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歷程【2】
（三）
達賴於21日由亞東啟程返回拉薩，沿途他還要接受群眾頂禮膜拜，給群眾講經。
23日中午，我隨張經武離開亞東，在噶廈接待官員雪康色及15名藏軍護送下，向拉薩進發。
橫越喜馬拉雅山的脊背，荒無人跡，山風寒峭，空氣稀薄，7月身穿毛衣毛褲，猶覺冷氣逼人。大家都氣喘不止，我這個隻有半個殘肺的人，呼吸更為困難。
經過艱苦的跋涉，我們到了雅魯藏布江邊，翻越海拔5000米的涅索拉山。山勢險陡，我們迎面遇到一群騾幫，我的馬驚了，突然飛起來，向陡峭的山崖邊沿奔去。我急忙跳下馬，摔在地上，背上的照相機壓在后腰間，馬的后蹄又踩了我的右胸。我一時昏厥過去，呼吸閉塞，足足一個鐘頭才蘇醒過來。夜間睡在渡口邊一個帳篷裡，翻身腰痛難忍。不過這一夜睡得很恬靜，也許是因為很快就要到拉薩了。我想著我們的目的地——拉薩，想著翻越重重峰巒，正在向拉薩進軍的部隊，一會兒就睡著了。
第二天乘坐牛皮筏子，渡過寬闊浩蕩的雅魯藏布江。
過江后，很快就進入拉薩河谷平原。一路樹林片片，流水潺潺，村庄星羅棋布，青稞小麥豐茂。遠遠就看見高聳入雲的布達拉宮金頂，護送我們的藏軍吹號脫帽致敬。
8月8日，我們終於到達拉薩。我們是在達賴之前進入拉薩的。
我們到接官廳，留守拉薩的兩個司曹（即代理司倫，達賴以下的最高行政官）的代表、噶倫拉魯•策旺多吉及僧俗百官和500名藏軍迎接我們，僧俗官員獻哈達，藏軍吹奏軍樂。藏族群眾艷裝麗服，滿街滿巷。
到達拉薩后頭幾天，司曹、噶倫在大昭寺宴請張經武代表，印度、尼泊爾、不丹商務代表前來拜訪。我在招待官員陪同下瀏覽市容，沿拉薩河一帶貴族世家別墅、林卡毗連，但市區裡卻到處都是貧民窟和臭水坑，糞便橫流。人們說拉薩有三多：貴族別墅、林卡多，乞丐多，喇嘛多。
張經武召開會議，討論了開展工作問題。決定由我對四品以上官員有計劃地安排主次先后，分別走訪，向他們宣傳解釋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贈送《協議》﹔對各寺廟發放布施問題進行調查﹔將進入拉薩后的情況及沿途情況、同駐拉薩的外交人員接觸情況，擬電報告中央。
我最先接觸的是達賴出走亞東時任命的兩個司曹洛桑扎西和魯康娃，這兩個人都是二品僧官。洛桑扎西55歲，曾任國民黨時代西藏地方政府駐重慶辦事處副處長，並任國民黨二、三、四屆參政會委員和立法委員，為人圓滑。魯康娃62歲，身材高大，白胡須，曾任噶廈農牧局負責人，后升任孜本（人事審計局負責人），思想頑固守舊，妄自尊大，感情易沖動。
我同他們談話時，洛桑扎西不談政治，講得最多的是解放軍進藏部隊先遣支隊來后的住房問題。魯康娃就進軍問題大發議論，他說阿沛去京時給他的任務是和平談判，未授權談軍事，這17條很突然，究竟怎麼辦待阿沛回來報告討論后再說。他還說，西藏正謀求和談之際，傳來昌都解放的消息，人情激憤。西藏為佛國，愛好和平，宗教盛行，派軍隊來不如派聰明干練的干部來為得策。中國是大國，人口眾多，力量強大，但做事應有限度。我反復用實例解釋中央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解放軍紀律嚴明，並說明阿沛在談判中就重大問題都請示了達賴。他還是不以為然，十分傲慢。后來，據悉他還在上層中煽動把藏軍集中在拉薩，同我們戰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16日晚上，接中央指示，關於歡迎達賴問題須先研究地位、儀式，不失身分，如司曹不顧中央與地方關系，張經武即不去迎接，由我去迎接，這樣主動。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張經武布置了歡迎事宜。鑒於張經武進城時，兩司曹隻派代表迎接﹔在宴請張經武的宴席上，兩司曹又自己高居上座，毫不顧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因此，決定由我去接官廳迎接達賴。
8月17日，在我們到達拉薩后的第10天，達賴一行回到拉薩。達賴乘4人抬的黃色轎子到達接官廳，我代表張經武獻哈達，旋即退去。拉薩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群眾說，達賴去冬出走亞東是在深夜悄悄離去的，這次回來在光天化日之下，是吉祥之兆。
18日，接中央對張經武進藏初期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說，對達賴及拉薩上層，主要是接近，進行宣傳解釋，以解除其顧慮，尚不宜採取進步措施﹔宣傳協助我們進軍問題，隻一般號召，具體工作待阿沛到后，再根據需要提出﹔關於發布施問題，以不少於國民黨布施數為宜。
自進入拉薩后，我們即全力投入上層統戰工作。上層對中央政策不了解，顧慮懷疑多，害怕我們同國民黨一樣實行民族壓迫政策，害怕解放軍和滿清趙爾豐的軍隊、國民黨軍隊一樣鎮壓藏族人民。一部分人“獨立國”思想嚴重，反對協議，如魯康娃、洛桑扎西等人。在我們接觸中，普遍擔心解放軍進來太多，糧食問題無法解決﹔懷疑中央的宗教政策，談話中無人不談宗教問題，有人表示不過問政治，隻希望西藏宗教昌盛﹔對協議中成立軍政委員會表示懷疑，害怕改革舊制度。
有一次，我同雪苦巴孜本談話，他說西藏地瘠民貧，糧食不多，交通又困難，軍隊進來糧食不好解決。他還談到過去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現在印度獨立了，同中國又有邦交，印度在亞東、江孜駐了點兵，這是過去西藏政府與英帝簽訂的條約上有規定的。總之，似乎國防沒有什麼必要。我向他解釋說，我國固然不進攻別國，但防人之心不可無。藏族和中國各民族是一個人身上的四肢十指，血肉相連，痛痒相關，而帝國主義總是時時刻刻搞陰謀詭計，總想分裂我們的肢體，這個界限我們一定要搞清楚，千萬不要聽信帝國主義的謠言。我說，歷史上藏族受過歧視壓迫，一般人有害怕心理，有民族隔閡，是可以理解的，被蛇咬過，見了繩子就害怕，這不足為奇。協議上已寫了政策，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得到各族人民擁護。因此在過去4年中打敗了美帝國主義武裝的國民黨反動政府。今后幾個月，你們會很快從實際行動看出解放軍是不是蛇？他說，要是蛇，藏族人民也無力打。我說，滿清趙爾豐的軍隊和國民黨的軍隊是蛇，咬了藏胞，藏胞無力打死它，可是各族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是可以打死它的，今天終於被我們打死了。談到最后，彼此感情上才漸漸融洽起來。
9月9日，由王其梅率領的進藏先遣支隊抵達拉薩。12日，阿沛•阿旺晉美也返抵拉薩。
對西藏上層的統戰工作，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全面開展起來，即：張經武代表毛澤東主席給達賴喇嘛贈送禮品問題，爭取達賴早日致電中央對協議表態問題，慶祝國慶節問題，給寺廟喇嘛發布施問題，解決部隊糧食問題，班禪回藏問題。
9月17日，先遣支隊司令員王其梅給達賴送禮。送禮行列抬著禮品先繞大昭寺走了一圈，然后去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街上數千僧俗群眾圍觀送禮隊伍，而羅布林卡內卻戒備森嚴。送禮時，達賴升座，王其梅獻哈達，行鞠躬禮。達賴給他脖頸上挂了哈達。送禮完畢后，應達賴要求，他在殿堂樓台上檢閱了我們一個排戰士的分列式。
我於9月23日去噶廈，商談張經武代表毛澤東主席給達賴贈送禮品的問題。我提出贈送禮品的儀式應遵守一個原則，就是政治上尊重中央人民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正確關系，宗教上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與習慣。另外，我談了希望達賴盡早致電中央表示擁護協議，爭取在國慶節前發出電報。還講了舉行慶祝國慶大會問題以及班禪回藏問題。噶廈答應第二天討論，第三天答復我們。
到了第三天，噶廈派凱墨、柳霞來傳達他們的意見。關於送禮儀式，同意我提出的原則，具體方式如下：達賴不升座，在寶座前設凳子，達賴坐在凳子上，張經武代表進入殿堂，達賴起立，接受禮品，送禮完畢后達賴即升座，左首為張代表設一個高座，比任何僧俗官員的都高，然后張代表再以個人身份給達賴獻哈達。喝茶吃米飯后，即由達賴的侍從引導進入達賴臥室談話。我提出，張代表高座對面應空著，不設座位，司曹等席位應依次排設在張代表對面之下。達賴接受毛主席像時，應合十表示致敬，毛主席像應放置在高於達賴寶座的位置上。贈送儀式應由噶廈用書面通知我們。
關於慶祝國慶大會問題，噶廈考慮西藏沒有開群眾大會的習慣，不開為宜，怕發生事端。他們的意見是由解放軍單獨開，噶廈派代表參加。我提出國慶節市內應懸挂國旗，他們說新奇的東西少辦，慢慢來。
關於班禪回藏問題，噶廈同意班禪在拉薩停留數日，同達賴會晤，然后回日喀則，並由扎什倫布寺（班禪所屬主寺）派兩人來與噶廈具體商定歡迎事宜。
關於國慶前后發電擁護協議問題，噶廈表示有困難，張經武又提出最好爭取國慶節前發出擁護協議的電報。
9月28日，張經武代表毛主席給達賴贈送禮品。在這之前，收到了噶廈依照磋商決定的正式書面通知。
毛主席的禮品有：特織哈達1件，毛主席畫像1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紀念刊1冊，天安門彩色照片1幀，偉大祖國照片1套（523張），年畫30份，象牙雕球1件，象牙白菜1件，象牙橋1座，象牙筆閣1對，瑪瑙瓶1件，墨玉和平鴿1對，黃玉鳥1對，玉帆船1件，景德鎮瓷餐具1件（光緒年造），景泰藍花瓶1對，湘繡挂屏4扇，黃宮緞10疋，紅藏袍緞10疋，幻燈機1具（附幻燈片9套）。
送禮行列以軍樂為前導，腰鼓隊相隨。送禮隊伍經過大街時，上萬群眾夾道觀看。到羅布林卡門口，僧俗百官列隊歡迎，達賴衛隊持槍敬禮。進入廳殿，達賴在寶座下面的凳子前站立，面帶笑容歡迎張經武代表。鑲著金色框架的毛澤東主席像被抬著送到達賴的左上首時，達賴轉身手扶像框注目瞻仰，讓記者攝影。隨后，毛主席像放置在達賴寶座左上首的桌子上。張經武又以個人身份向達賴雙手獻了哈達，然后被接引到左邊鋪設錦緞的高座墊上就座，我們隨行人員依次在張經武高座旁就座。坐在我對面的是兩個司曹，然后依次是幾位噶倫。
送禮結束后，張經武被引進達賴臥室交談。談話中達賴祝毛主席身體健康，問內地情況。當張經武談到希望達賴盡早向中央發電報，對協議表示態度問題時，達賴說，正准備這樣做。臨走時，達賴送張經武到門口，握手告別。
可是，在國慶節前，西藏地方政府沒有向中央發出擁護協議的電文。由於反動親帝分子的阻撓，噶廈對發電問題進行拖延。阿沛回拉薩后向噶廈報告了簽訂和平協議的經過，他回答了一些人的質問，批駁了少數反動分子的責難和誣陷，他光明磊落、理直氣壯地表示，願以全體代表的身家性命和財產擔保，簽訂協議完全是為了達賴喇嘛和全藏人民的利益，中央對協議有誠意。接著全藏僧俗官員開大會討論了兩天，同意國慶節前給中央發電報對協議表示擁護。以后，首席噶倫然巴和噶倫廈蘇又來說，怕國慶節時間趕不上，內部有分歧，希望推遲幾天給中央發電報。
阿沛告訴我，在亞東時，達賴身邊的人有“出走派”和“回拉薩派”，主張出走的是索康、夏格巴、帕拉、郎色林、洛桑三旦（達賴三兄），主張回拉薩的有洞波（即噶倫扎西林巴•欽繞旺秋）、仲譯欽波（即秘書長）大喇嘛土登洛桑、群丕土丹等。協議簽訂后，出走派仍然主張達賴出走，認為執行了協議，達賴就名存實亡。亞東會議上辯論了三四天，分歧無法統一，最后不得不借助求神佔卜，佔卜結果是達賴回拉薩為上策。英美帝國主義又採取用100萬美元收買索康、夏格巴的辦法，讓他們破壞協議，組織達賴赴美。
國慶節過后，噶廈又寫信給張經武，提出在拍發對協議表態的電報以前，要求答復三個問題：一、軍政委員會的職權問題，包括達賴的地位和職權問題﹔二、軍隊少來問題，包括改編藏軍問題﹔三、全部藏族地區統一問題，包括昌都地區劃歸西藏地方政府問題。這三個問題，反映了他們搞分裂獨立、反對協議的思想。
我隨同張經武到噶廈對上述三個問題給予了答復。張經武答復說：軍政委員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必須有的一個代理機構，西藏軍區只是一個軍事機關，它與西藏地方政府會經常發生關系，軍政委員會可以管理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兩方面的事情。人民解放軍來藏只是一個軍，2萬人左右，駐防江孜、日喀則、阿裡、林芝等邊防一帶，拉薩隻駐4000人左右。軍用糧草不要西藏人民負擔，中央用銀元購買，其它由內地運輸。全部藏族地區統一問題，要由川、甘、滇、青各省藏族人民投票表決，隻要他們贊成即可，但目前初獲解放，一切尚未就緒，而且其它藏區解放早，工作進展快，現在還不能談統一﹔關於昌都地區，經中央批准即可劃歸西藏，估計沒有什麼問題。
噶廈對張經武的答復進行討論，當討論到達賴任軍政委員會主席時就熱鬧起來。達賴的座位怎麼辦？開會儀式怎麼進行？達賴是否可以派代表參加會議？軍政委員會的決議是不是也按西藏老規矩由噶廈噶倫、司倫逐級呈報批示？討論了半天，莫衷一是，時間已經不早，就此收場散會，不了了之。
以后，關於就電文中是否寫“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一句發生爭議，有的說寫這一句有剌激，反對寫，因此這一問題又擱起來。直到10月24日，達賴才向中央發出擁護17條協議的電報。電文中說：“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自進入拉薩到10月中旬這兩個多月裡，通過上門拜訪和會見，我同30多位上層人士進行過50多次接觸，有些是隨張經武一起去拜訪的。其中有一位是在宗教上具有很高地位和威望的人，就是噶丹池巴•土登滾噶。噶丹池巴是職稱，土登滾噶是他的名字。噶丹池巴本意是黃教創始人宗喀巴在噶丹寺講經的法座，擔任噶丹池巴的人就是繼承宗喀巴講經法座的人，即西藏佛教的法王。噶丹池巴的繼承方式，不是象活佛死后轉世，找個靈童來代替，而是佛教界推舉對佛學有高深造詣的人來擔任。所以，他在宗教上具有很高的威信，他擔任的噶丹池巴已是第96任了。我們見到他時他已71歲，但仍童顏鶴發，身體健康。他13歲進哲蚌寺學經，由一個普通喇嘛上升為宗教權威。他認為從宗教上說，中央是保護發展西藏佛教的大施主﹔從政治上說，中央同西藏數百年來就是領導和隸屬的關系。宗教者應當愛國。這位噶丹池巴身居藥王山上一個矮小陋室內，似被冷落，但他熱情接待我們，談吐風趣。
緊張的氣氛直到9月29日，后續部隊一五四團三營和團直屬機炮連趕到拉薩，才開始有所好轉。
此時，我們接到軍部發來的電報：部隊翻越藏東北海拔6000多米的冷拉山，積雪1尺到3尺，西坡為陡坡，長達2公裡，人、馬隻能順坡往下滑，非常艱險，騾馬損失嚴重，犧牲2人，口鼻流血的人佔部隊的2/3。看了電報，大家都非常擔心。張國華軍長在甘孜時即血壓高，經常頭痛、失眠，如今帶領全軍翻越大雪山，吃得消嗎？大家心懸千裡，東望雲天，默默無言。許多人聚集到我房裡來，同聲高唱《歌唱二郎山》，心裡遙念著在冰山雪峰上頑強進軍的戰友們。
10月26日，張國華軍長、譚冠三政委率領的進藏部隊抵達拉薩。張、譚和司政部門的同志，臉都晒得黑黝黝的，顯得神採奕奕，健康堅實。文工團大多數女同志腿腳浮腫還未消除。西藏地方政府隆重歡迎，開了歡迎大會，部隊舉行了閱兵入城式。
軍部到后，使原來就存在的糧食問題更加嚴重起來。噶廈已經知道進藏部隊糧食問題不要西藏負擔，主要依靠從內地運輸，隻在西藏用銀元購買一部分。可是我幾次去噶廈商談購買糧食問題時，他們總說有困難，或者說明天日子不吉利不能開會，后天禮拜六不辦公，大后天某家貴族請客也不辦公，大大后天要去羅布林卡朝拜達賴喇嘛也不辦公，想方設法拖延日子。事實上是隔岸觀火，幸災樂禍，他們想的是“打不走你們，餓會餓走你們”。
工委和軍委開會研究糧食問題，部隊自己帶的糧食隻能維持幾天，面臨的問題非常嚴重，我們決定從三個方面設法解決：一、江孜、日喀則、錯那宗等地均有糧食，可以動用，部隊立即分散，就地解決﹔二、大力組織牦牛運輸，從西康方面日夜加緊運糧﹔三、抓緊督促噶廈籌措一部分濟急，我們按市價用銀元購買。阿沛告訴我們，布達拉宮前面倉庫儲放有五六十年來積存的糧食5000克（1克約28斤），估計除去霉爛不能吃的外，可能還有兩三千克。
我和陳競波連著幾天去噶廈專門談糧食問題，把部隊分散情況告訴他們，說明拉薩隻留4000人，每天需要糧食8000斤左右，並談了動用布達拉宮前面倉庫裡的存糧問題。他們說倉庫糧食年代已久，能否食用要送我供給部化驗。我們在兩天裡，督促噶廈將倉庫面上和底層的糧食作了化驗，化驗結果都霉爛變質了，不能食用。
阿沛積極想辦法，為部隊解決糧食問題。他又提出，要噶廈馬上把各寺廟負責人召集來，先行籌措部分糧食，以濟眉急，由他擔保，寺廟可以借給。
我和陳競波再次到噶廈交涉，他們仍然強調糧食困難。經我們一再做工作，他們表示將設法籌辦。噶廈撥出了拉薩河邊一片亂石灘地，由部隊開荒生產。這是一場經濟仗，更是一場政治仗。指戰員們冒著寒風大雪，揮舞鐵鍬鐵鎬，掘凍土，挖亂石，揀草根，從11月26日到12月12日的17天中，開荒2300多畝。解放軍節衣縮食，開荒生產，在群眾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不僅沒見過，從來也沒有聽說過，都奔走相告，紛紛來到工地觀看。一些反動分子的囂張氣焰收斂了，“解放軍不走，餓也要把他們餓走了”的謠言也消失了。
當然，緊張的糧食問題並不是光依靠開荒生產解決的，噶廈解決了一部分糧食，牦牛隊從內地運來了大批糧食，另外通過上層經濟統戰工作，由藏商從印度購進了一部分大米。部隊節衣縮食，終於度過了這道難關。
關於發放布施問題，張經武到達拉薩不久，就告訴噶廈准備給三大寺和其它寺廟喇嘛以及拉薩市內的貧民乞丐發放一次布施，請他們告知寺廟喇嘛和拉薩貧民乞丐人數。噶廈開來一個單子：哲蚌寺8000人，色拉寺6000人，噶丹寺4000人，拉薩市內乞丐500人，市效老弱病殘80多人。
西藏歷史上五世達賴曾給三大寺規定了常年居住的僧侶人數，即哲蚌寺為7700人，色拉寺為5500人，噶丹寺為3200人。噶廈開列的人數為什麼大於歷史上的法定人數？而且又都是化零為整呢？我們無從知道，就按這個人數發放。但是我們認為噶廈開列的乞丐500人的數字肯定小於實際人數，這個數字與拉薩市內乞丐成群、布滿街巷的實際情況不符。於是我們決定多准備一些，按800人發放布施。
從10月18日起，到11月11日止，張經武在拉薩為三大寺、大小昭寺、上下密院、兩個藏醫學院（學員均為喇嘛）以及拉薩市內的乞丐發放了布施。
發布施金額為：普通喇嘛每人1份，1份為藏銀20兩（折合銀元約2元），寺內堪布、鐵棒喇嘛每人20份，達賴喇嘛1人為40份（在三大寺各發一次），布施的金額比國民黨的多。在西藏歷史上沒有為乞丐發放布施的先例，我們決定給乞丐發布施，每人1份，1份藏銀5兩。
在給喇嘛發布施前，張經武均先同上層喇嘛座談，各寺廟堪布對中央人民政府的布施非常感激，他們對協議規定尊重西藏宗教信仰自由、達賴喇嘛地位及職權不變、寺廟收入不變表示非常擁護。在三大寺發布施時，雖然有鐵棒喇嘛維持秩序，我們還是發現有領過的又回來混入人群再領一次的，甚至有在那個寺廟領過又來到這個寺廟再領一次的。
反動分子害怕我們向貧民乞丐發布施，害怕我們接近勞苦大眾。他們造謠說，領了共產黨的布施要下地獄，甚至威脅不准領取布施。可是，當我們在拉薩一個廣場上向貧民乞丐發布施時，來的人特別多，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人群，扶老攜幼，絡繹不絕。人群中有被牽拉著的瞎子，有拄著拐仗的瘸子，還有爬著來的殘疾者。他們來到廣場后，沒有鐵棒喇嘛的吆喝，卻秩序井然，人們坐在地上極為安靜。我們發現人數眾多，又立即多准備了份數。發放的結果，不是800人，而是1500多人，等於噶廈開列人數的3倍多。
（四）
12月1日，從西北經青海進藏的部隊（對外稱十八軍獨立支隊），在范明率領下抵達拉薩。班禪堪布會議廳部分人員也同時到達。
“獨支”到達后，統一領導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組成，工委書記仍為張國華，我擔任工委宣傳部部長和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開始著手建立這兩個部門的組織機構，調配藏、漢族干部，組織干部學習藏語文和黨的政策，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各方面條件都很困難，面對的又是一個非常陌生和特殊的環境，一切都需要從零開始，隻能邁著艱難的步履去開創。
就新聞宣傳來說，先遣支隊和軍政治部都隻有一台15瓦的手搖發電機，功率小，電訊聯系極為困難，許多新聞稿件發不出去。先遣支隊進入拉薩的新聞，在入城后第4天還未發出，新華社記者不得不把稿件送到張經武處，通過張經武同中央聯系的內部台，用密碼直發北京中央辦公廳，再轉新華總社。這種情況，在戰爭年代都是罕見的。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才好不容易搞到了一台50瓦的發電機。
同樣，要辦報紙，沒有鉛印機，隻能出油印小報。而當時又沒有辦地方報紙的條件，我們又不得不暫時出油印《新華電訊》，刊登抄收新華社口語廣播的時事消息，供干部閱讀。我們在拉薩市委還辦了一個油印的藏文《牆報》，很受藏族人民的歡迎。
1951年就要過去，大家都辭舊歲，迎新年。12月28日，我率從北京來的科學工作隊，隨同張經武和部分進藏干部參觀了布達拉宮。1952年1月2日和4日，我帶文工團和三營戰士演出隊，先后去布達拉宮（達賴冬宮）、噶廈、班禪堪廳、噶丹池巴•土登滾噶等處賀新年。達賴見到我們非常高興，同我們親切地再三握手，並觀看了文工團演出的短小精彩的節目。
1月12日，西藏軍區藏語文訓練班在仲吉林卡開學。參加學習的有各機關的干部和部隊連、排級干部共800多人。以后，有一批經這個藏訓班培訓出來的漢族干部成為精通藏語文的翻譯骨干。
要發展西藏的學校教育，卻不象辦藏語文訓練班那樣輕而易舉。過去，西藏隻有極少數的貴族子弟學校（私塾），沒有現代教育。現在要辦教育，需從小學開始。即是辦小學，也要經過長期的多次醞釀、協商，甚至遭到反對。必須慎重從事，急躁不得。
工委於2月13日和16日兩次開會討論辦學問題，決定先以辦小學為主，可設中學補修班。初小三年級以前以教藏文為主，可選修漢文﹔三年級以后同時教藏、漢文。學校必要的教學設備盡可能做到齊全。辦學經費主要由中央撥款。
經過與上層人士的醞釀，我們於2月18日召開了“興辦學校”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有上層人士50多人，他們紛紛發言﹔積極擁護辦學。他們說，過去我們的子女不得不送到印度大吉嶺英國人辦的學校讀書，花費很大，拉薩能辦一所學校太好了。會上決定成立辦學籌備委員會，阿沛宣布了籌委會委員名單。
以后，辦學籌委會召開了幾次會議，確定了租借校址、購運教學儀器、制作桌椅家具、編寫和購買教材等事宜。
我們還召集了從大吉嶺放假歸來的藏族學生，舉辦晚會，座談他們在大吉嶺學習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
后來，阿沛反映，噶廈對辦學問題都表示同意，其中恐怕有文章，噶廈要奪教育領導權，要求學校講授佛經，增設宗教活動。他認為這樣問題就會復雜起來。
這時，確實聽到社會上傳出對辦學提出的各種問題：如學校是否開設“講經”（指佛經）一課？學生畢業后是否能當喇嘛？辦學籌委會開了兩次會議討論這兩個問題，認為以后再考慮，目前暫不作出決定。
后來，接到中央電示：“辦學校一定要廣泛聽取上層反映再決定，學生畢業后是否當喇嘛？應根據本人自願決定。……教材內容，內地的課本隻作參考，編審后，征求噶廈同意、備案。”
直到6月，辦學籌委會才得以討論了拉薩小學的開學日期，決定選擇藏歷的吉日良辰——藏歷7月14日。7月，辦學籌委會討論確定了拉薩小學校長、董事會人員名單。經過艱苦的努力和籌備，8月15日拉薩小學終於開學了，這比原來選定的開學日期提前了一個多月。藏歷新年過后，即公歷的3月上旬，拉薩大昭寺前要舉行一年一度的傳召大法會，工委決定在傳召期間給喇嘛發放布施，並成立了發放布施籌備委員會，王其梅為主任，我為副主任。籌委會還吸收三大寺代表及噶廈僧俗官員10多人參加。
我們召開了三大寺堪布座談會，聽取他們介紹過去發布施的情況。然后同籌委會研究決定：今年中央人民政府給每個喇嘛發布施為藏銀10兩、7兩、4兩、1兩、4錢等幾種，布施10兩的共37600份，佔喇嘛人數的絕大多數。中央這次發的布施金額大大超過以往西藏所發數字。別外還供應磚茶20塊，酥油120克（每克7斤），鹽20克（每克50斤），還有食鹼、大米、燒柴等若干，大號哈達1條。
3月10日，在大昭寺周圍分7處發布施，從上午11時一直發到下午3時。我們還帶有藏文本《協議》、《人民解放軍介紹》、《告喇嘛僧眾書》3種宣傳品，同時發給喇嘛。晚上，在軍區司令部宴請了參加布施工作的三大寺堪布和僧俗官員。
從1月份以來，我們已經獲悉拉薩有壞分子在群眾和上層人士中進行挑撥，企圖發動請願，反對和平解放西藏的17條協議，工委也曾研究應付突然事件的措施。就在這次傳召布施后，又聽說三大寺喇嘛曾上山宣誓，並已化裝進入拉薩市內，糾合地痞流氓，密謀騷亂。
這些壞消息，使一些本來就有急躁情緒的干部更加難以忍耐了。我想起張國華有一次向毛澤東反映進藏干部的思想情況時說，一些干部認為在西藏工作象烏龜爬山一樣慢。毛澤東說：“我看象烏龜爬還快了。”這就是要大家不能急躁，西藏工作隻能慢慢來，對達賴集團一定要耐心地努力地去爭取團結。當然，對極少數堅持分裂的壞分子也要給予必要的打擊。
3月31日，工委召開噶廈僧俗官員座談會，討論《關於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條例草案》。就在此時，噶廈的秘書送來一份所謂“人民代表”的請願書。這份請願書是轉交給中央代表張經武的，他們還要求張經武接見所謂“人民代表”。請願書公開反對17條協議，要求人民解放軍撤出西藏。這天我們已獲悉三大寺喇嘛下山鬧事，發現市內有騷亂跡象。藏軍第二代本已出動，准備參加騷亂。
因此，座談會即轉人討論這個問題。噶廈推說對請願和騷亂情況不知，無能為力。他們還說，藏軍的軍火庫槍支被盜。張經武嚴厲指出：第一、噶廈既稱無權，不能負責有效制止騷亂，那麼當前情況緊迫，噶廈究竟能否維持全市治安？不然，人民解放軍有責任維持治安﹔第二、藏軍參加騷動，噶廈曉不曉得誰是他們的幕后策劃者？張經武最后指出，所謂“藏軍軍火庫槍支被盜”的說法，揭穿了即是某些人給這些騷亂分子提供了武器。
會議開得很晚，沒有結果。這時，我們已發現有人武裝包圍中央代表張經武住所和工委駐地的跡象，我軍相應地採取了防范措施。當晚，張經武給達賴喇嘛寫了第一封信，緊急通知他，立即制止騷亂。
4月1日，噶廈幾位噶倫又來到工委，轉達偽人民會議代表請願書的內容。同時，有三個所謂“人民代表”前來請願，要求張經武接見。張經武會同全體噶倫接見了他們，對他們的要求給予了駁斥。
這天，拉薩市內情況緊張，商店紛紛關門。工委進行緊急戰備動員，令我駐日喀則的炮兵迅即調回拉薩，各部門各自編成戰斗序列。晚上，我從工委回來，把宣傳部、總務科、衛生處等編成戰斗單位，部署了崗哨警戒。
當夜，藏軍五六人，爬登阿沛住宅圍牆，企圖進院，有3人被我守衛戰士俘獲，其余逃竄。
4月2日，市內情況仍然緊張，布達拉宮對面藥王山上有藏軍正在修筑工事，一部分藏軍在布達拉宮前結隊集合。另有一些藏軍騎馬闖進我藏訓班，開了3槍。有3人被我俘獲。
4月3日我們獲悉，3月31日晚上，反動分子確有發動騷亂的計劃，因我在軍事上有所戒備，他們的計劃未能實現。目前，所謂“人民會議”分子仍在密謀擴大事態，一部分反動分子在市內到處脅迫木工、石工參加所謂“人民會議”。騷亂幕后策劃者，為首的是魯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人。
張經武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又接連給達賴喇嘛寫了兩封信，敦促他下令制止騷亂，追查幕后策劃者，將兩個司曹魯康娃和洛桑扎西撤職查辦。張經武還親自帶著一個翻譯兩個警衛員，迎著滿山荷槍實彈的藏兵，上布達拉宮見了達賴。
在張經武的堅決要求下，西藏地方政府於4月27日宣布撤銷了魯康娃、洛桑扎西的司曹職務。5月1日，達賴喇嘛發出布告，宣布解散了所謂的“人民會議”。但實際上，這個偽“人民會議”仍在進行隱蔽的活動。
此時，我們先后接到西南局和中央分別於4月2日和4月6日發出的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重要指示。中央指示中指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適當辦法，爭取達賴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孤立少數壞分子，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目前還沒有全部執行協議的基礎，既無物質基礎，也無群眾基礎，也無上層基礎。勉強執行，害多利少。因此，我們可以做出一些讓步，目前暫不改編藏軍，也不成立軍政委員會。暫時一切仍舊，拖下去，以待一年或兩年后確有條件時，再談這些問題。如果西藏地方政府覺得小學不宜辦，則小學也可收場不辦。中央強調指出：在西藏要靠兩條基本政策。第一條是精打細算，生產自給，以此影響群眾，這是最基本的環節。第二條是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人民生活不因我軍進藏而有所下降。
4月28日，班禪額爾德尼和班禪堪布廳全體人員抵達拉薩。自1923年九世班禪和十三世達賴不和，班禪逃入內地已近30年了。此次班禪返抵拉薩，對實現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具有重要意義。
由於我們和先期抵達拉薩的班禪堪廳代表同噶廈進行了充分協商，關於恢復班禪固有地位和職權、接收被達賴集團侵佔的原班禪轄區等問題，已經商議妥當。班禪回拉薩后，一切都較順利。第二天，班禪即去布達拉宮拜會了達賴。6月23日，班禪回到日喀則。
自撤銷兩個司曹職務、解散偽“人民會議”后，西藏的政治形勢大為好轉，上層統戰工作進一步開展起來。
“五四”期間，我們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宣傳17條協議和民族團結政策的活動。我們本著協商、自願的原則，成立了紀念“五四”青年節籌委會、各族青年文化聯誼會籌委會、《協議》學習委員會籌委會，先后舉行了演講會、紀念大會、慶祝晚會和球賽等活動，參加各次大會的都有三四百名藏、回、漢族男女青年，其中藏族青年100多名，回族（拉薩）青年100多名。這些藏族青年雖然都是貴族子女，但青年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思想活躍，因此各種活動進行得相當熱烈，收到了良好效果。在5月4日的慶祝大會上，還宣布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藏工作委員會的成立。
與此同時，我們在機關中也成立了《協議》學習委員會，規定了學習紀律、學習制度和學習要求，並以團支部為單位組織學習講演比賽。在慶祝《協議》簽訂1周年前夕，還進行了學習測驗。
《協議》簽訂1周年紀念日很快就要到來。工委決定由西藏地方政府出面主持紀念大會和晚宴。
經過緊張籌備，5月23日上午10時紀念大會開始。張經武、張國華講話后，索康和班禪堪廳代表計晉美分別講了話，這是達賴集團和班禪集團代表第一次同台講話。阿沛以西藏首席和談代表身份講了話。達賴和班禪未參加慶祝大會，由噶廈和班禪堪廳代表分別宣讀了給毛澤東主席的致敬電。大會開得熱烈隆重。
晚上，西藏地方政府舉行慶祝宴會，宴會自始至終充滿團結氣氛。
7月下旬，工委決定組織“西藏致敬團”和“西藏參觀團”，赴京向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致敬並參加國慶觀禮和到各地參觀。這是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次派到內地去的致敬、參觀團體，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兩方面人員。為了做好團結工作，組織好這次活動，我們同噶廈和班禪堪廳雙方經過了反復協商，確定了致敬團和參觀團的團長、副團長以及團員名單。
7月25日，工委決定由我和張向明分別帶領致敬團和參觀團去北京。
一條漫長的旅程，一項新的任務，又擺在我的面前。
8月7日，我們一行30余人從拉薩出發。一路上風風雨雨，艱苦跋涉，到9月29日抵達北京。
在我完成陪同西藏致敬團和參觀團參加國慶觀禮和到內地參觀的任務后，由於身體原因，組織上決定調我到內地工作。我想念西藏，但未能再回到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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