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歷程

○以半殘肺之身，再三申述，獲准回十八軍入藏

○入藏最大的困難是補給，但部隊絕不向藏民征收攤派糧食

○西藏問題和平談判，軍隊和班禪問題是焦點

○隨張經武轉道香港、印度，會見達賴，堅決要求接見儀式平起平坐

○全力投身上層統戰工作，堅決反對藏獨，耐心爭取團結達賴集團

　　（一）

　　投身於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事業，使我終生難忘。按我當時的身體狀況，一個有嚴重的肺部病殘的人，我不可能也沒有想象到會加入到進軍西藏的行列中去。但是，由於我同進藏的第十八軍所具有的親密關系，在戰爭年代我同這支部隊所結成的戰斗情誼，事情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十八軍是抗日戰爭中在豫皖蘇根據地成長起來的一支部隊。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在這支部隊裡生活、工作了5年，擔任過宣傳部長，對這支部隊感情很深。渡江戰役后，我因病不能隨軍向大西南進軍，留在南京籌備正式成立總工會的工作。

　　1950年1月30日，我突然接到華東局轉來的中央軍委電報，調我回十八軍隨軍進藏，到西藏搞外交工作。10天后，又接到張國華軍長、譚冠三政委的信，催我西上，並告知部隊已奉命在川南一帶准備進藏工作。我猜想，軍委的調令肯定是張、譚提出來的。我很高興回到這支部隊，投身到解放西藏的偉大事業中去。

　　由於我身體不好，許多朋友都勸我不宜進藏。幼年時代，我患過肺結核。30年代初，在上海搞黨的地下工作，1935年在青島被捕入獄，在青州監獄斗爭中，遭受酷刑拷打，身體連受摧殘。國共第二次合作后，1937年9月從南京國民黨“首都反省院”出獄。在進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12年中，我一直在淮北（新四軍四師）和豫皖蘇邊區的戰火中堅持工作，當時沒有條件檢查治療。接到軍委調令后，我到醫院透視和拍X光片，發現左肺已經干癟，右肺上部有兩處鈣化點。我認為自己的肺病早已成為歷史陳跡，在戰爭年代那樣緊張激烈的戰火裡都過來了，進藏又何足畏懼。於是，便匆匆隻身啟程西上。

　　4月10日抵達重慶。誰知因為肺病問題，在山城竟滯留了整整1個月。西南局組織部、二野組織部和衛生部的領導，都考慮我身體不好，不適宜進藏，並讓我3次進醫院檢查，檢查結果都是：左肺萎縮，左胸肋膜肥厚，心臟向左側移位，右肺代償性向左擴張，並有鈣化點，不適宜高原生活，不能進藏。我再三申述要求，同醫生爭論，表示進藏決心。后來張國華軍長到重慶開會，二野組織部的陳鶴橋部長、衛生部的錢信忠部長同張軍長經過磋商，特別是由於那位奧地利醫生、在晉察冀根據地工作了12年的傅萊同志真摯地關懷和幫助，最后答應：“可以試一試，如身體不行，即速反回”。我的入藏願望終於得以實現。

　　此時，部隊已經開始進軍行動，修路、運輸任務正在加緊進行。剛到重慶時，陳鶴橋部長即告訴我，西南剛解放，地方國民黨土匪猖獗，現在是一邊剿匪修路，一邊進軍。支前運輸任務非常繁重，不但需運糧食，還需運送一般日用品和帳篷等等。二野每個軍都抽出1000匹好馬組成了運輸團。以后，張軍長又詳細地談了進軍情況，西南軍區組成的幾個工兵團和汽車團，已擔負修路、運輸任務，進藏的先遣部隊已抵達甘孜。

　　5月20日，我隨張國華乘飛機到達成都附近的新津，軍部就設在這裡。

　　到了新津，我接任新成立不久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工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張國華告訴我，解放西藏問題，我們爭取和平解決。和平談判基於以下四個原則：一、驅逐帝國主義勢力﹔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三、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動，將來由人民協商解決﹔四、宗教信仰自由。總之，第一步爭取人藏，入藏后政治問題也要慢慢來。考慮到西藏問題要著眼於整體和大局，我們一定要爭取西藏上層大多數。因此，即使在個別問題上爭取下層群眾時，也不要傷害西藏當局。我們當前主要的任務是了解情況，提出政策意見。研究室在這方面要做大量工作，任務很重。其次是人人都當宣傳員，向藏族上層和群眾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再其次要有嚴格的紀律，關鍵是干部帶頭模范地執行政策。

　　他還告訴我，當前最大的困難是糧食問題。先遣部隊已到甘孜，如果再連續下半個月的雨，飛機不能空投糧食，幾千人馬的生命將要受到威脅。在這個時候，更要嚴格紀律，嚴格執行政策。

　　一批對西藏有研究的專家、教授已聚集在研究室，著手對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風俗習慣等方面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他們也將隨軍進藏。

　　機關干部和指戰員已開始學習藏語文，開展生活高原化活動。早操時，還進行高原行軍演習，學搭帳蓬。

　　9月5日，軍部來到海拔3100米的甘孜。王其梅副政委率領的先遣部隊已在這裡度過了3個月的高原生活。由於糧食運輸困難，部隊執行毛澤東關於“進軍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不向藏民征收攤派糧食，在50天內，不得不挖野菜、捉地老鼠充飢。進藏部隊紀律嚴明，嚴格執行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行動，贏得了廣大藏族人民的愛戴。

　　9月8日，工委在甘孜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形勢和任務，制定了解放昌都的計劃以及昌都解放后的地方工作和部隊工作。

　　幾個月來，中央人民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告知西藏地方政府，希望他們派出代表進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但是都未能得到響應，而且西藏當局變本加厲地勾結帝國主義，擴軍備戰，圖謀所謂“西藏獨立”，並部署重兵於金沙江沿岸，企圖憑藉天險阻止我軍進藏。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達活佛前往西藏勸和途中，在昌都竟被殺害。鑒於這種情況，我軍必須強行渡過金沙江，武力解放昌都。這是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一個必要步驟。

　　進藏部隊司令員、工委書記張國華在工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總結了從四川樂山開始進軍以來4個月的工作，講了解放昌都的方針和任務。

　　張國華在報告中指出：4個月來採取暫緩向金沙江以西進軍解放昌都的方針是正確的，拖的目的是調查了解情況，做好民族團結工作，從而使下一步能更順利地進軍。由於部隊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強了藏、漢民族的團結，藏族頭人已賣給解放軍8000頭牦牛，解決了運輸工作的困難。先頭部隊在高原上經受了鍛煉，生活高原化康藏化有很大進展，加深了同藏族人民的感情。同時還需要看到，由於歷史上存在的長期民族隔閡，有一部分人對我們仍然懷疑較多，這是一時避免不了的。

　　根據中央的指示精神，張國華在講到今后工作時指出：過金沙江后，拉薩當局如果態度不明朗，還是耐心等待，不能急躁，西藏問題要爭取和平解決。過江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權不變，不用解放軍代替，給拉薩當局留有余地，不要封閉與拉薩當局可能和平解決的大門。主要是依靠政策，團結西藏各階層人民，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反對分裂。目前是團結西藏上層，通過團結上層分子去聯系群眾，同時培養民族干部，發展新生力量。昌都解放后，召開各界僧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昌都解放委員會，昌都解委會是統戰性質的協商機構，主要任務是協調軍民關系，支援進軍。今后補給工作是進軍的關鍵，補給主要靠內地。公路、飛機不通，一要買點糧食，二要買些牦牛，不能攤派。要有克服困難的充分思想准備，隻要不餓死人就行。

　　根據工委擴大會議的決定，我代工委草擬了一份《關於昌都解放后的工作要點》，發到各部隊。

　　會議結束后，一些干部分別下到各師、團和兵站，部隊出發，繼續向前推進。

　　在加緊部署昌都戰役的同時，工委和軍黨委指示，學習西南局制定的《爭取西藏和平談判的十項條件》（亦稱十大政策）。經中央批准的這十項條件是：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裡來﹔二、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三、西藏地方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達賴喇嘛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四、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五、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防武裝之一部分﹔六、發展西藏民族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七、發展西藏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八、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事宜，完全根據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領導人採取協商方式解決﹔九、對於過去親英美和親國民黨的官員，隻要他們脫離與英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系，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一律繼續任職，不咎既往﹔十、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人民解放軍經費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人民解放軍買賣公平。

　　當時，《十項條件》暫不對外公布，由內部掌握。昌都戰役后，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聯合頒發布告，公開宣布了這十項政策的內容。11月10日，新華社作了報道。后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舉行和平談判時，就是以這十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的。

　　機關裡留下的干部不多，甘孜比往常顯得清靜多了，但工作卻是緊張忙碌的。要立即組織人力上山打柴，保障越冬所需5個月的柴草﹔要抓緊時間，每天早晨學習政策，學習藏語文﹔要積極開展上層統戰工作，動員當地人力、畜力搞好支前運輸工作﹔要盡量利用機會進行社會調查﹔要辦藏族干部訓練班，培養藏族青年干部。

　　9月19日，我和天寶（即桑吉悅希）騎馬到離甘孜20裡的白利寺，對該寺格達活佛為解放西藏奔走而被害進行慰唁，帶去兩千塊銀元。白利寺是一個愛國的喇嘛寺廟，寺廟管家和鐵棒喇嘛（負責治安的喇嘛）熱情接待我們，對格達活佛被害，深感悲憤。他們向我們反映了許多金沙江以西地區的情況，暢談至深夜，親如家人。當夜，我們住宿白利寺。

　　還有一次，我和天寶隨張國華去甘孜西北100多裡的玉隆，看望大頭人夏克刀登。玉隆海拔4100米，是個牧區，氣候寒冷，10月初的早晨，已是白霜遍地。夏克刀登是西康藏區最有權勢的上層人物之一，部隊進軍以來得到他的大力支援。我們談到昌都戰役中的運輸問題時，他表示對由甘孜到金沙江邊300多裡雇牦牛運輸的工作將全力支援，他可以出6000頭牦牛。當時，我和張國華計算了一下，有他這6000頭牦牛，再加上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2000頭，整個畜力運輸問題可基本解決。

　　進藏途中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不懂藏語。不懂藏語，要到群眾中進行社會調查是不可能的。我們隻能在與上層人士的交往中通過翻譯了解一些情況﹔或者利用某些同群眾接觸的片刻時間，搜集一點粗淺零碎的材料。例如在風俗習慣方面，藏族死人實行天葬，給老鷹喂食，天葬禁止外人觀看，所以我們嚴格禁止干部戰士去看天葬。他們還有一種可怕的“風俗”，就是把孩子投火燒死祭祀神鬼。我們還了解到，甘孜寺上層喇嘛見了美女，即認為是“活鬼”，被關在寺廟內，實際上供他們奸淫蹂躪。我還調查了一個村子和一個農牧民自由交換市場的基本情況。由於語言不通，要更深入地了解情況就很困難了。

　　10月20日，前線傳來我軍解放昌都的勝利消息。10月25日，張國華給干部作了形勢報告。他說，昌都解放打開了下一步向拉薩進軍的大門，昌都戰役在政治上對西藏將產生重大影響。全體指戰員要戒驕戒躁，認真執行政策，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西藏。

　　工委討論了今后6個月的工作，提出以下任務：保障過冬生活安全，開展新解放區上層和群眾工作，熟悉與鍛煉生活高原化。我起草了《今后六個月工作指示》，經工委各部門討論修改后，下發到各部隊。

　　高原進入了冰封雪蓋的嚴冬，部隊進行休整。我們利用這段時間學習社會發展史，收獲頗大。

　　12月14日至24日，工委連續開會，討論西藏解放后前藏后藏區域劃分問題，昌都各宗（相當縣）解委會的組織問題，部隊過冬問題，工委機關工作問題和干部問題。同時，工委也討論了調查研究問題。認為中央的基本方針政策已有了，但具體執行起來並不簡單。干部戰士對西藏情況不了解，部隊又非常分散，問題多，遇事請示報告來不及，因此，隻有應用具體材料進行啟迪和教育。政策研究室要積極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編寫政策教育材料下發部隊。

　　研究室（同時也是辦公室）根據工委會議精神決定分工負責，編寫教材，內容主要有：一、社會情況、人物介紹﹔二、宗教（以三大寺為主）﹔三、達賴、班禪的關系﹔四、經濟、貿易﹔五、邊界、外交﹔六、特情。我負責編寫邊界、外交部分。這一工作爭取在1月底基本完成。

　　1951年1月28日，接昌都電報，得知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談判代表將到昌都，他們還可能到北京去。工委立即開會研究他們談判的目的以及對待他們的態度。昌都戰役后，達賴和噶廈（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都逃到亞東，拉薩隻留下看守政府。2月2日，獲悉西藏的另外兩位代表已去印度，可能要見我駐印度大使，討論赴京問題，來昌都的代表也一同赴京。2月8日，又接到昌都發來的幾份電報，說拉薩當局對和談提出了幾個條件。工委認為，西藏派來談判代表可能帶有試探性，也可能是緩兵之計，決定等他們到達以后再說。后來証實西藏派到印度去的代表是企圖向我表示“獨立”的，到昌都的代表同樣沒有和談誠意，和談未能進行。

　　3月29日，又接昌都來電，西藏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和談代表團，已從昌都出發。這個代表團是阿沛•阿旺晉美從昌都連給達賴喇嘛寫了兩封信，建議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請求派出代表團同中央進行和談才促成的。代表團中還有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兩位代表以及隨員金中•堅贊彭措等12人。另有兩位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以及藏文翻譯堯西•彭措扎西（達賴的姐夫）、英文翻譯桑都仁青等，經印度走水路前往北京。

　　3月31日，工委開會討論歡迎代表團問題，包括歡迎標語、住處、宴會、晚會、保衛安全工作等，由我和徐談廬負責。工委決定由我陪同代表團赴京。

　　4月9日，西藏和談代表團抵達甘孜。晚上開歡迎晚會，我致了歡迎詞。第二天，我便陪同他們由甘孜出發，趕赴北京了。

　　（二）

　　和談代表團從甘孜乘汽車前往內地，沿途受到熱情招待。

　　在康定，康定藏族自治區（后改為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組織了歡迎會。在雅安，西康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同阿沛•阿旺晉美等人進行了親切談話。廖志高問到他們沿途有何感觀，土登列門說，對我們的宗教政策表示滿意，不過希望能夠貫徹下去，他擔心我們不執行。阿沛•阿旺晉美接著說，他認為我們不同於過去的國民黨，說到做到，而且能夠貫徹執行，並以昌都和沿途見聞舉例。廖志高列舉藏族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委員中的比例以及涼山彝族自治區人民政府的情況等事實，向他們作了介紹。

　　4月16日，和談代表團到達重慶，在重慶停留了4天。他們謁見了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西南軍區首長。西南黨政軍領導在勝利大廈宴請了他們，並舉行了文藝晚會。

　　19日，鄧小平政委會見了和談代表團。阿沛•阿旺晉美在會見時說，爭取達賴回來是上策。如果達賴不回來，也要打通取道印度的代表們的思想，求得藏軍退回，人民解放軍和平進藏，免得生靈涂炭，這是中策。鄧小平講了我們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一再說明我們是認真執行政策的，政策如不能認真執行，就不可能取得勝利。鄧小平說，過去藏胞長期受到大漢族主義壓迫，對我們懷疑是有根據的，我們一定要用事實取得藏族同胞的信任。要認識到達賴回來、和平進軍的好處，希望他們把這些問題向取道印度來的代表講清楚，談判是能成功的。

　　在重慶，和談代表參觀了紗廠、毛紡織廠和西南土特產展覽。

　　原定和談代表團從重慶乘飛機經西安再飛北京。20日上午飛抵西安后，因北京風大，於當晚改乘火車，22日傍晚到達北京。周恩來總理、朱德總司令和中央各部委首長親自到車站歡迎代表團，使代表們深受感動。

　　26日，取道印度的和談代表也到達北京。

　　一到北京，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就告訴我，班禪額爾德尼也將從青海來京，談判要談班禪與達賴的團結問題，要我向阿沛等代表說清楚，並通過他們說服取道印度來的和談代表，並請他們在班禪到京時派個代表去車站迎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我思想上沒有准備。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不和，班禪逃到內地已28年，現在是十世班禪和十四世達賴，十四世達賴統治著西藏，班禪轉世的問題尚未得到西藏認可。我同阿沛•阿旺晉美談到班禪來京時，阿沛提出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們這次來京主要是和談，不是解決班禪和達賴的關系問題。第二、如達賴出走，班禪回藏，達賴所轄地區仍由他們實行區域自治。至於歡迎問題，班禪是西藏活佛，他們藏民當然是應該去接的。

　　4月27日，班禪到京。和談代表經過商量，決定派最末位的代表桑頗•登增頓珠和兩個翻譯前往車站迎接。

　　中央非常重視做好各方面的團結工作。班禪到京的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就為他設宴，做他的工作。第二天，周總理又宴請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和談代表團。

　　宴請后，周總理告訴我們，一定要把團結工作做好。李維漢部長並就談判的地點、方式、日期、步驟等問題，征詢了阿沛的意見。

　　4月29日，和平談判代表第一次接觸，地點在北京市軍管會交際廳。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首席代表）、張經武、孫志遠，張國華於5月15日趕到北京參加。西藏方面出席的有：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首席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我和平措旺階列席會議。當天僅就談判程序、步驟問題進行了協商，聽取了阿沛•阿旺晉美等代表的意見。中央印發了和平談判的十項條件（即西南局制定的十大政策），供代表們參考和討論。同時還研究了關於“五•一”節請阿沛和班禪上天安門主席台的問題。最后，阿沛提到新疆解放軍在阿裡地區向前推進，達賴能否留在西藏成問題，希望解放軍不要向前推進，他們將以代表團名義電告達賴。李維漢答復，可以請示中央。

　　5月2日下午繼續談判。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關於和談的十項條件。阿沛提出進軍問題是焦點，這個問題要是解決，再把十條中不清楚的地方提出來。李維漢部長指出，進軍西藏是中央既定方針，西藏是我們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中國都必須解放。人民解放軍進藏對藏族有利，對全國有利。中央人民政府幫助少數民族解放，免受帝國主義侵略，西藏是我國西南國防的前哨陣地，更需要有強大的國防軍駐守。人民解放軍是一支有紀律、愛護各族人民的軍隊，並且一貫如此。進藏的人民解放軍不要西藏地方供給，西藏人民沒有負擔。現在英國、印度和各國都承認人民解放軍進藏是我國的內政問題，和英國、印度沒有任何關系。我們承認達賴的地位，毛主席已祝賀他親政，他要是去印度，就會失去現有地位。進軍西藏是我們保衛祖國的權利和義務，是正義的。接著，李維漢部長又進行了如下分析：一般人可能有三種想法，一是認為西藏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二是想拖一下看國際形勢怎樣，三是懷疑人民解放軍進藏是為了整藏族，這些都是不實際的。如果要整的話，用戰斗打敗了更容易整，不會有和平談判。

　　5月7日下午，經過談判，確定了進軍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

　　關於西藏和談代表對中央十條提出的疑問，基本上是領導權問題。西藏代表提出第二條與第三條合並，即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一條，與西藏現行的各種政治制度概不變更、達賴之地位及職權不予變更的一條，加以合並。他們怕另成立什麼政府。他們希望對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事宜的第八條，要說明中央保証不用強制手段和壓力。藏軍要發展到解放軍的水平，自守國防，並由中央補充裝備。5月10日談判，李維漢部長對西藏和談代表提出的疑問作了明確解答。但是在談到設立軍政委員會時，又引起了爭執，西藏代表認為這與第二、三條有沖突。經過反復解釋，再三協商，最后取得了一致意見。

　　關於班禪問題，西藏和談代表不同意列入協議。他們說現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談判，要討論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問題，與班禪問題沒有關系，要求班禪問題另行商定，否則他們要請示后再談。李維漢部長指出，班禪問題不能從協議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班禪即通電擁護，他們30年來沒有勾結帝國主義，沒有出國，這是一個界限。西藏代表推說這次來京談判，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沒有交代他們談這個問題。最后，李維漢部長說，這個問題如不解決，所有已經達成的協議都不能成立。

　　整整一個星期，談判陷入了僵局。5月19日下午，中央和談代表說明協議上要列入班禪問題，是講對班禪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是指九世班禪與十三世達賴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這樣，西藏和談代表同意了，終於達成了協議。

　　談判過程中，有時休會一兩天，安排西藏和談代表參觀游覽，藉此在笑談游憇中進行個別交談，消除疑慮，增強和諧團結的氣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經過20多天的耐心磋商，反復談判，順利地達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5月23日下午，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了協議的簽字儀式。

　　5月25日，毛澤東主席接見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西藏和談代表團，並設宴慶祝協議的簽訂，發表了重要講話。

　　中央對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非常重視，對西藏和談代表非常關懷。周恩來總理經常聽取匯報，親自安排次日和談代表的參觀活動，囑咐要把協議的藏文本翻譯好。

　　協議共17條，最主要的是：（一）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實現西藏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的統一。（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四）對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五）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六）實現西藏民族內部的團結統一，主要是達賴和班禪兩方面之間的團結。（七）實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八）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和文化教育事業。

　　阿沛•阿旺晉美為協議的簽訂作出了重大貢獻。西藏地方政府發給和談代表們的“全權証書”中寫有“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的內容，但是暗中又指示他們不得許諾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在談判中，阿沛根據全權証書上既已明確寫有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內容，認為如果不同意人民解放軍進藏，就根本無法進行和談。於是他舌敝唇焦、苦口婆心地說服了所有代表，作出決定，同意了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這一條款。關於班禪問題，對達賴集團來說是最為忌諱的，達賴、班禪不和長達30年之久，隔閡極深，這次西藏地方政府根本沒有授權和談代表談判這個問題。他們對這件事本來是感到非常敏感的，但在中央和談代表對他們的意見作了解答說明之后，阿沛說服其他代表，也作出了決定。為使返藏后讓達賴更具體而全面地了解談判情況，有利於接受和談協議，在和談代表們每次商議問題時，阿沛都請達賴的姐夫彭措扎西參加。即使如此，阿沛和其他代表對簽訂的協議還是忐忑不安。直到5月28日，和談代表團接到達賴來電，表示完全同意班禪問題列入協議，此時，代表團全體成員才鬆了一口氣，欣喜若狂。

　　協議簽訂后，和談代表們分兩路回拉薩。阿沛•阿旺晉美、土登列門等仍隨軍由昌都回拉薩。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桑頗•登增頓珠等經香港、印度、錫金返回拉薩。

　　張經武作為中央人民政府赴藏代表，帶著毛澤東主席給達賴喇嘛的親筆信，和凱墨等人走香港，取道印度、錫金，到亞東說服達賴同回拉薩。中央決定讓我以十八軍聯絡部長名義，隨同張經武到拉薩。

　　我初到北京時，曾檢查了身體，肺部舊病沒有變化，可是醫生仍然囑我多休息，勿過於疲勞。事實上，緊張的談判在進行，哪裡談得上多休息，只是在過於疲勞、頭痛厲害時，一般電影晚會、文娛活動少參加。現在又忙著赴藏前的准備工作和辦理出國手續，我的心又飛向那遙遠的冰雪高原。

　　6月13日，我隨張經武和西藏3位和談代表兩位翻譯等離開北京，經廣州去香港。

　　6月27日到香港，因為等飛機票，在港停留了10天。7月7日，飛往新加坡。8日，飛往印度加爾各答。10日，飛往印度孟加拉省北部的錫裡格，中午改乘汽車，曲折上山，約4個小時，到達接近西藏的噶倫堡。西藏地方政府派來的官員雪康色（帕裡宗本，宗本相當縣長）迎接了我們。我們住在印度人的一個別墅裡，抽空參觀了一所華僑中學——中華中學，並到20多裡外的大吉嶺游覽了一下，約阿沛的4個子女來吃飯，阿沛的這4個子女均在大吉嶺學校讀書。

　　11日，乘汽車到錫金首都甘托克，錫金王子派秘書來拜見了張代表。12日，在濛濛細雨中，我們騎馬來到中錫邊界喜馬拉雅山脈南側的達斯美裡。我們從炎夏的熱帶來，沒有多帶衣服，到海拔4000米的群山中，冷得直打哆嗦。

　　13日，越乃堆拉山口，入西藏境內。下山，有噶廈（即西藏地方政府）派來的15名藏軍打著小旗歡迎我們。

　　7月14日，我們到達亞東。達賴的代表和噶廈的代表僧俗官員數人出亞東10裡歡迎我們，並獻了哈達及馃子。這座海拔3200米的邊城，是中印邊界上的一個咽喉，氣候溫暖如春，山花如火，景色迷人，小街上散落著二三十家店鋪，印度的商店最大。達賴住在離這山鎮10多裡外山脊腰上的東噶寺廟。

　　次日，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中的首席噶倫然巴•土登貢欽、噶倫索康•旺清格勒、朵噶•彭措饒杰、扎西林巴•欽繞旺秋來我住所拜訪，談到第二天和達賴喇嘛的見面儀式。他們提出的儀式是：達賴升座，百官傍侍，張經武代表進屋，達賴下座迎接，接毛澤東主席信后仍升座，安排張代表和我在達賴右側就座。他們就此征詢我們的意見。

　　我對他們說，張代表這次到亞東來，是在簽訂協議之后，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我們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並把毛主席給達賴的親筆信交付達賴，這不同平常一般私人間的交往，而是體現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的關懷，這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我提出上山后，我們先在帳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去達賴臥室會見達賴，並面交毛主席的信件。

　　接著，我談到西藏地方政府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和談代表到達北京時，中央首長親自到車站迎接﹔毛主席接見西藏地方政府全體和談代表，都是平起平坐，親切感人，跟過去滿清、國民黨反動派根本不同。我指著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說，他們都是在場親身經歷過的。他們點頭附和。

　　最后，我們經過協商，取得了一致意見。

　　16日上午，首席噶倫然巴•土登貢欽來接我們上山去見達賴。我們騎馬上山，大約15裡路，走了兩個小時。到東噶廟前，見了百官，被引進臨時支設的帳篷，由噶倫們陪坐稍憩。

　　然后，噶倫們陪同我們去達賴臥室。達賴剛剛年滿18歲，這年剛開始親政。按西藏制度規定，達賴不滿18歲前，需設立攝政一職主持政教事務。

　　我們走進達賴臥室時，達賴下座迎接，並與我們握手。張經武代表把毛澤東主席的信件遞交給達賴，他雙手接下，並合掌問毛主席身體健康。張代表也問候達賴喇嘛身體健康。達賴坐在較高的座墊上，張代表和我坐在達賴右側的兩個座墊上。

　　談話中，達賴說，阿沛在藏歷6月15日前可回到拉薩，他攜帶有和談協議正本，那時再由噶廈討論一些問題，達賴自己已准備於藏歷當月18日回拉薩。他沒有對協議表示態度。

　　這天，我向西藏和談代表凱墨•索安旺堆提出關於利用他們的電台給中央發電報問題，要我們機要譯電員同他們電台聯系。凱墨說電台發報時間可告訴我們，意思是不要我們與電台直接發生聯系，因為電台報務員是英國人福克斯。

　　17日，我們請凱墨、土丹旦達來住所，談了噶廈對協議表態問題。凱墨說要等阿沛回拉薩與噶倫們見面后，噶廈再表示態度。我說協議內容阿沛在北京時已經電告噶廈，這次我們又帶來協議抄本，噶廈應該表示態度，不一定等全體噶倫開會，早表態對達賴在全國的威信有好處。張經武又談到班禪已經致電擁護達賴，為了團結，達賴也應表態。凱墨答應轉告噶廈。最后，凱墨提到給中央發電報問題，我們機要譯電員可以與電台報務員福克斯見面接頭。

　　張經武給中央發了電報，報告抵達亞東見到達賴的情況。19日，接到中央回電。

　　20日，堯西•彭措扎西和達賴的三兄洛桑三旦來訪。噶廈派人送來發給中央人民政府的電報，請我們機要譯電員譯發。電文中仍說待阿沛回拉薩后，接到協議正文，再召開會議討論，對協議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