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國初期工會若干問題的回顧【2】

　　1951年12月全總一次黨組擴大會議結束后，賴若愚重回北京，主持全總工作。不久，任全國總工會主席。他上台后，為貫徹一次黨組擴大會議精神，曾在全總創刊不久的內部刊物《中國工運》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1952年6月發表的《克服工會工作中的工聯主義傾向》，一篇是1953年4月發表的《反對經濟主義思想傾向》，批判所謂的“經濟主義”和“工團主義”的傾向。

　　但是，隨著賴若愚不斷地接觸當時工會工作中的實際，他的思想開始轉變。1954年12月，他在《工人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著《如何對待群眾？》。他在這篇論著中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命題，即黨執政以后，如何對待群眾？他指出：工會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也就是說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自己的組織。可是許多工會工作者常常忘記了這一點。當前有兩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工會干部的注意：第一，解放以后，人民執掌了政權，這是人民革命斗爭的最主要的果實，同時是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最基本的勝利保証。可是我們有些同志卻由於這一事實而忽視了群眾的力量——隻看到政權的力量，忽視了群眾的力量，這是危險的。第二，解放以來，我們的勝利是輝煌的，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群眾中具有無限信仰，因而工會工作也一般是順利的，這是事實。但是有些同志卻陶醉在這些輝煌的勝利之中，看不到自己工作中的問題，不注意群眾的要求，這是危險的。上述兩點，是目前滋長官僚主義的思想根源。后來他曾對我說，他的這個觀點曾經得到劉少奇的贊同。

　　1956年8月，賴若愚在中共八大上作了題為《進一步發揮工會組織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的發言。他的這個發言稿是經全總黨組多次討論確定的。我也參加了討論。他發言的中心意思是說工會要保護工人的利益，不保護工人的利益，工會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他指出：工會隻有聯系了群眾，才能發揮作用。工會怎樣才能聯系群眾呢？簡單地說，就是必須認真地關懷和保護職工群眾的利益。他在工會與黨的關系上，提出：黨必須加強對工會的領導。但是在黨的領導下，工會必須積極開展自己的獨立活動。黨對工會的領導，應當著重在思想政治方面。工會的一切方針、政策和重大措施，都必須根據黨的指示來決定，而工會的各種具體活動，卻必須根據群眾自己的意見、習慣、愛好……來進行。

　　從以上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賴若愚在工會問題上的一些思想已經和全總第一次黨組擴大會議的精神相背離，他已經和他的前任李立三走到了一起。

　　中共八大以后，人民內部矛盾日益突出。1956年秋冬，一些城市出現了學生罷課、農民鬧缺糧鬧退社和工人罷工請願事件。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及其特點和規律作了系統的概括。隨后，廣大工會工作者圍繞《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如何進一步密切同群眾的關系，發揮工會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的作用，進行了探索。

　　1957年3月至4月，賴若愚赴山西、陝西、甘肅三省調查研究工會工作。我作為工人日報社社長隨行。通過調查研究，賴若愚發現，工會和群眾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當前工會工作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而這實際上涉及到工會的作用、任務和地位問題，更直接地說，是涉及到工會和黨、工會和行政的關系問題。為正確處理這些矛盾，賴若愚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57年5月7日，賴若愚在答《工人日報》記者問《工會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矛盾》中，明確提出：工會要適應當前的形勢，應該很好地解決兩大問題：和行政的關系問題以及和黨的關系問題。在和行政的關系問題，過去強調了一致的一面，看不到差別的一面，因此，遇事總是和領導站在一頭，不能代表群眾意見。對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這種簡單化看法，常常使工會方法生硬和僵化，不能在群眾和領導之間起到調節作用。這是應該改變的。在和黨的關系方面，過去解決了工會必須接受黨的領導的問題。這是正確的。但是，卻沒有充分注意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工會在黨的政策思想領導下還必須開展它自己的獨立活動。隻有開展自己的獨立活動才能顯示它自己的作用。

　　1957年11月，賴若愚寫了題為《關於工會的作用與地位》的文章，對工會和黨、工會和行政的關系作了更進一步的澄清。文章指出：工會和黨雖然都是工人階級的組織，但是兩者是有區別的。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隻包括工人階級的先進部分。而工會卻是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它幾乎包括了工人階級的全體成員。工會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貫徹黨對工會的正確路線。同時，工會也必須積極地、靈活地開展各種活動。工會和行政的奮斗目標都是為了辦好企業、發展生產，因而一致性是根本的。但差別還是有的，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表現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由於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往往會有些差異。另一方面是工作方法的差別，就是說在共同的目標下，從不同的方面採取不同方法來進行工作。

　　可以說，賴若愚的上述看法，是符合當時的客觀實際的，實踐証明也是正確的。按照這種思路繼續下去，工會工作可能會取得更大的成績。可惜的是，這時，黨內“左”傾錯誤泛濫起來，“大躍進”運動在全國興起。“大躍進”期間，工會在“左”傾錯誤的沖擊下遭到了嚴重挫折。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這次會議沒有讓賴若愚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提出：“為了便利工作，精簡機構，更好地發揮工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各級工會組織應該以由同級黨委領導為主，同時接受上級工會的領導。各省、市、自治區工會聯合會可以考慮改為省、市、自治區總工會。產業工會的組織也應該作適當的調整：有的可以保留﹔有的可以適當合並﹔有的可以保留名義，實際上成為各級工會的一個部門﹔有的可以取消。建議全國總工會黨組根據具體情況和工作需要加以研究，提出具體措施，報中央審批。”

　　4月，為傳達和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的精神，全總召開了八屆三次主席團擴大會議，討論工會體制問題，提出產業工會調整的初步意見。當時，我作為全總主席團成員出席了這個會議。但是，這個會議受黨的八大二次會議關於拔白旗、插紅旗、要辨風向、識旗幟精神的影響，開著開著開不下去了。中央提出不行，要擴大規模，這樣，就把全國總工會各部門、各產業工會、各省、市、自治區工會以及少數基層工會和專、縣工會的負責人都調來，會議擴大成了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

　　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是1958年5月26日在中國工運學院開的。當時，全總主席賴若愚剛剛因病去世（1957年3、4月間，我隨他到西北考察，並相約去西南考察。他對我說，他先去北京醫院檢查身體，最多一個星期，但發現肝癌晚期，已經擴散。1958年5月去世。他去世時中央對他評價很高）。會議實際上是由全總副主席劉寧一和中央辦公廳第四辦公室副主任李頡伯主持。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劉瀾濤曾到會發言。這次會議直到8月5日閉幕，共開了71天。

　　這次會議原本是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工會組織問題的意見》精神，研究解決工會體制問題，后來根據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將會議內容改為開展工會工作中的敵我斗爭和兩條路線斗爭，插紅旗，拔白旗﹔檢查總結幾年來的工會工作，肯定成績，糾正錯誤，徹底解決工會如何在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的問題。

　　這次會議首先批判了全國建筑工會主席張進，他的罪名是壞分子，他被貼了大字報，就拔掉了。接著開始批判我。首先是批判我於1957年11月底、12月初在《工人日報》上發表的介紹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文章《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1957年9月，全總派我到南斯拉夫，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國際工人經濟教育會議。去之前，賴若愚交代我考察一下南斯拉夫的企業管理和工會工作。會議期間，我向南斯拉夫工會的同志了解了他們企業管理的情況，並參觀了他們的工廠。我看到他們工人自己管理制度搞的很好，就詢問他們這方面的情況。他們告訴，他們這個辦法還是跟我們學的，是從我們搞的群眾路線、民主管理中學得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實際上就是工人自治制度。在俄語中，自治即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當時翻譯給我翻為“自己管理”。所以，回國后，我寫的一篇反映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情況的文章，題目就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己管理制度”》，並於11月29日南斯拉夫國慶日那天開始在《工人日報》登載，連續登了兩天。登報之前，賴若愚看過這篇文章。這次會議批判了我的這篇文章，說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在我們中國也有它的會員，我就是第一號修正主義分子，公開寫文章宣傳它的工人自治制度。

　　接著，會議又批判我在1957年5、6月以《工人日報》記者的名義在《工人日報》上連續發表的介紹賴若愚在西北的調研活動及其講話的文章《西行紀要》，說我是別有用心的，這篇文章就是我的反黨綱領。當時批判我雖然是把我和賴若愚分開，說賴若愚是正確的，但這實際上也為批判賴若愚埋下了伏筆。

　　這次會議開始批判我時，我曾去李頡伯家裡找過他，問他是怎麼回事，他說是“思想問題，好好檢討”。當我正在他家的時候，劉瀾濤打來電話，問他批我是怎麼回事，他還說，我正在他家，說是思想問題。我也找過時任全總秘書長的許之禎，他也說是“思想問題，好好檢討”，並教訓我說，你就是好寫文章，你是寫文章闖的禍。我了解了這個情況，在會上就照此檢討。但是批著批著，情況發生了變化。有人說，我們跟你是敵我矛盾﹔有人說，我這麼多年瞎眼了，我要給你劃清界限。他們還把我過去的好朋友都找來，開我的座談會，做我的工作，要我好好交代問題。他們說我：你手裡還拿著刀子，實際上要我承認是敵我矛盾。我不承認，他們就不讓我參加會議了，把我放到《工人日報》批斗。隨后，宣布撤銷我的工人日報社社長職務。

　　這次會議把我批判完以后，接著又批判了已經去世的全總主席賴若愚、全總書記處書記董昕以及全總辦公廳副主任李修仁、全總主席團委員、工資部部長王榕以及全總秘書處處長秦達遠等，並把他們和我一起污蔑為“以賴若愚、董昕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說我們“反對黨對工會的領導”，“向政府爭奪權力，詆毀無產階級專政”，“修正工會的任務和作用”，“歪曲黨的群眾路線，崇拜自發的工人運動”，“進行嚴重的宗派活動，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屬於“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

　　這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向中央的報告》、《劉瀾濤同志在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三個文件。《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敘述了賴若愚、董昕我們幾個人的所謂錯誤，要求全國工會干部必須“徹底肅清右傾機會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影響，正確解決黨和工會的關系問題，把工會完全放在黨的領導之下”。要求“工會組織必須把整風運動深入下去進行到底，高舉紅旗，拔掉白旗”，全體工會干部必須“克服行會思想和工團主義、經濟主義思想”。

　　這次會議結束后，接著召開了全總八屆二次執委會議。這次會議傳達了全總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精神，改組了全總領導機構。會議撤銷了董昕的全總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職務，撤銷了我的全總主席團委員和執委會委員職務、撤銷王榕的全總主席團委員職務。補選劉寧一為全國總工會主席，增選李頡伯為全總副主席、全總書記處書記，補選劉寧一、李頡伯為全總主席團委員。

　　總之，經過全總黨組三次擴大會議和全總八屆二次執委會議，我被污蔑為“隱藏在工會內部的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作為全總“白旗”被拔掉。1959年3月，我戴著右派帽子，被開除黨籍，下放到寧夏賀蘭山畜牧實驗場（原軍馬場）。董昕下放到吉林政策研究室。李修仁下放到山西省介休縣任工業部長。王榕下放到北京重型機器廠。秦達遠以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全總的一些司局級干部和許多省、市、自治區工會的負責人也受到株連，被錯誤批判。

　　全總黨組三次擴大會議產生了嚴重后果，使工會工作遭到了嚴重挫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國總工會黨組成立了專案組，對這次會議進行了復查。1979年6月，全總黨組作出了《對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復查結論》及《對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復查報告》，指出：全總黨組三次擴大會議對賴若愚、董昕等人根據一些斷章取義、歪曲原意的污蔑不實之詞所作的結論，應當給予徹底平反。1979年9月，中共中央69號文件批轉全黨，下發了全總黨組的復查結論和復查報告，並撤銷了《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三次擴大會議的決議》等三個文件。至此，這一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全國工會的大錯案經過二十多年的磨難，終於得到了徹底平反。我又重新回到全總的工作崗位上，先后任全總常委、全總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主任，全總書記處書記及全總顧問等職。全國廣大工會干部也從壓在頭上多年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兩頂大帽子下徹底解放出來，昂首闊步地走向改革開放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