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西藏和平解放的談判情況

○出乎意料，周恩來總理親自到車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動

○我們代表團內部思想不一致，不在協議條款本身，而在於對共產黨的認識

○中央提出把班禪問題寫進協議條款，幾乎使整個談判破裂

　　編者按：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阿沛·阿旺晉美等五名全權代表到達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李維漢、張經武等舉行談判。經過多次協商，於5月23日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現將阿沛·阿旺晉美對這次談判經歷的回顧摘要發表如下。

　　（一）

　　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這時，金中悄悄對我說：“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麼著他，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詞，共產黨的政策並不象謠傳的那樣。”我聽了點點頭。后來，見到鄧小平，他給我講解放西藏的原因和必須解放西藏的道理，講了共產黨的政策，給了我一份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制定的十項條件，作為和平談判及進軍的基礎。這些都進一步提高了我對解放軍的信任程度。

　　在重慶停留期間，組織我們參觀重慶鋼鐵廠。過去，西藏根本沒有工業，連小型的工廠也沒有。在這裡參觀工廠，簡直是大開眼界。我們由阿樂部長陪同，平旺擔任翻譯，到了鋼鐵廠，參觀結束后，工廠領導把一部分工人集合在廣場上，要求我給工人講講話。天哪，真叫我作難！我從來沒有當眾作過演說，況且，對工人情況又一無所知，怎麼敢講話呢？講什麼好呢？我實在講不好，一再謝絕。可是，工廠又一再堅持，非要我講幾句不可。阿樂部長在一旁排解這個難堪的場面，煞有介事地對我說：“你盡管講，我給當翻譯。”我當時發愣了。他根本不會藏語，怎麼譯語呢？翻譯平旺就在身旁，是怎麼回事？阿樂見我不解其意，便小聲通過平旺對我說：“我在工廠工作多年，熟悉工人情況。你隨便講什麼都行，我怎麼‘翻譯’，就不必擔心啦！”我恍然大悟，原來我們要演一場雙簧啊！我隻好隨便說一陣。阿樂部長鄭重其事地“翻譯”一通。工人聽了不斷引起歡笑，代表團的藏族也在笑。工人以為我這位藏族上層居然把話說到他們心窩裡了﹔藏族聽了，笑我信口開河，也很開心。會場氣氛活躍，充分顯示藏漢一家親密無間的兄弟情誼。盡管是一場雙簧，但場面實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動。

　　從重慶乘機北上。金中坐在我后面，見機組人員來來往往走動，他現出驚惶緊張的樣子，恐慌地說：“好危險啊。”

　　我立刻斥責他：“出了事大家都一樣，你緊張有什麼用。”

　　當天風大，飛機隻好在西安降落。這時，金中從舷窗裡看見機場站著一位穿袈裟、胡須銀白的老人，問才旦卓嘎：“夫人，那人是誰？才旦卓嘎一眼認出：“啊，是阿沛的老師。”

　　飛機停下后，我第一個走下來。這時，喜饒嘉錯迎上來，喊著我的名字，一個勁地問我飯吃得怎樣？覺睡得如何？又夸我身體好，精神好。接著，又轉過臉去問阿沛·才旦卓嘎有幾個孩子啦，長得怎樣？一席家常話，輕鬆愉快，頓覺心裡暖乎乎的。我從他的談吐、表情上，也感受到，在新制度下，他現在的生活是輕鬆愉快的。

　　我同喜饒嘉錯老師分別多年，這回見了面，他很高興，我也很高興，由於語言相通，倍感親切溫暖。1949年，西藏還沒解放時，他曾對西藏發表不少廣播講話，號召和平解放西藏。他回憶這些說：“我為什麼要講那些話？我不是站在漢人一邊講那些話的，更不是隨便站在漢人立場說那些話。我是為西藏的宗教利益。這是我的真心話。不是不負責任的隨便說說。”他不無傷感地說：“西藏沒解放前，我回去過，但隻到黑河，藏政府不讓我到拉薩去，我吃了很多苦頭。他們這種做法太不應該了。”

　　西安的一些領導宴請我們代表團，喜饒嘉錯也應邀參加。他很自豪地指著我，向汪鋒等人介紹說：“這位是我的學生。他當了很大的官，是噶廈的噶倫，現在是西藏和平談判代表，這也是我的光榮！”

　　喜饒嘉錯是我信任的老師。他對我講了許多為什麼要解放西藏的道理，對我幫助很大。同時，也加深了我對共產黨的認識。

　　代表團到達北京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出乎意料，周恩來總理親自到車站迎接，使我非常感動。到車站歡迎的人很多，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令人難忘的事情。

　　有位名叫卻魯拉的，也擠在歡迎的人群裡。他是漢人，在國民黨時期，就在拉薩。他的藏漢文都很好，是位很有學問的人，也屬於喜饒嘉錯的徒弟之列。我原先在拉薩就聽說過，但未見其人。后來他經印度跑到國內找國民黨，在蒙藏委員會謀得一個頭銜，又在班禪駐京辦事處工作。解放后，籌辦“民族出版社”時，他參加籌備工作。在北京車站歡迎我們時，他在人群中利用一個機會和我搭訕，自我介紹說：“我叫卻給魯珠。”因過去知道這個人，一說就對上號了。才旦卓嘎與我同行。這個人從人縫裡擠到她身旁，往她手裡塞了張紙條。弄得才旦卓嘎很吃驚，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當著那麼多歡迎的群眾，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最后隻好很難為情地接過來，一直捏在手裡。到了下榻的北京飯店，才旦卓嘎才告訴我，有人塞給她一張條子，叫轉給我。我接過這張用藏文寫的紙條，內容是：“你不要看共產黨表面一團和氣，但他們是一伙老謀深算的人。這次談判一定要小心警惕，再就是翻譯很重要，如果選用不合適的人，翻譯有誤，會造成很大麻煩，一定要找個好翻譯。為此，我可以給你們當翻譯。總之，一要警惕，二要有好翻譯。”我看過這張紙條想：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插足談判。這一定不會有好的結果。所以，我沒有再理他。

　　接著，我們代表團中的路經印度的代表凱墨和土丹旦達到達北京。凱墨早先在拉薩就認識卻魯拉。二次世界大戰時，凱墨是“國民代表大會”的西藏代表，在南京開會時就見過卻魯拉，以后他們相處親密如家人。凱墨一到北京，卻魯拉認為好機會到了，馬上就去拜訪，提出給代表團當翻譯，說：“我一定能忠實地傳達你們的意見，不會發生錯誤。”后來，凱墨找我，說有位很要好的朋友，要求當和平談判的翻譯，問找過我沒有？我把他塞條子的事說了一遍，並說明不同意他當翻譯的理由。凱墨也說：“盡管我們關系很好，但讓他當翻譯，我也不同意。”

　　事情雖然過去了，但翻譯確實是個很困難的問題。有個彭措扎西作翻譯，盡管會漢話，但卻講的是青海西寧一帶的藏話，我的話，他可以聽懂一點，他的藏話，我一句也聽不懂。我們代表團自己帶的翻譯堯西·彭措扎西，是達賴喇嘛的姐夫，他的藏、漢話都不行。所以，大部分翻譯工作都是由平旺擔任。

　　（二）

　　代表團到北京后，朱總司令為歡迎代表團舉行了宴會。“五一”節在天安門上，我頭一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對我說：“你們長途跋涉來到這裡，辛苦啦。好好休息，你們來了好。”他們都沒提有關和談方面的內容﹔對我們的到來，都給予了肯定和歡迎。氣氛非常融洽，問寒問暖，接待也很熱情周到。我想，這實際上就是談判的開始吧。

　　我們經陸路來的代表和經印度來的代表碰了一次頭。他們帶來了西藏地方政府關於進行和談的五項條件和內部掌握的要點，還帶有蓋章的公開文件。我們在昌都時，曾拿到西南軍區制定的十條，並且仔細地研究過，基本同意以這十條作為談判的基礎，打算在這些條條上作些改動定下來，變成談判的協議。但是，和他們帶來內部掌握的條件相比，兩者的距離太大了。從噶廈的公開文件看，主要條件：一是表面上可以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實質上要實行獨立自主﹔二是不要向邊境派遣武裝部隊﹔三是和平談判時，要有中立國（指印度）參加。其基本想法可能是，還按袁世凱時期的老辦法。那時（1913年10月13日）曾經在印度西姆拉舉行過中國、西藏、還有英國參加的三方會議，就是這次會議，產生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這次，他們還想如法炮制。內部掌握的精神是，如因中間國事影響談判的基本條款時，可以放棄。問題是要堅持不准派解放軍到西藏邊防這一條，另外還堅持中央派代表隻許派文官，而且在不多的隨員中，還必須是信教的！這就更離奇了。共產黨裡面到哪裡去找信教的？

　　在昌都時，王其梅對中共西南局和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十條作過認真的解釋。當時，我覺得這些條件很全面，完全符合西藏的實際，稍加修改就行了。現在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一是不讓向邊境派部隊，如果一定要派，應把藏軍改作解放軍的名義派出去，實際上是讓藏軍守邊防。不讓解放軍進西藏﹔二是派出駐藏代表，其隨員隻能帶15人，不准帶警衛。如果需要警衛，可從藏軍裡派出。這與十條完全背道而馳。

　　我們五位代表坐在一起商討這些問題時，我發現經印度來的代表與從陸路來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出現了難以相處的局面。這樣，我隻好把准備談判的根本任務暫時放下來，首先幫他們解除思想疑慮。我們同經印度來的兩名代表和兩位工作人員彭措扎西和桑多仁欽在一起，說是開會，實際是個形式，主要向他們介紹內地情況。我們從昌都來的，因與解放軍有過一段時間的接觸，親自體察過黨的政策，對一些情況比較了解﹔而經印度來的代表，滿腦子灌的是謠言，對情況不了解。這就有個向他們談情況、統一思想認識，增加代表間的互相信任的問題。因此，先做了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這一條。這是很重要的一條，也是我在談判中遇到的最大困難。

　　我們內部思想的不一致，不在協議條款本身，而在於對共產黨的認識。因此，我沒有單獨就協議條款統一認識，從他們帶來的噶廈為談判而制定的內部掌握條件來看，沒有談判基礎。要否定它，就要有個統一的態度，對中央、對噶廈都要有個一致的態度，要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顧慮，肅清他們腦子裡的謠言。我把在昌都見到的解放軍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堅持民族團結、平等的情況，向他們作了介紹，說明解放軍不住寺廟，連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帳篷，在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也從不損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頗和土登列門也介紹了在昌都親眼看到的情況。總之，通過這些去解除他們對共產黨的疑慮。

　　金中當時是下級官員，很有勇氣，也跟他們講了解放后的親身感受，講得生動具體，有聲有色。我是首席代表，他們對我講的事是真是假有些懷疑，所以在私下裡詢問金中。和我同路的桑頗比較年輕，思想開闊，接受新事物較快。他也做了不少解釋和勉勵的工作。總之，談判前主要是統一代表內部的思想認識問題。

　　在五位代表中，有兩位同我是親戚關系，一位跟我合作共事多年，還有一位與我關系也好。桑頗的奶奶同我母親是親姊妹，我是他表叔﹔凱墨的父親同我祖母是親姐弟，他是我舅舅。凱墨的夫人和桑頗的母親又是親姊妹。這樣，我進行工作很方便，桑頗也好做工作。我和土丹旦達的關系也比較密切，我們倆曾在一起負責給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父親在拉薩建造住宅。他當時是孜准，我是協邦，我們前后合作共事有四年時間。所以，我和他關系很近，說話也比較方便。我和土登列門關系不親不疏，通過在昌都一段時間的相處，關系還好，也能談得來。因此，我同他們之間商談協議條款，認識比較容易接近。我同凱墨個別談過必須同意往邊境派駐解放軍的道理，否則，就無法進行談判﹔而要同解放軍合作，就要成立軍政委員會。這樣，凱墨沒有什麼阻力，其他代表也很順利地取得一致意見。

　　代表的思想統一了，認識一致以后，又一致決定：在談判中，一般問題不請示。這是很關鍵的一著。因為你向噶廈請示一個問題，他就要回答一個問題，如果不同意，不僅拖延時間，還沒法處理，甚至無法取得談判成果。況且電報一來一往說不清楚，反而使問題拖延不決，無頭無尾，更加復雜化。所以，整個談判，隻在班禪問題上，同亞東噶廈聯系過兩次，直到和平協議簽字以后，才由幾位代表經印度返回亞東作口頭匯報。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雙方代表開始談判。通過交換意見，醞釀討論，我們代表團一致認為，向邊境派部隊守衛，是一個國家的責任，不派不行。特別是中央確定進藏的邊防部隊由中央供給，不讓地方負擔，這樣，更沒有理由不同意。再就是，解放軍進西藏，中央代表也到西藏，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不好開展工作。軍政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機關。既然軍隊都同意進去了，成立軍政委員會也就是件小事了。因此，必須承認。我們還認為，象這樣的意見，亞東噶廈肯定不會同意。我作為全權代表可以接受，但是，中央必須給我提供一個便利條件，就是：我們代表可以接受在協議上簽字，西藏地方政府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如果同意，當然就沒有問題了﹔如果不同意，達賴喇嘛就在西藏呆不下去。我們的意見，應當允許他逃到印度，在印度觀察西藏的變化和發展。經過一段時間，他對西藏解放后的情況了解了，疑慮消除了，願意回來時，應准許他返回，並維持原來的地位和權利不變。我們提出把這一條列入協議。后經中央反復討論，不同意寫進協議﹔但可以形成一個附件，雙方各執一份，對外不宣布，同樣起作用。附件有七條，主要內容是，亞東噶廈如果不同意這個協議，達賴喇嘛可以到印度住幾年，研究一下西藏發展進步的情況，願意返回西藏時可以回來，不降低他原來的地位和權利。這樣，雙方談判取得了一致意見，協議也就這樣定下來了。我們估計亞東噶廈肯定不會同意，所以，也就沒和他們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