比較投機。我對他說：

　　“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勸傅先生趕快下決心和談，時間不多了，爭取北平和平解放，為人民做點好事。”

　　他表示要極力勸說傅先生。當我問到榆林地區的情況時，他說：

　　“先把傅先生的事談定了，至於我那個地方的問題好辦。”

　　我說：“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議吧！”

　　這是第一次會面。

　　再一次和鄧寶珊見面，是在我解放軍圍攻北平，包圍圈愈來愈縮小，城內不斷聽到隆隆的炮聲，有些炮彈已經打到城裡來了的時候，還是在王捷三院長家裡見的面。看樣子鄧寶珊的情緒比較緊張，交談的時間較短。他說：

　　“你能不能通知你們軍隊先不要打，給我個時間再與傅先生深一步談談。”

　　我說：“我可以向領導反映。時間不會很長了，我軍已包圍北平，傅先生的軍隊走不了啦！再不下決心就晚了。”

　　當時天津臨近解放，劉仁同志轉來中央軍委的電報，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義可能起義，不過還是讓我們作兩手准備，如果傅作義不接受和談，即武裝解放北平。我按中央軍委的意思與鄧寶珊進行了交談，讓他促使傅作義快下決心。這次我沒有騎自行車，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灣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離得很近。談完話臨出門時，鄧先生說：

　　“軍統活動很厲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車帶你一段路吧！”

　　他用汽車把我帶到景山東街，我就下車了，離我家更遠了。按地下黨的規矩，我們的住處是絕對保密的。

　　第三次與鄧寶珊見面，還是在王捷三家裡。鄧寶珊一見面就喜笑顏開。這個人比較穩重，不輕易喜形於色。這次一見面，他就帶著微笑說：

　　“傅先生的問題算是解決了，他決定跟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解決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我把他的女兒冬菊叫到一起，親近的人一塊兒吃了頓飯。”

　　傅將軍由猶豫到下了決心，這個決心是難下的。鄧寶珊將軍對促成傅作義將軍起義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事后知道，在我軍已包圍北平的情況下，是傅作義專程派飛機將鄧寶珊接到北平，來商談北平問題的）。接著，他提出要與我們軍隊領導進一步商談。我用電報與城工部聯系，經領導同意，我與王甦同志研究，派了一位合適的交通員陪著他們出城，帶他們到我們軍隊的最高指揮部去。我們地下黨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的工作到此告一段落。事后聽說鄧寶珊將軍曾多次出城與我前線總指揮部商談起義具體條件和細節問題，不過后來就不需要通過地下黨來聯系了。

　　傅冬菊同志是黨的好情報員，也是傅作義將軍的好女兒。在我們黨公開與傅作義談判的過程中，傅冬菊同志也起了重要作用。我作為共產黨代表，正式與傅方談判之后，給傅冬菊的主要任務則是了解傅作義的動態。那時我和傅冬菊見面是在東黃城根李中同志家裡，我們幾乎每天見一次面。那時她還是一個青年知識分子，每次見我，她總是高高興興地滿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親的情況原原本本地告訴我。傅作義有時思想斗爭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對他這些細微的情緒變化，我們都很清楚，有時頭天晚上發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發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這些都及時寫成電文，由交通員迅速送譯電員，再送地下電台，直接報告劉仁同志，由劉仁同志及時轉給前線總指揮部。解放后，有一次劉仁同志談起這事，他說：

　　“聶司令員（聶榮臻同志）還表揚了你們的情報工作。聶司令員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准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它對我軍作出正確的判斷，下定正確的決心，進行正確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們和傅作義談判過程中，傅冬菊真是一個好情報員。由於對傅作義的情況了解得准確及時，中央在組織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軍事進攻與政治爭取的配合上，結合得非常緊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無問題的情況下，掌握了用和平談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動權。

　　談判的成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國的文化古都，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的斗志，進一步發揮了統一戰線的威力，促使敵軍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解放前夕的北平，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我們的心裡卻都是興奮的，同志們都清楚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據城工部的指示，為了統一行動，北平地下黨的“學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員會）、“工委”（工人工作委員會）等迅速聯合了起來，展開一系列的活動。我們數千個革命的、年輕的、有戰斗力的、有著美好理想的共產黨員和先進青年，聯系著各階層的廣大群眾，扎根在深厚的群眾基礎之中，更緊張地進行著迎接解放的活動：向敵人展開強大的政治攻勢，給敵之黨政大小頭目郵寄、散發通令，告誡其各安職守，不准破壞，等候接收﹔瓦解敵軍，爭取起義。許多國民黨中、下級軍官被爭取過來，包括一些高級軍官也已准備起義，例如九十二軍軍長侯鏡如、副軍長黃翔已暗中保証起義，王甦同志聯系的崇文門、西直門守敵已保証在我軍攻城時開城接應。可以想見我人民解放大軍攻城時遇到的將是瓦解了的敵軍和充分准備好了的配合力量。傅作義將軍經過很多思想斗爭，終於率領60萬軍隊起義了，此舉為人民立了一大功。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北平的解決方式“這種方法是在敵軍主力被消滅以后必然地要出現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也是於我軍於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傷亡和破壞。因此，各野戰軍領導同志都應注意和學會這樣一種斗爭方式。這是一種斗爭方式，是一種不流血的斗爭方式，並不是不用斗爭可以解決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