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傅作義起義

○崔月犁曾在北平從事地下黨工作，1948年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參與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

○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

○那時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為了便於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將她調來北平。

○劉厚同在北平為和平奔走85日，由於勞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們稱他為“和平老人”，可以當之無愧。

○傅作義有時思想斗爭激烈，唉聲嘆氣、發脾氣、咬火柴頭，甚至想自殺。

○聶司令員說：“你們對傅作義的動態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戰場上，像這樣迅速、准確地了解敵軍最高指揮官的動態乃至情緒變化，在戰爭史上是罕見的。”

　　北平的和平解放距今已有幾十年了。北平獲得和平解放的經過，仍為許多同志所關心，希望能夠回憶一下。因為事隔多年，具體情節顯得淡漠，這使我的回憶隻剩下一些骨架和梗概。每當我回想這段歷史，就不由得想起毛澤東同志的精練的概括：“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正是“三大法寶”的威力，使我們贏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開創了一種不流血的斗爭方式。北平的和平解放確實有它特殊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北平解放前夕的斗爭形勢

　　1948年冬，蔣介石國民黨必敗已成定局。在蔣管區，經濟崩潰，政治腐敗，軍心渙散。那時的北平，物價一日數漲，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有錢有勢的國民黨大官們，紛紛搶購黃金和美鈔，爭先恐后乘飛機南逃。中下層的官員們懷著惶恐、觀望、等待的心情，思謀著為自己找一條后路。進步人士和廣大群眾，日日夜夜盼解放，悄悄地傳頌著解放軍勝利進軍的消息。

　　北平的地下黨，在晉察冀城工部的領導下，根據黨中央“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從1942年起，個別黨員陸續進城，到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已發展地下黨員約3000人，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聯”（民主青年聯盟）盟員約5000人。其中“學委”（學生工作委員會）系統約佔三分之二。

　　1948年11月下旬，為了迎接解放北平，南系學委（指抗日戰爭時期在昆明、重慶等地的地下黨組織，抗戰勝利后來到北平和天津的）、北系學委（指原來在平、津的地下黨組織）合並成為統一的學委。我們學委除了聯系著大、中學生，領導著學生運動，還通過進步學生，廣泛地開展了統一戰線工作。工廠、學校、報社、鐵路局、電信局……以至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等機關，到處都有我們的革命同志。我們建立了三處地下印刷所，三部地下電台。根據城工部的指示，在積極爭取傅作義將軍接受和談、和平解放北平的同時，發動黨員和進步群眾組織糾察隊，搜羅槍支武裝自己，做好護廠、護校、保護檔案和文物古跡，配合解放軍攻城的准備工作。首先把立足點放在武裝奪取上，但也盡力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我們這數千知識分子隊伍，聯系著各階層廣大群眾。群眾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呼聲，形成了巨大的輿論力量。

　　當時傅作義將軍是“華北剿總”的總司令。我們黨分析傅作義有兩種可能，一方面他曾是抗日的愛國將領，與蔣介石的獨裁賣國、排除異己有較深的矛盾，在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即將覆滅之時，有把他爭取過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反共，跟我們打過仗，他自己有兩個軍的嫡系部隊，整個華北由他統帥的國民黨軍隊有60萬人，不到不得已，他不可能輕易接受和談。

　　事實正如我們黨所估計的，在傅作義還有力可恃，有路可走時，對和談、起義長時間處於猶豫動搖之中。

　　我軍的節節勝利，對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場上的勝敗，左右著傅作義對和談的態度。遼沈戰役勝利后，敵我兩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的偉大轉折，我人民解放軍相繼開辟了淮海、平津兩大戰場。華北戰場的勝利，對平津周圍戰略要地的分割包圍，使傅作義感到震驚，開始考慮尋求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1948年12月22日新保安一戰，殲滅了傅作義的王牌軍三十五軍，又在24日攻克了張家口，斷絕了他西逃綏遠的去路，打破了他依靠自己的實力割據一方的夢想，傅作義才真正接受和談﹔直到1949年1月中旬，我軍一舉拿下天津，兵臨城下，炮轟機場，徹底切斷了他的陸上、海上去路之后，他才最后下決心起義。

　　一小撮蔣介石的“軍統”特務，千方百計地破壞和談，阻撓傅作義將軍起義。他們跟蹤逮捕，幾乎每天都有我們的黨員和進步分子被捕入獄。晉察冀城工部部長劉仁同志不斷來電要我們“提高警惕”，“絕對保密”，“嚴格組織紀律”。尤其是從秘密的變為半公開的直接出面以后，危險性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做好了最壞的思想准備，對自己的住處和身邊所有的東西進行了徹底地清理，把難得的馬列主義著作、毛主席著作及文字材料都加以處理。連精心收藏的小小的電話號碼紙片也燒掉了，這雖然增加了聯系工作的困難，但因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所以必須作好充分的准備。如果被捕，也絕不能讓敵人從我們身邊搜出任何証據，以致牽連到其他同志。

　　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真有“度日如年”之感，看到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聽到解放軍轟鳴的炮聲，那時就是盼著北平能早一天得到解放。

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的准備工作

　　早在1948年初，晉察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同志就指示北平地下黨，要通過各種社會關系去接近影響傅作義周圍的人，做傅作義的工作。我們的同志審慎地選擇對象，以親友關系談心、談形勢，經過較長時間的了解，逐步宣傳黨的政策，爭取他們與共產黨合作，有的條件成熟后則發展為共產黨員。一年來，我們學委先后聯系的能和傅作義“說上話”的人有：曾延毅、劉厚同、杜任之、傅冬菊、李騰九、鄧寶珊。這些人在關鍵的時候，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作用，促使傅作義將軍起義。今天回顧這段往事，深深體會到黨中央方針政策的正確。城工部領導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了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勝利地完成了這一歷史使命。

　　1948年春，劉仁同志讓北平地下學委系統擔任軍事策反工作的王甦同志，與天津南開大學地下黨員曾常寧聯系，通過曾常寧的父親曾延毅做傅作義的工作。曾延毅與傅作義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學，又是結義兄弟，在傅作義任軍長時是他的副軍長。在王甦同志的鼓勵下，曾延毅來北平找過傅作義，但他表示傅作義對他不信任，難以直接做傅作義的工作，建議通過劉厚同做傅作義的工作。劉厚同是傅作義和曾延毅的老師，當時是傅作義的“中將總參議”，傅作義對這位老師相當尊重。曾延毅與劉厚同的家都住在天津，兩家關系很深，經常來往，曾與劉是無話不談。曾延毅的女兒曾常寧和劉厚同的女兒劉杭生又是同學，劉杭生在曾常寧的影響下，參加了“民青”。王甦同志每星期去天津一次，我與王甦同志每星期聯系一次。開始我是從王甦同志那裡了解到劉厚同老先生的一些情況，后來我與劉厚同見面卻是通過民盟杜任之同志介紹的。

　　杜任之同志當時是華北學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從太原來的共產黨員，也是“民盟”成員，與傅作義是同鄉，有過交往，由於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險，來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的家裡（他弟弟杜敬之是傅作義的軍醫）。那時在民盟中的地下黨員關世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的情況。1948年秋，我和關世雄同志一起到錦什坊街油簍胡同6號去看過他，他說他是共產黨員，因有被捕危險，由太原來北平找地下黨。他問我，他是回解放區還是留北平。根據黨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腳的都留在北平工作。爭取北平和平解放，杜任之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錦州解放以后，東北全境即將解放，華北平津的解放不過是時間問題。北平的群眾，一方面希望解放軍趕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擔心戰火會造成很大傷亡和破壞，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廣大群眾的心願。杜任之同志以自己與傅作義有同鄉之誼，積極促進傅作義接受和談。他通過他弟弟與劉厚同見了面。劉厚同與傅作義商談后，說傅作義有意進行和談，但希望有個民主黨派參加，以便協調雙方意見。因此找了當時民盟在華北的負責人張東蓀作為第三方的代表。由於傅作義被蔣介石召到南京開會，談判問題暫時擱下了。

　　在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的領導下，有李炳泉同志做他堂兄李騰九（傅作義“總部”的聯絡處長）的工作。王漢斌同志又將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由天津調來北平，留在傅作義身邊，以便做傅作義的工作。

　　這可以說是爭取傅作義將軍的准備工作。

一次試探

　　1948年11月初，劉仁同志把北平地下學委書記佘滌清同志叫回解放區泊鎮，指示要學委出面代表共產黨正式與傅作義方面談判。經我們學委研究，由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同志正式出面向她父親試探，看傅作義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同志是傅作義的大女兒，是共產黨員，由南系學委王漢斌同志領導。那時傅冬菊同志在天津《大公報》工作，為了便於對傅作義進行工作，將她調來北平。佘滌清同志找傅冬菊談話，告訴她：“現在解放戰爭形勢發展很快，你父親有接受和談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與共產黨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當即去找她的父親，向他轉達我們黨的意圖。傅作義當時怕是“軍統”特務通過他的女兒套他，傅作義問他女兒：

　　“是真共產黨還是‘軍統’？你可別上當！要遇上假共產黨，那就麻煩了。”

　　傅冬菊說：“是我們同學，是真共產黨，不是‘軍統’。”

　　傅作義又問：“是毛澤東派來的還是聶榮臻派來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問佘滌清同志如何回答。佘滌清明確告訴傅冬菊，叫她說是毛澤東派來的。傅作義表示可以考慮。這是一次試探性的正式接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