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東下放蹲點

○災情出乎意料的嚴重，在村子裡轉一圈，沒看到一個人影，也沒有看見炊煙，聲息全無

○基層干部反映，這裡的老百姓過日子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盼著過，二種是挨著過

○我們比當地干部還苦，雖然帶了一些全國通用糧票，但按照不搞特殊化的規定，都沒有用

○在扭轉形勢的措施中，我們感覺效果最明顯的是恢復自留地

○山東少數社隊，從偷偷搞逐漸發展到半公開、公開搞包產到戶

　　*張廣友，時為新華社國內農村部記者，被下放到山東惠民農村，任惠民縣大於公社大於村包隊干部。

　　1960年12月16日，我作為中央國家機關萬名下放干部的一員，和新華社其他下放干部一起奔赴山東，開始了在山東下放的生活。

　　這次新華社下放到山東的干部分成兩隊，分別包了兩個縣：一個是惠民縣，一個是沾化縣。惠民隊的領隊為任豐平，是一位三八式干部，行政12級，曾任新華社秘書處處長，他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惠民縣委第二書記。沾化隊的領隊是新華社電務處處長張連生，他被任命為淄博地委委員兼沾化縣委第二書記。我是惠民隊的。我們這個隊有40多名下放干部，被分配到兩個重災區的公社包隊，分別任區委或公社副書記以及包隊（村）干部。我同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共渡難關，生活了將近兩年。1962年9月提前完成任務，又調回新華社。

參加省五級干部大會

　　1960年12月18日，我們趕到濟南時，正趕上山東省委、省政府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在濟南市職工電影院召開全省五級干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我們下放干部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主持這次全省五級干部大會的是新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仍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原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因為“五風”問題嚴重，已於10月被撤職。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以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為中心，進行整風整社，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風。會上首先傳達了中央的《緊急指示信》。原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和省委常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新村分別作了檢討。他們在檢討自己犯錯誤的原因和危害時，都講到了山東的災情，以及面臨的嚴重困難。他們說，今年（1960年）農業生產又比去年減產，而且幅度很大（20%∼30%），糧食征購任務沒有完成，城鎮供應十分緊張，不少地方出現脫銷斷糧問題。入冬以來，浮腫、干瘦病日趨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有所增加，如不採取緊急措施，形勢將更加嚴峻。

　　在分組討論舒同和張新村的檢討時，剛從外地調任淄博地委第一書記的王成旺向我們介紹了淄博地區（“大躍進”時期惠民地區和淄博地區合在一起）的情況。他說：山東是全國重災省份之一，魯西北的惠民、德州、聊城的災情與省內其他地區相比比較重，其中尤以惠民地區嚴重。惠民地區地處魯北平原，北瀕渤海，是個革命老區。這裡交通極為不便，全區不通鐵路，甚至連一條像樣的公路也沒有，致使經濟貧困落后。近幾年來，這裡的自然災害頻繁。再加上由於引黃灌溉引進的黃河水排不出，造成全區土地鹽鹼化，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去年以來不斷發生糧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當前，更為嚴重的是災情不但沒有得到控制，而且還在進一步發展。入冬以來，浮腫、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都在增加。

　　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結合傳達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發表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主要是在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認識的基礎上，從理論上進行分析，重點講了要弄清的五個問題：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與“一平二調”的區別﹔二是要弄清共產主義與平均主義的區別﹔三是要弄清大集體下的“小自由”與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區別﹔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帥與物質保証的區別﹔五是要弄清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的區別。他的這個講話，洋洋數萬言，理論色彩很濃。大家在討論中普遍認為，這個講話從理論上對農村的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討，應當說很重要、很好，但當前最重要的是解決老百姓吃的問題，理論固然重要，然而解決不了燃眉之急。為此，曾希聖決定從安徽調點兒地瓜干和地瓜蔓等代食品支援山東。但實際上安徽的災情並不亞於山東，安徽已經是自顧不暇，根本無力支援山東。

　　12月25日，山東省省長譚啟龍在會議即將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講了以下五個問題：

　　一是正確認識當前形勢。首先，對當前全省形勢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既要認清大局，也要認清困難。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三種形勢﹔其次，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勢的原因，山東的問題主要是由於舒同的錯誤領導造成的。他雖然已經檢討了，但並不等於說沒事了，大家還可以繼續揭發批判，但對各級領導來說，這畢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體情況，各級領導有各自的具體問題。舒同的檢討代替不了各地的具體情況和各級領導應負的責任﹔第三，扭轉形勢的關鍵是依靠黨的政策。要很好地傳達貫徹中央為扭轉形勢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發動群眾，政策一旦為群眾所掌握，就會產生強大的精神和物質力量，形勢就會迅速扭轉過來。

　　二是要保証實現毛主席提出的“五個月扭轉形勢”，切實抓好救災工作。要抓好“四保”，即保人、保畜、保生產、保社會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目前形勢很緊張，還有30%的人口生活沒有著落，各地必須盡一切力量盡快安排落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做好冬季生產和明年的備耕工作。

　　三是要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各項政策。強調各級領導要有堅強的意志和決心，堅決貫徹兌現，徹底糾正違背三級所有制的一切錯誤做法。

　　四是深入開展整風整社運動，糾正“五風”，肅清影響。強調：整風整社必須圍繞當前救災工作進行﹔必須採取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兩頭擠”的辦法，加強領導，充分發動群眾﹔整風整社要有步驟分批進行，從現在起到明年5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點是三類社，用一個半月時間﹔第二批重點是二類社，用一個多月時間﹔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個多月的時間。

　　五是制定1961年生產計劃，爭取農業大豐收，扭轉形勢，改變面貌。明年全省糧食計劃播種面積為9000萬畝，產量為230億∼250億斤﹔棉花900萬畝，產量為270萬∼300萬擔﹔花生600萬畝，產量10.8億斤﹔烤煙100萬畝，產量110萬擔﹔麻65萬畝，產量65萬擔。明年全省糧食征購任務56億斤。

災區系列調查

　　全省五級干部大會開了整整一星期，12月25日結束。我們這些下放干部心裡都很著急，想盡快到受災的群眾中去。因此，會議結束的第二天（12月26日）上午我們就離開了濟南，中午到達當時淄博地委所在地——張店，在地委招待所用過午餐，下午3點乘大卡車北行，從張店到當時惠民縣委所在地北鎮。晚上7點，擺渡過黃河，到了北鎮。

　　北鎮是黃河岸邊的一個小城鎮。我們在那裡住了兩天，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簡要向我們介紹了縣裡的情況。他說：惠民縣是重災區，問題嚴重，縣委准備春節前召開四級干部大會，傳達中央《緊急指示信》和省委五級干部大會精神，糾正“五風”，進行整風整社。現在還有一段時間，你們可以先下去熟悉情況，搞點調查研究，然后回來參加四級干部會。

　　12月29日，我們離開北鎮到了惠城公社，30日到這個公社災情最嚴重的翟家大隊，當晚就住進了大隊部。第二天，我被分配到這個大隊的重災區馬西小隊。這裡離大隊部隻有兩裡路。翟家大隊黨支部書記郭玉山用自行車把我的行李帶到馬西小隊，一路上我們邊走邊談邊看。這裡的土地已經一片荒蕪，到處是白茫茫的鹽鹼灘，所有樹木已被砍光，有的樹根也被挖走。走進村裡，都是泥土房，有些多年失修已經倒塌，有的隻剩下斷垣殘壁，村子裡聲息全無，一片寂靜。

　　我被送到一家姓尚的農民家裡的南房住下，到下半夜剛剛迷糊了一會兒，就被凍醒了，怎麼也睡不著了。天剛剛放亮，我就起來了，想幫房東掃院子，可是找不到掃帚﹔想挑水，也找不到水桶，真是家徒四壁，一無所有。於是我就在村子裡轉轉，轉了一圈沒看到一個人影，也沒看見炊煙，依然是毫無聲息，一片寂靜。

　　按照中央對下放干部的要求，下放干部要同當地群眾實行“三同”，“同吃”即是其中的一條。《緊急指示信》第九條強調：“公共食堂必須辦好”，“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是辦好食堂的關鍵”。但是，我們到了惠民以后，了解到全縣農村的公共食堂，因為沒有糧食，入冬不久就全部垮了。我們下放干部的吃飯問題成了一大難題。最后經公社研究決定：有條件能到社員家裡吃飯的，就盡量爭取到社員家裡吃飯﹔實在不行，就暫時分別集中到所在大隊部吃飯。當時，我想為了實現“三同”，盡量到農民家裡吃飯。我把我的意見告訴了馬西小隊的干部。村干部說這很難辦，並告訴我，我的房東是個出身成分好的老實庄稼漢，他家的生活條件在全村是比較好的，原來安排我住在他家就是想讓我吃住都在他家。村干部把這個想法跟我的房東說了，但房東表示，住可以，在一起吃飯有困難，因為自己都沒得吃，給我吃什麼，即使把我的那份口糧（按當地脫產干部標准每月17斤地瓜干）全交給他們也解決不了問題。房東明確表示，不希望佔我的“便宜”，不忍心讓我和他們挨餓。后來，我又親自給房東說，要與他們同吃，有難同當，不怕挨餓。這家主婦聽了以后，感到很為難，沒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讓我到廚房看看。

　　我到廚房一看，灶堂上是一口缺塊茬兒的破鐵鍋，旁邊有個類似砂鍋的瓦罐。她說，現在不光是沒糧食吃，沒柴燒，甚至連口像樣的鍋都沒有。家裡原來的鐵鍋，“大煉鋼鐵”時被砸了﹔不久前，公共食堂散伙后，讓各家自己做飯吃，隻好用這口破鍋對付。大隊書記郭玉田說，現在幾乎是家家戶戶都缺鍋，供銷社隻有公共食堂用的大鍋，家庭用的小鍋沒有貨。我明白房東主婦的意思，就再也沒有提及要和他們在一起吃飯的事。

　　翟家大隊曾有個干部食堂，不久前也解散了，干部們都帶著自己的口糧回家吃飯了，但那套炊具還在。為了解決我們這些下放干部的吃飯問題，公社指示，這個干部食堂重新開伙。這樣，我們附近幾個大隊的8名下放干部，早晚兩餐都集中在這個食堂吃飯。

　　馬西小隊有48戶人家，不到200口人，我來之后都走訪了一遍，了解了一些災情，發現浮腫、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非常嚴重，而且還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根據我的請求，翟家大隊從食堂調出100斤棉子餅（根據縣領導指示，公社補助給下放干部的代食品），支援馬西小隊的一些特困戶，這是我在馬西小隊調查中做的一件實事。

　　1961年1月11日，根據縣委指示，我們全體下放干部集中在北鎮，參加惠民縣四級干部會議。會議的重點是：揭發批判以惠民縣委第一書記孫銘春為首的惠民縣委，背離黨中央指示，大刮“五風”所犯的嚴重錯誤。

　　這次會議開了整整半個月。在分組討論時，一位代表的發言概括了全縣人民群眾生活的實際情況。他說，這裡的人們過日子有兩種現象：一種是盼著過，他們盼著好年月，盼著黨中央和毛主席能夠知道這裡的災情，早日得救！另一種是挨著過，對目前生活沒有辦法，挨過一天是一天，有吃就吃，沒有就拉倒，挨到哪天算哪天。

　　在分組討論的基礎上，李宅公社黨委書記張××代表部分公社書記，在大會上發言。他在發言中舉例介紹了所在公社的受災情況以及人民群眾非正常死亡的情況。與會者聽了他的發言，大多流出了淚水，會場上一片抽泣聲。大家說，像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如果不是反“五風”，根本就沒有人敢反映。大家深信，現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已經知道下面的一些真實情況，並採取了果斷措施，著手進行解決。這次會議總算是把蓋子揭開了，使人們看到了希望。

　　縣四級干部會議結束后，我們下放干部又向縣裡提出要求，再找一個災情嚴重的公社做典型調查。縣裡領導說可以，遂決定我們到災情嚴重的胡家集公社，一方面救災，一方面搞些調查。

　　春節前，我們來到了胡家集公社。我被分配到李家大隊皂戶楊生產隊。胡家集公社離縣城70裡，是個災情很重的鹽鹼化地區。在我們到達胡家集第二天，我就一個人帶上行李去了距公社3裡多路的皂戶楊生產隊。我走出胡家集極目遠望，依然是目無阻擋，一片片平坦的耕地成了白茫茫的鹽鹼灘。這裡地處黃河沿岸，屬於“大躍進”時期新修的水利工程——引黃灌區的一部分。本來是想引進黃河水灌溉，促進農業生產，但沒想到引進的水有進無排，蒸發之后出現鹽鹼化。走進村裡，到處蒿草叢生，許多房屋已經倒塌，一片寂靜，不見人影。我一進村就想找這個生產隊的黨支部書記楊慶吉，但走了一家又一家，不見一個人影。最后，好不容易碰到一個30多歲的婦女，經她指點，才算找到了楊慶吉。

　　楊慶吉如實向我反映了該生產隊的災情。按照縣四級干部會議的精神，災區的首要任務是保人，於是我到皂戶楊生產隊后中心的任務是搶救危重病人。我逐戶走訪了這裡的每一家，並對這裡的50多名危重病人採取了措施，把他們送到大隊療養院治療。對那些自己還能夠生活的重病人，把補助糧和代食品送到他們家，口糧每天不足6兩的一律補足6兩，達到6兩但生活仍有困難的，酌情再補助一些棉子餅、地瓜蔓等代食品。春節前每人還補助了2斤面粉，讓家家春節都吃上了水餃。群眾非常高興。