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下放蹲點【2】

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的生活

　　1961年3月下旬，我們離開胡家集公社，來到大於公社。大於公社是惠民城區一個比較小的公社，有5個大隊即5個自然村：朱老虎、大孫家、李中條、呂家台、大於，共5000多人口。公社的名字雖然叫大於公社，但其所在地卻是朱老虎村，因為它處於公社的中心。我們新華社下放干部有4個人被分配到這個公社分點包隊。領頭的是國際部干部於中干，他已被任命為惠民城區委副書記，他有時和我住在朱老虎村、大於村﹔對外部的黃龍和國內部的周淑琴住在大孫家村。

　　大於公社的災情出乎我們的意料，十分嚴重。雖然靠近縣城，但在平均主義思想指導下，和其他公社基本上沒有多大差別。如果說相對好一點，就是靠近縣城的兩個村，可以到機關食堂和飯館撈泔水、拾菜幫子來充飢，其余三個村災情十分嚴重，其中以朱老虎、大孫家最嚴重。

　　我們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首先遇到的是住的問題。黃龍和周淑琴是大孫家村的包隊干部。周淑琴是女同志，她被安排到一戶條件比較好的社員家裡，同一位老太太住在一起。黃龍的住宿遇到了很大困難，住在群眾家裡一間沒人住的空屋子裡。當時天氣還很冷，把全部鋪蓋都用上，也時常被凍醒。黃龍是歸國華僑，當時48歲，在我們這些下放干部中年齡最大，而且對北方農村的情況也不熟悉。我們對他的住宿問題都很擔心，但幾天后我去看他時，他笑瞇瞇地對我說：“不用著急，冷的問題我已經找到辦法解決了”，說著他拉著我的手，指著外屋停放的一口棺材說：“我找到好地方住了，睡在這裡面，把蓋子留道縫，就一點都不冷了。我不相信睡到裡面就出不來了。”我探頭往棺材裡看了看：下面是一層厚厚的麥秸，上面是他的全部鋪蓋，裝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這裡的確不會太冷，但把活人逼到死人住的地方，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我在大於村包隊，住的條件稍微好些。我到大於村時，正趕上村裡的糧庫第二次被盜，倉庫保管員說什麼也不干了。大隊長劉振西就把我安排在倉庫保管員住的地方，他說：這個地方太重要了，這裡的種子可是全隊的寶貝啊。你是從北京來的，全隊社員都信任你。這裡有個土坯爐子，天冷可以找點柴禾生生火，燒點水。他說完后，我說，住在這裡可以，但我沒有看倉庫的任務，不能保証糧倉不被偷盜。劉振西趕忙說：那是，那是！就這樣，我在大於村住了下來。

　　我們在大於公社包隊蹲點，不僅住的方面遇到了困難，更困難的是吃的問題。我們下放干部是帶著戶口下放的，口糧按當地干部的標准定量供給。惠民是個重災區，我們每人每月供應17斤地瓜干。我們雖然帶了一些全國通用糧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規定，都沒有用。所以我們比當地干部還苦，他們都是本地人，親戚朋友多，有回旋余地。就這樣，不到一個月的光景，我們就開始浮腫了，腿上、臉上一摁一個坑，好長時間起不來。

　　就是在這種艱苦環境中，我們這些下放干部彼此同甘共苦，互相關懷，非常團結。最使我難忘的是我們惠民縣的領隊兼惠民縣委第二書記任豐平。他是行政12級干部，當時按規定，13級以上的干部，每月補助一斤白糖、一斤黃豆、二斤雞蛋，糧食定量中50%是細糧。他的腸胃不好，經常拉肚子，但很少吃細糧和雞蛋，等我們到縣裡開會時，他給每人發一個雞蛋，並用他的饅頭票給每人兌換一個地瓜窩頭票。有一次，任豐平的警衛員偷偷對我說：“任書記也浮腫了。他仍舊把細糧和雞蛋節省下來，說你們下邊比他苦，留著你們來時給你們吃。我勸他先吃些，你們來時我去找伙食管理員給你們調劑點兒。他說啥也不同意，還說不能帶頭搞特殊化。”我聽后，立即到他的辦公室問他：“豐平同志，聽說你也浮腫了？”他說：“沒事兒，沒事兒！”那天，我心情十分難過，連晚飯也沒有在他那兒吃，流著淚偷偷地回去了。

扭轉形勢的關鍵措施

　　陽春三月，冰雪融化，春回大地，萬物蘇醒，也給災區人民帶來了生機。俗話說，一年之計在於春。我們下放干部和當地干部一起，為搞好1961年的春耕生產，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要求，依照中央《緊急指示信》的有關規定，在惠民縣重點開展了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恢復自留地和集市貿易。農業合作化初期，惠民縣的農民都有自留地。自留地名義上是種菜的，實際上在糧食緊張的時候，大都種了糧食。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后，自留地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1961年春耕前，全縣全部恢復了自留地，沒有或不足的，重新予以劃給或補足，並宣布誰種誰收，不計征購。根據縣委的意見，下放干部根據本人的意願，也可以按照當地農民的標准，劃給一份自留地，由本人耕種，作為生活補貼。同時，也恢復了集市貿易，一直偷偷摸摸的私下貿易可以光明正大地進行了。

　　二是調整生產隊規模，實行生產隊核算，實行“三包一獎四固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緊急指示信》中反復強調的。按照這個精神，全縣首先調整了生產隊規模，普遍劃小生產隊，戶數比原來減少一半，一般一個生產隊是20至30戶，而且每戶的人口比過去減少，一般是每戶平均3人左右。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合得來，能夠互相幫助，齊心合力。在調整生產隊規模的基礎上，全縣貫徹落實了“三包一獎四固定”，普遍實行以產量定工分、按工分分產品的辦法，比較好地落實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從而調動了社員群眾的積極性。

　　三是實行“以糧代賑”。所謂“以糧代賑”，就是在春耕生產中，對出工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社員，每天予以一定數量的糧食補貼，一般是每出一天工給半斤補助糧。這種做法對調動社員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積極性，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四是反對特殊化，強調社隊干部（包括下放干部），特別是大隊和生產隊干部，要帶頭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時要利用業余時間種好自留地。

　　我們在貫徹落實這些政策中，感到效果最明顯的是恢復自留地。按照規定，社員（包括下放干部）每人三分自留地，自留地種的東西都歸自己所有。正因為這樣，社員群眾都精心種植自留地，既種菜又種糧，採取間作、套作等各種方法，地上地下結合，充分利用每一寸土地，使它發揮最大效益。我在下放期間，種了兩年自留地，對此深有體會。正如一些農民所說的：“自留地這個尾巴不能割，割了會死人的。”

　　在種好自留地的同時，由於措施得力，在沒有牲畜、農具奇缺的情況下，社員群眾完全憑著自己的雙手，把絕大部分荒蕪的集體土地按時種上，從而使春耕生產進展順利，夏季取得了好收成，形勢開始扭轉，“五個月工作的轉變”的要求初步實現。緊接著又乘勝前進，取得了秋季的好收成。豐收了，社員群眾的生活得到改善，浮腫、干瘦病大大減少，非正常死亡停止，農村出現了生機，農民臉上也露出了笑容。

　　由於政策穩定，1962年夏季又取得了好收成。整個惠民縣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大於公社形勢更好。我非常高興，當年的筆記本上是這樣記的：“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大於公社今年夏天有了余糧了。大於大隊是一個先進大隊，全隊夏糧總產達到4萬斤，平均畝產達到180多斤，每人可分到口糧150斤左右，再加上自留地、開荒地，每人可收200斤左右。”

關於包產到戶的調查

　　1961年，農村發生的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原因在哪裡？當時大家普遍認為，這是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反對“五風”的可喜成果。但是，我們在下面深深感到：群眾對《緊急指示信》中的各條內容的反應差異很大。其中，有些是群眾迫切要求、非常歡迎的，如：“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生產隊對生產小隊實行“三包”（包工、包產、包成本）﹔“允許社會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恢復農村集市貿易”。有些則是群眾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的，如：“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辦好公共食堂”。還有一些規定對重災區來說，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如：“少扣多分，盡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從各方面節約勞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認真實行勞逸結合”等等。

　　1961年初，毛澤東派出3個調查組分別到浙江、湖南、廣東調查《緊急指示信》的貫徹落實情況，發現了不少問題。接著，中央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討論並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農業六十條》著重解決各生產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明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是生產小隊，同時在實際上取消了公共食堂，這對進一步解決農村問題，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給毛澤東寫信，以爭取對安徽農村出現的“責任田”的支持。7月中旬，毛澤東認為“可以試一試”。這樣，“責任田”在安徽大面積推廣。到1961年秋末，安徽實行

　　“責任田”的生產隊達到了85.4%。“責任田”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在安徽出現“責任田”的同時，山東的一些重災地區的群眾也自發地搞起了包產到戶。我們在1961年春組織群眾進行春耕生產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這種苗頭。有些大隊在劃小生產隊規模，實行包工包產、不征不購的同時，實際上搞了包產到戶。這些重災隊原來平均每人佔有的耕地就比較多（人均三畝多），再加上近兩三年人口有所減少，許多耕地沒人耕種，已荒了好幾年了。與其荒，不如包下去，誰種誰收。對此，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但因為包產到戶被作為資本主義明令禁止，所以大家心照不宣，都叫“三包一獎”。1962年春，在安徽“責任田”的影響下，惠民縣少數社隊，從偷偷搞逐漸發展到半公開、公開搞包產到戶。大部分社隊在觀察領導態度，想搞不敢搞，而縣社兩級領導干部，態度曖昧，採取了不接觸、回避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1962年7月初，我回京休假，新華社國內農村部負責人於長欽和內參部主任夏公然詢問我所在縣和公社包產到戶的情況。我說，因為沒有見諸於中央文件和領導指示，我們公社沒有公開搞，惠民縣有的社隊搞了。不久前，我被派到附近的小郭村公社李家店大隊做過調查，寫了一篇《李家店包產到戶調查》。縣委第二書記任豐平把它作為縣委《參閱文件》向全縣轉發了。夏公然聽后要我馬上整理出來給他，准備在《國內內參》上發表。

　　我很快把材料整理出來交給夏公然和於長欽，他們看了很高興，准備在“隻要國富民強，何懼包產到戶”的欄題下，頭條位置編發。稿件編好上了版，但是編輯部有關領導覺得這個問題事關重大，拿不准，決定送中央審查。但風雲突變，毛澤東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把包產到戶批之為“單干風”。從此，包產到戶成為農村兩個階級、兩條道路斗爭的焦點，再度遭到批判。我這篇調查報告從“很好”也變成了“很糟”。我雖然當時被夏公然保護過關，但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歷史“污點”，幾乎每次運動都為此檢討。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981年我這篇調查報告，被中央有關部門編入《包產到戶資料選》，成了農村改革的重要參考資料。

　　1962年9月，我奉調返回北京新華社總部，從而離開了我的第二故鄉——山東惠民，結束了近兩年的下放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